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衝擊波迅即蔓延至阿爾及利亞、埃及、也門等阿拉伯國家。在聲勢浩大的埃及民眾示威遊行衝擊下，埃及穆巴拉克政權風雨飄搖。很可能，埃及將是阿拉伯國家民主革命的第二塊多米諾骨牌。無論短期形勢如何發展，可以肯定的是，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突破以後，當今世界上的任何專制政權，無論是處於那一地區，無論是經濟發展近況如何，均無法迴避本國民眾自由、民主的訴求。
從價值訴求、社會演進、現代性推進的角度上講，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只不過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邏輯發展。突尼斯專制政權的崩潰同柏林牆倒塌而引發的共產主義制度之崩潰雖有文化區域之差異，但卻具有異曲同工之實，均是現代公民對普世價值之追求的共同歸屬。
普世價值超越文化宗教
不過，針對這一從普世價值角度所推出的結論，也許會有人提出反詰：人類即使有普世價值的共同追求，但文化傳統、宗教差異、社會發展等因素仍然十分重要。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地區，特殊有可能遏制普遍，傳統的惰性有可能壓倒對現代性的追求，專制也有可能藉助經濟的暫時繁榮抵制民主潮流。突尼斯以及接踵而來的阿拉伯地區的變局的意義的重要不僅在於證明了普世訴求超越文化，超越宗教，也在於阿拉伯革命潮發生於世人往往認為最不可能發生的穆斯林地區，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特殊論。此前，出於對恐怖主義的恐懼，阿拉伯地區激進伊斯蘭的存在不僅成為此地區專制政權延遲政治改革，忽略民主訴求，維持獨裁專制的借口，也是西方社會倚重某些專制政權進行反恐的有力憑據。
兩害相權取其輕。長期以來，在伊斯蘭激進勢力當政與世俗專制之間，世俗專制優於極端宗教勢力已是歐美民主國家的共識。然而，突尼斯、埃及的民主抗爭打破了這一神話。突尼斯民眾明確告訴世界，世俗專制與神權政治並非伊斯蘭世界的宿命，政治與宗教的分立在阿拉伯世界也是可能的。
從目前突尼斯革命政權重建的進展以及埃及民眾街頭抗爭的推進來看，此次阿拉伯世界革命不僅從價值訴求上彙入1989年以來東歐民主變革的歷史大潮，也從革命的路徑上具有相通性。
後共產主義革命的相通性
同東歐後共產主義革命一樣，茉莉花革命同樣需要推翻舊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政權的更換，但不尋求政權的專有。這種革命不需要經過長時期的武裝鬥爭，不需要“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強大的軍隊，也不需要嚴密的政黨。這種革命可能有自己的靈魂人物，但這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條件。革命的必要條件是舊政權的極度腐敗，是社會公眾的人心所向，是個體獨立意識的覺醒，是民主參與的訴求，是統治者內部的分裂，是世界潮流的推動。同東歐後共產主義革命一樣，茉莉花革命是沒有政黨，沒有領袖，沒有組織，沒有預謀的革命。當然，二者也存在着區別。目前我們所處的時代是網絡時代。茉莉花革命是網絡時代的革命，網絡革命無須陣地，甚至無須籌備。信息技術的潛在空間，衝破了國家暴力的鉗制。民主自由普世價值共識的擴大，公民社會通過網絡的傳播與表達，可以迅速化為衝破專制的海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