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家、維權人士艾未未於4月三日在北京機場“被”失蹤之後，引起全球輿論的極大關注。不僅歐美各國政府反應迅速，相繼發表正式聲明，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艾未未，歐洲議會、國際人權團體，文化與藝術團體，包括世界各大博物館也均參與了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艾未未的行動。艾未未的失蹤，在中國國內、港澳台也激起了強大反彈。可以毫不誇張地講，艾未未的遭遇以及聲援艾未未的全球性動員程度超過了對諾貝爾獲獎者劉曉波被判刑所激起的反響。
之所以講艾未未被失蹤，是因為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仍然沒有就艾未未的去向給出正式的說明。這也正是自阿拉伯世界掀起茉莉花革命浪潮以來，滕彪、唐吉田、江天勇等幾十名律師的命運。不過，官方媒體抹黑艾未未的宣傳攻勢實際上已經承認艾未未的失蹤乃是政府所為。
艾未未是世界知名的大藝術家，艾未未被抓之後世界的強烈反應就是明證。中國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艾未未在世界上的地位與影響，知道仍然採取行動，顯然有着更深層的含義。
艾未未是中國公民社會結出的燦爛果實
艾未未被抓當然不是由於其藝術活動，唯一可以解釋的理由是艾未未以其著名藝術家之身，以藝術與語言為表達手段，為弱小者伸張正義，為受害者爭取權益，為公民社會擴展空間。相對於由於起草08憲章而被判十一年監禁的劉曉波，艾未未的定位只能是一位有良心、敢真言的藝術家。他沒有系統的政治論述，也非政治異議人士。他是一位嫉惡如仇，敢於呼喊、敢於實踐公民權利的當代豪傑。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政府似乎不應該抓捕艾未未，因為艾未未代表的至多是中國成長艱難的公民社會，而非在政治權力領域裡同政府較量。
那麼，中國政府又為何要對這樣一位藝術家下手呢？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鄧小平發動經濟改革。一個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儼然君臨中國大地，這即是政府給民眾打開經濟發展的空間，經商創業的路敞開着，但是政治空間則是黨的獨霸天下。於是，任何人，只要在政治領域挑戰權力，無一例外均會遭到鎮壓。長期以來，政府與社會似乎也大致遵循這一默契。眾多的民運人士包括劉曉波的被捕，都可以用這一邏輯來加以解釋。在這一新的社會契約的隙縫中，中國公民社會從無到有，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機會。二十年來，中國律師階層的成長，媒體人獨立意識的確立，以互聯網為言論陣地的公民社會的覺醒等因素，也間接得益於這一社會默契。從某種意義上，艾未未本人未嘗不是這一公民社會發展所結出的燦爛果實。在此前，律師、記者等各類維權人士，雖然被重重打壓，但相對於政治異議人士來說，界線仍然是分明的。即使是如高智晟律師被失蹤事件，也可以從他本人直接介入法輪功事件，從而越過了共產黨的紅線來加以解釋。
向公民社會宣戰
然而，艾未未事件卻打破了這一社會與官方的契約。艾未未事件標誌着一種轉折。這一轉折意味着官方越過政治的紅線，將政治的禁區向公民社會領域擴展。而這一轉折的背景既是今年初起於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浪潮，也是官方對封禁互聯網破功的自覺意識。茉莉花革命給中國當局的警示是：僅僅防範公開的政治異議人士不足以防止丟掉政權，在公民社會噴薄欲出的今天的中國，公民、法制、律師、網絡等均是專制政權的大敵。從這一意義上講，此次被抓的雖是藝術大師艾未未，但目標則是整個公民社會、網絡空間的活躍分子，是對公民社會的某種宣戰。這也解釋了為何艾未未事件會激起如此強烈的反應：只要你自覺是公民社會的一份子，有捍衛公民權利，爭取言論自由之心，有匡扶社會正義，維護弱小之志，你就會從艾未未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就在某種程度上會對艾未未的遭遇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