讓歐洲的藝術權威機構挑選他們看中的，符合他們的審美情趣和藝術價值觀的台灣文化來展示，對台灣來說是必需的，台灣人也一定有興趣通過這個萬花筒了解異國情調里的自己。然而讓世界了解台灣人自己的審美，台灣自己的藝術價值觀，台灣民眾對自己文化的選擇，是台灣文化身份的存在所不可缺少的另一面。
台北與歐洲引人注目的文化合作
2010年12月，台灣文建會屬下的巴黎台灣文化中心非常地忙碌。它在巴黎和布達佩斯與知名藝術機構合作舉辦了三場大型的活動。一是在法國電影資料館舉辦台灣導演楊德昌的回顧展，接下來是在巴黎的網球場國家藝術中心（Jeu de Paume）舉辦台灣紀錄片展，12月16日台灣當代藝術大展 "台灣響起" ( Taiwan Calling ) 在布達佩斯穆查諾克（Műcsarnok）美術館與路德維希當代美術館（The Ludwig Museum –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同時開幕。
對巴黎台灣文化中心來說，這是很有成就感的業績。從文化交流的角度講，這幾個展覽落實了文建會主委盛治仁先生強調的要突出具有標誌性的文化活動的主張，因為它們規模大，能見度高，媒體效應強。台北政府可以確信異國異鄉的觀眾通過這些文化櫥窗有機會對台灣產生興趣。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層面，這幾個展覽都為駐法國台北代表呂慶龍先生鋪墊了非正式外交平台，讓呂慶龍在開幕式演講和雞尾酒會中傳遞台北政府的聲音，並從事國際公關。
熟悉西方的台灣藝術專家受到台北重視
應該說，這也是巴黎台灣文化中心的主任陳志誠在歐洲建立展示台灣文化新模式的開拓期讓他覺得有說服力的案例。這幾個展覽機構，無論哪一個都至少在本國具有權威性，甚至名震歐洲。陳志誠還特別組織策畫了與展覽有關的文獻的出版，比方說，在楊德昌電影回顧展的同時，他牽頭讓法國知名藝評人組織專家合寫一本具有學術價值的楊德昌電影研究的專著。另外他充分利用與台北合作的歐洲知名的藝術機構的媒體資源，讓這些合作文化活動受到當地主流媒體的關注和評論。比方說，楊德昌電影回顧展還沒開始，與法國國家電影資料館關係密切的法國 « 世界報 » ( Le Monde ) 影評人 Jacques Mandelbaum 就以 « 拍了兩部傑作的導演 » 為題寫了文章，給予楊德昌很高的評價。
陳志誠談楊德昌
為了做到這一步，台北花了不小的功夫。每一個項目，巴黎台灣文化中心負擔幾乎一半的經費，這讓在經濟危機的尷尬中，國家預算撥款越來越緊縮的歐洲的國立藝術機構打心眼裡高興。而台灣政府每年撥出至少兩百萬歐元的經費支持巴黎台灣文化中心的人員薪資和運作。另外，台灣文建會和外交部非常重視陳志誠這位曾在巴黎接受教育的前台灣國立藝術大學美術系主任，知道他是一個熟悉歐洲藝術術語和思路，能促進台灣文化與外國文化順利兼容的人，不僅為他配備了四五個不施粉黛，三頭六臂得象女戰士一樣能幹的助手，而且還破例把他的任期從三年延長到六年。
台北的錢，歐洲合作者的橡皮圖章
然而，巴黎台灣文化中心的工作和在台灣的文化機構並不完全一樣。它要接受台灣文建會和外交部的雙重領導，換句話說，巴黎台灣文化中心的工作承擔了為台灣非正式外交服務的任務。在這個特定的框架里，尤其是當藝術與政治邂逅的時候，通常被忽視了的誰決定藝術價值觀的問題就要接受外交思維的檢驗。
那天在和陳志誠先生的談話中聽他說，布達佩斯的展覽的策展人選的台灣藝術家中，有幾個不是那麼讓他滿意，但他無可奈何。既然交給他們的策展人去做，他們選了，就只能接受，並配合他們。陳志誠表示，有時候，真的想自己來策展，自己來選藝術家。
這幾句話，其實說到了問題的核心 : 價值取向的問題。由誰來決定台灣的文化價值，是台灣人自己還是由歐洲人來決定。
很明顯，最近這三個展覽都是由歐洲人來決定什麼是可以登上他們的美術館的作品，什麼不是。網球場藝術中心裡的台灣影像作品是台灣出錢把網球場的策展人丹妮兒.依邦 Danièle HIBON 專門請到台北去挑來的，布達佩斯展出的作品也是路德維希當代美術館的策展人 Róna Kopeczky 挑的。楊德昌是在嘎納電影節得過獎的導演，已經獲得了法國最高規格的電影節的認可，因此進法國國家電影資料館是 « 夠資格的 »。
有意思的是，被台灣人當作半個美國人看待的楊德昌雖然在歐美小眾電影圈裡受到崇拜，被視為台灣文化的驕傲，但在台灣本土，他的電影到今天都沒有得到市場認同，一直都沒有什麼票房。« 一一 » 這部十年前就在法國獲獎的作品，在台灣到現在都還沒有公映過。受西方教育的台灣電影學者說，這是因為台灣普通觀眾的審美趣味單調。
這說明，這三個展覽呈現出的文化是歐洲人眼裡的值得崇尚的台灣文化。視角是歐洲人的，趣味是歐洲人的，價值觀是歐洲人的。通過展覽，通過媒體，通過文獻，通過展出機構的知名度，這些文化作品在歐洲被蓋上了當地價值認可的橡皮圖章。
台灣文化的本土價值觀在非正式外交中的意義
從外交的角度來講，文化是需要交流的，既然是交流，台灣自然高興看到歐洲國家對台灣文化的審美趣味，價值取向，歐洲人在台灣作品上蓋的文化橡皮圖章說明的是在選擇他們喜歡的台灣文化的同時，他們對自己歐洲的文化身份和價值取向的信心。
那交流的另一面，台灣人自己看重的文化，自己喜歡的文化，台灣人自己的審美情趣和價值取向又在哪裡能夠得到反映和展示呢？比方說，在台灣被民眾熱捧，在當地報紙上的照片放得比總統都大的歌星，能不能大大方方地走到歐洲的舞台上跟大家說，我在台灣紅透半邊天，因為台灣的歌迷喜歡我，在歐洲我想讓大家看看台灣人喜歡的音樂是什麼樣的，台灣人是怎麼娛樂的。
過去台北在巴黎的外交官也辦過他們自己找來的台灣年輕歌手的演出，但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歐洲主流文化不太可能接受他們，所以不值得在這方面多費力氣。
如果被台灣人喜歡，代表台灣價值觀的文化可以拿到歐洲來，那說明，台灣與歐洲的價值觀在切磋，在交流，甚至在兼容。如果不能拿出來交流，那隻能留下民族和文化自信的疑問，只能留下台灣身份認同的疑問，只能留下台灣是否有自己的價值觀的疑問。假如不能在國際平台讓大家在了解歐洲人眼裡的台灣文化的同時也了解台灣人自己眼裡的台灣文化，假如只能局限在歐洲合作者的價值觀的框架里以出資的方式合作，那文化交流和兼容的切入點又在哪裡，在這種可能出現的被動中，以文化為平台的非正式外交的底氣又在哪裡呢？
邏輯地推理，不同文化價值觀也可能聚焦產生共識，也就是說找到大家都喜歡的文化內容。但在實際工作中，楊德昌的例子和布達佩斯美術館選藝術家的例子明確顯示出不同文化價值觀的歧異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爭的事實，因為世界無論多麼現代，全球化無論走得多麼遠，文化的地域性，特殊性和民族性仍然存在。這樣的差異造就了不同的價值觀。如果放棄台灣人的文化價值觀，也就是對台灣人眼中的台灣文化的地域性，特殊性和民族性的放棄，也就是對台灣人自己的文化話語權的放棄，對台灣的文化自信的放棄。這種放棄如果成為事實，台灣的非正式外交中有限的主動將進一步縮小。
台灣文化的價值由誰來決定的問題也許將是在台灣文建會和台北駐法國代表呂慶龍的雙重領導下的陳志誠先生在他未來的制度性建設工作中會預見到或是實際面臨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外交框架外，並不明顯，一旦放到外交框架內，就顯而易見，因為在國際層面上對不同價值觀的相互尊重涉及到身份認同，地域認同，文化認同，涉及到平等和尊嚴。
後記
讓歐洲的藝術權威機構挑選他們看中的，符合他們的審美情趣和藝術價值觀的台灣文化來展示，對台灣來說是必需的，台灣人也一定有興趣通過這個萬花筒了解異國情調里的自己。陳志誠領導的巴黎台灣文化中心正在出色地完成這方面的工作，無論從展覽的規模和影響來說都是第一流的，並且是突破性的。
然而讓世界了解台灣人自己的審美，台灣自己的藝術價值觀，台灣民眾對自己文化的選擇，是台灣文化身份的存在所不可缺少的另一面。雖然這種呈現不一定通得過與實際情況可能脫節的量化指標的數據衡量，在國際上不一定有標誌性的能見度，不一定能立即在外國媒體中處於主流地位。
對這個現實，在台北忙於機構改組，研究資源集中整合之後如何出台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政策的未來的台灣文化部不一定接觸得到，但台灣外交部門非常清楚。
我們注意到這兩天駐泰國台北代表處的新聞組組長，之前在新聞局電影處擔任處長兼發言人的陳志寬先生和台灣粉絲熱捧的電影演員藍正龍一起在泰國參加活動，介紹台東和宜蘭的風景。
在巴黎，駐法國台北代表處的新聞組組長劉代光先生正在組織台灣知名的民謠歌手陳綺貞和原住民歌手舒米恩明年一月在巴黎和嘎納的演出。這是繼台灣流行歌手蘇打綠之後，台北在巴黎的外交團隊組織的讓法國人親眼看到台灣人是如何娛樂，如何選擇自己的文化生活，展示台灣人自己的文化價值觀的新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