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準備，法國政府推出了退休制度改革計畫。根據相關計畫，法國將把現行的42種退休制度逐步合並為一個統一方案，建立一個全民統一的積分體系，旨在實現社會公平、並縮減養老金體系的嚴重赤字。為了反對此一改革計畫，法國的多個工會組織於12月5日在全國範圍掀起了一場規模巨大的罷工行動。
實際上，退休體制改革的話題是一個十分敏感的政治議題。如何看待這場罷工行動？總統馬克龍為何堅持推進改革？旅法學者、歷史學博士劉學偉先生對諸多問題進行了解讀。
法廣：法國民眾似乎十分喜愛以社會運動的方式來表達不滿情緒。現在，為了反對退休制度改革，多個工會組織再次發起罷工運動。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劉學偉：我周一從法國東郊去北郊辦事。因為罷工，沒敢坐地鐵，自行駕車。從A86一線繞行，往返70公里，途中竟花了6個小時。算是體會了一把罷工的威力。
不過我還是想起了1995年，當時的總統希拉克試圖改革公務員退休制度。記得在整整一個月中，巴黎的公共交通完全癱瘓，最後，連軍車和塞納河上的郵輪，都被政府動員出來維持最起碼的公共交通。最後，希拉克在民眾的激烈抗議下，被迫放棄了是項改革。
我也想起了，2010年，薩科齊的上一輪對退休制度的改革。由於有了“最低公共服務法”的保駕，地鐵系統沒有完全癱瘓。工會想出的堵煉油廠的新招，也被薩科齊派軍人把障礙物和抗議者強行搬走而失效。最後，薩科齊在做若干在若干妥協之後，居然成功地把法國的最低退休年齡從60歲分五年推遲到62歲。
這項改革，我是直接的利益受損者，我也多做了4個月，猜得到退休的權利。但我支持這種必須的改革。
今次，民眾抗議手段，其實已經更少。比如你是不是還沒有聽見，工會組織人去圍堵煉油廠。同樣由於“最低法”的保障，上下班時段，民眾還有起碼的公共交通工具可以使用。當然還是造成很多擁堵，但總是比上兩次更輕。
法廣：您認為，去年發起的黃馬甲運動和今次的工會罷工運動連番不斷，是否動搖了總統馬克龍的地位？
劉學偉：在我看，總統現在的執政地位，其實比當年的希拉克和薩科齊更穩固。比如，那個黃馬甲運動，拖了超過一年，多少場暴力活動，他都頂了過來。數月以前的歐盟選舉，他的前進黨的得分比起當選總統時並無下降。而兩個主要對手，領袖無名的共和黨和梅郎雄的不屈黨的民意都大大下降。而社會黨早已潰不成軍。馬克隆的政治對手，就只剩下國民聯盟的勒龐。但是，至少在數年之內，多數的法國人，怎麼可能支持極右的她來當法國總統？所以，若無重大奇蹟，馬克龍總統在下一屆連任真的風險很小。在這個基本選情下，我個人認為，他其實無需做出什麼重大讓步，就可以把他的改革方案走完程序、變成法律。
上次薩科齊的改革的核心內容，是把法國人的退休年齡延長兩年，是觸及到所有人的利益。這次馬克龍的改革的核心內容，是把那42種不同的退休制度儘可能地拉齊。那些享有各種特權的人的數量畢竟少得多。他們的抵抗能力肯定更少。
法廣：您如何評價如今各大工會組織領導人與政府之間展開的較量？目前的困局可能以怎樣的方式得以解脫？
劉學偉：我覺得現在的工會領袖講得不是道理，就是與政府比拼，看誰打得過誰？其實本人想到一個極具說服力的辦法來讓那些特殊退休制度的享受者明白他們的要求的不道德與不合理，就是建議他們為自己的各種特殊退休制度建立獨立的退休金金庫，他們自行繳納，自行享受。想每個月交多少個%的退休金攤款，在什麼年齡退休，擁有多少退休金，都可以由他們自行決定。不過他們自己要明白，三項選擇互相牽制，不可能既要留下整張牛皮，又不肯付買牛皮的錢。不必真兌現，只要計算並公布出具體數字來，把這個自力更生的方案和吃別人的大鍋飯的方案一比較，那些特權者就應當明白，長時間以來，他們佔了廣大法國人民多大便宜。廣大法國人民看到這個具體的數字一定也會比以前更加地憤慨。那些工會領袖們的囂張氣焰，是不是就可以小很多？
法廣：您覺得，法國的現在的制度，可以正常地對付這樣的罷工運動嗎？
劉學偉：曾經一度，我認為法國的制度已經積重難返，很可能無可救藥。但是，我現在發現還是有可能的。比如薩科齊的改革，就是成功嗎。比如現在法國人還是回到了至少是中間路線，放棄了左傾路線，選舉中間立場的馬克龍當選總統以後，法國在各個方面還是有所起色。本人現在對法國的前途恢復了一點信心。
如果這一役，馬克隆可以堅持到底，在經過廣泛協商修正之後，把事關重大的退休制度改革搞成，個人似乎就可以期許，法國現行的制度，還有可能應付困局，找到出路。
法廣：您如何評判法國左派、工會運動與法國的福利制度間的關係？
劉學偉：我是一個中間派，頂多有點偏右。我對左派，法國、乃至整個西方的左派並沒有敵意。比如說，我真的還是認為，當今西方的這個相對自由且公平的社會的建立，左派還是有很重大的歷史貢獻的。甚至可以說，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整個上升時期，在法國就是直到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左派的貢獻都是主要的。這個貢獻就是，通過鬥爭，從日益增長的社會財富中，為普羅大眾爭取分得更大的一份。但是，自從西方的經濟從19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機開始進入困境，社會總財富的增長開始停滯，甚至局部開始收縮，左派鬥爭的實質內容就成了捍衛已經獲取的利益不得喪失。具體到法國而言，本世紀以來，幾乎所有的經濟社會立法，就都是在不得已地去縮限勞工權益了。而公眾的每一次抗爭，都是不肯接受這種縮限。
這裡就暴露了西方體制的一個根本缺陷，就是一切公共利益，都有剛性，只能增加，不能減少。給利益，那就如同幼兒園裡的小孩坐滑梯，要多容易有多容易。現在經濟困難了，要收回來一點，那就像讓人把已經吃下去的東西吐出來，那就是：要多困難有多困難了。我把這個現象稱之為：在西式民主制度下的“公眾貪慾”。
西方現行的普選制度顯然恨難抵禦這個貪慾。因為在這樣的制度下，政客們為了贏得選票，不得不竭盡全力，向只顧眼前的公眾允諾更多的利益。現今法國/西方的公眾會不會在危機面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我們正在等着一起看事實。
法廣：您如何看待福利制度？這種制度應該還是有很多正面意義的吧？
劉學偉：那是當然。適度的社會福利自然可以大大增加社會的和諧度，是社會進步的必經之路。但法國如今過度的社會福利付出的代價可不僅僅是財政赤字。更甚者是過度加重企業負擔，損傷法國整體經濟競爭力。大批的知識精英和有能力投資者不堪重負逃離法國。還養出大批懶漢，招來大批的偷渡者。總之，如果福利制度過度，就是一種逆向淘汰。
法廣： “公眾貪慾”的提法有點意思。不過不同的社會群體，似乎“貪”的程度應該有所不同？
劉學偉：的確，有句俗話說：“會鬧的孩子有更多的糖吃”。在法國社會利，這些會鬧的孩子最典型的就是有持無恐的國營企業員工，因為再怎麼鬧，他們所在的企業也不可能關門。由於天然壟斷的地位，巴黎的公交系統的員工，又是最有能力綁架公眾利益的自私群體。他們早已毫無道理的特權地位就是通過這樣一次次的綁架得以延續至今。
法廣：法國人現在情緒如此不穩，除了分配問題，還有其他更深層次的原因嗎？
劉學偉：那是當然。經濟的全球競爭力下降，才是西方社會陷入困境的進一步原因。這方面分析過的人很多，而且稍微細說，就會耗費太多的時間。在此，我想越過經濟，直接去尋找更深刻的，很少有人提到的，西方現行的意識形態的嚴重的結構缺陷。這些缺陷之最明顯者，就是權利與義務的嚴重不對稱，誇張一點說，就是“權利爆炸”。而這個爆炸，很可能就是西方陷入當下困境的真正邏輯根源。
大家都知道，法國對人類作出的一個偉大貢獻，就是在1789年，發布了一篇震驚寰宇的《人權宣言》。這個人權宣言，以後在法國還有多個版本。最後還有二戰以後聯合國公布的《世界人權宣言》。這個人權二字，就成了西方價值觀的最核心的概念，名傳遐邇。可惜大家都忘記了，在1795年，這個法國《人權宣言》的第三版其實名稱略有不同，叫做《人和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宣言》。其中列了22條人的權利和9條人的義務。
十分遺憾的是，法國以後乃至聯合國的《人權宣言》都沒有繼承這個把人的權利和人的義務並列起來陳述的方法。這應當是當代人類思想發展的一個重大失誤。一直下來，人權的呼聲可以說是震耳欲聾，無遠弗屆；而“人義”（趙汀陽的說法，“人的義務”的簡稱）的呼聲則微不可聞，被大家忘得太過乾淨。太多的人都念念不忘這一大堆的權利而並不想為這些權利盡必須的義務，正是這些權利無法兌現的根本原因。
我最後想問的一個問題是：這種根本性的醒悟，在當今的西方，可能出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