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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國務卿熱門布林肯:拜登與特朗普的對華方式存在深刻不同

美國2020年大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外交政策顧問,曾在奧巴馬執政時期擔任過拜登副總統國安顧問、美國副國安顧問和副國務卿的布林肯(Tony Blinken)10月18日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專訪中回答了,如若拜登當選其在對華政策上與特朗普總統的差異問題。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與外交政策顧問布林肯資料圖片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與外交政策顧問布林肯資料圖片 ©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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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紐約,在童年隨離異的母親再婚後長於法國巴黎的布林肯本科畢業於哈佛大學,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作為在大西洋兩岸從事律師職業出身的他,曾於1988年參與幫助當時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與時任共和黨人,里根的副總統老布什競選。作為資深民主黨人,布林肯後自1994至2001年期間在克林頓總統任內於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供職。2009年奧巴馬上台後,他曾相繼擔任過拜登副總統的國安顧問、美國副國安顧問和副國務卿。作為此次拜登競選團隊的外交顧問,一旦拜登當選,現年58歲的布林肯被認為是未來接任美國國務卿的熱門人選。

布林肯星期日接受了親民主黨的CNN著名主持人法里德·紮卡利亞(Fareed Zakaria)的專訪,並就拜登的外交政策和在處理對華關係上與特朗普陣營的不同作出了回答。紮卡利亞在採訪中介紹到,布林肯作為拜登的外交政策顧問至今已經近20年。紮卡利亞稱,大家都知道特朗普認為世界坑了美國,美方在過去達成的聯盟和貿易協議中佔有不利地位。他問道,“是什麼讓拜登富有活力,他的外交政策世界觀的核心是什麼?”對此,布林肯回答說,“拜登副總統從這個主張開始,不管我們喜不喜歡,世界都確實不會自我組織。”

布林肯續指,“直到特朗普政府前,美國在組織(世界的工作上)扮演了領導的作用,幫助寫下規則,確定規範,及建立管理國家之間互動的相關制度。”他說,“毫無疑問,我們在這一過程中犯下了不少錯誤,但我們過去因此更好”。他認為,特朗普在執政後讓美國放棄這一職責,使美方從盟友、夥伴、國際組織和努力得來的國際協議面前“全面撤退”。布林肯稱,當美國不再參與這一職責,不再於國際事務上展現其領導力就會有兩種可能性出現。他說,要麼其他的國家或許以不會促進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的方式取代我們的地位,要麼或跟第一種結果可能一樣壞,沒有國家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他認為,這則可能導致國際上的權力真空而造成混論和壞事地發生。

布林肯指,這兩種可能都對美國不利。他說,“拜登從我們需要重新樹立美國(對國際事務)參與和領導的主張出發,我們將再次日復一日地出現在(處理國際事務的前沿),並以外交手段進行領導。”他表示,拜登的外交政策對象並不是2009年或2017年的世界,而針對的是當下和其團隊預期將成為的世界。這包括多個不同的正在崛起中的力量和新的參與者。他稱,“其中很多參與者受到了科技和信息地授權,而如果要取得進步就應讓他們加入合作”。布林肯指,在處理國際政策時拜登看重謙虛和自信,謙虛是因為儘管很多世界上的問題並不直接與美國有關,雖然可影響到美國但卻不能立即得到解決,而自信是因為“拜登相信美國在儘力而為時仍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有能力,讓其他國家在積極和集體地行動中前行”。

紮卡利亞談到,如若拜登當選總統其在對華政策上似乎與特朗普的主張非常相似。他說,“特朗普經常指控拜登太過親中,但拜登發表了強硬的對華政策表態,聽起來他將跟隨特朗普採取一個非常類似的對華政策,包括將盟友放入其中,並強調與美國的盟友一道會使得其對華政策更為成功”。紮卡利亞問道,你剛才描述的拜登和特朗普就外交政策的根本性主張不同,是否同樣也在或是美國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問題,對華問題上放之準確?布林肯回答說,“他們對中國的方式存在深刻的不同,但我們要明確的是,中國確實構成一個上升的挑戰,大概是我們從另一個國家所面對最大的挑戰,不論是從經濟上、科技上、軍事上或甚至是在外交領域。”

布林肯續稱,“但我們應該要避免簡單地貼標籤和自我實現的預言。(美中)關係存在敵對的方面,也存在競爭的方面,還存在合作的方面”。他說,“那麼問題是,如何將我們置於一個與中國互動中有力的位置,使雙方間的關係更多的以我們的條件,而不是他們的(條件)前行”。他續稱,“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現在無論從任何角度衡量來看,中國的戰略位置都要更強,美國則更弱”。布林肯稱,“中國的領導人相信,特朗普執政的4年加速了(中方領導人口中)所謂的‘我們不可避免的衰落’。”他補充說,“他們所認為地不可避免性是完全錯誤的,但他們在特朗普的問題上是正確的”。

布林肯接著說,“特朗普幫助了他們促進多個關鍵性的戰略目標,削弱美國的聯盟,從世界舞台上撤退從而留下讓中國有機可乘地權力真空,放棄我們的價值觀,並讓中國在新疆和香港問題上為所欲為”。他說,“也許其中最壞的是,通過每天攻擊其制度、民眾和價值觀對我們自己的民主造成傷害。這則減少了民主制度對世界的吸引力”。布林肯說,“在很多方面,拜登如此認為,(與特朗普在對華問題上)的大不同是針對中國挑戰,與他們正在上升的力量相比,更相關的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弱點。”他說,“所以拜登將採取與特朗普存在深刻不同的是,對我們自己、我們的工人進行投資,煥新我們自己的民主,與我們的盟友和夥伴合作,並維護我們的價值觀。”

布林肯說,“這才是你如何在有力的位置與中國進行互動。問題的底線是,美國和自由民主國家仍是對於那些可以進行選擇的人來說是他們首選的制度”。他說,“如果過去4年有所展現的話,不是它們的失敗,而是它們對於我們民主的力量和領導力的活力而言,無論是對我們的國家還是世界都有多麼的至關重要。這則是我們需要重新奪回的東西,它從我們如何應對中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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