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外長：美中之間，必須站在捍衛我們價值觀的一方
西班牙外交部長阿蘭查·岡薩雷斯·拉亞（Arancha González Laya）3月9日在接受採訪時談及對華關係時表示，“我們需要像中國看待我們一樣看待中國，不是以四五年的政治周期來看待中國，而是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待這種關係應該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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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亞在接受智庫，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駐馬德里辦公室負責人托雷布蘭卡（José Ignacio Torreblanca）採訪時談及了，經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後，西班牙政府提出的“西班牙回來了”的新外交戰略。拉亞表示，“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西班牙進入了一個反思階段。西班牙過於專註於解決危機，這是可以理解的。她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政治精力，試圖應對危機給本國公民帶來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用於外交政策的精力較少。”拉亞說，“上任時，我想說：‘嘿，我們有信心。這是2020年。2008年的危機已經過去了，我們希望能與外交政策和世界各地的行動充分聯繫起來。’這就是我說的‘西班牙回來了’的意思。也加上‘西班牙將呆在這兒’。說這話不僅僅是一種時尚，我們的意思很深刻。我們希望與塑造對國際事務的回應聯繫在一起。這就是我的意思。”
就新外交戰略的信息，拉亞介紹說，“首先，這是與西班牙所有利益攸關方協商、自下而上討論的結果。這不是外交部的戰略；這是西班牙的外交政策戰略，甚至不是西班牙政府的戰略；這是西班牙的戰略。它所有的行為體，所有的力量，國家層面的政府力量，區域層面的政府力量，地方層面的政府力量，同時也包括企業、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以及最廣泛的大學、智庫的力量。我希望他們認為，這是西班牙所有這些力量深刻反思的結果，事實的確如此。”
拉亞補充說，“這個戰略有一個核心信息：我們希望有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對西班牙是有利的，但我們希望這個全球化也有西班牙的足跡。不僅僅是任何一種全球化，我們希望這種全球化有西班牙希望在全球化中留下的足跡--思考筆記；具體的特點。當然是更公平；當然是更包容；當然是最可持續的；當然對西班牙這樣的國家來說，要重視歐盟的一體化；當然是建立在我們的多邊主義基礎上，適應今天的需要，不再是十九世紀，而是二十一世紀。”她補充說，“我們希望通過這項工作與全球化建立聯繫，但同時也要確保全球化具有我們所希望的特殊性，即西班牙希望全球化所代表的價值觀。”
參訪中，支持人托雷布蘭卡提問，“西班牙應該在歐洲尋求什麼樣的影響力地位？我們應該與誰站在一起或促進與誰結盟？” 拉亞回答說，“我們要有塑造歐盟的雄心，不只是讓別人塑造和跟隨，我們要有塑造歐洲一體化的雄心。我們是歐盟中公民對歐洲感覺比較親近、比較依戀的國家之一。我們堅信我們來晚了，但我們非常堅信，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效果。讓我們利用這股力量來實現雄心壯志。我的願景是雄心壯志，也是西班牙作為一個節點國家，作為一個國家，應該努力推動歐洲的力量走向共識。這就是我的願景。”
拉亞說，“當然，當下在歐洲，有一顆為歐洲一體化而跳動的大心臟，那就是法德聯盟。這是好的，我們希望成為這顆為歐洲跳動的心臟的一部分，但是，當下這還不夠。你還必須成為更廣泛的歐洲大家庭中共識的代言人。以移民契約或南部鄰國為例。西班牙還必須確保與北歐國家或東歐國家架起一座橋樑。東歐國家必須對南歐鄰國感到親切，就像西班牙對東歐鄰國感到親切一樣。這就是我們的願景：雄心壯志，並在歐盟中發揮節點作用，形成共識。”
另就美歐關係，主持人問，“您設想，跨大西洋關係儘管不像過去那樣備受煎熬，但在一些問題上，我們與美國人不會完全一致，還是會有些坎坷？您對這種跨大西洋關係如何發展的設想是什麼？”拉亞表示，“我們必須從共同的利益出發，也要銘記，在一些問題上，我們有不同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有共同的價值觀。這就是為什麼我非常讚賞拜登政府採取的初步步驟，以表明對多邊主義的承諾，對國際合作的再次承諾，對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願望，對共同應對流行病的願望。所有這一切都朝着為新的跨大西洋關係奠定基礎的方向發展。”
拉亞說，“如果要我給這個新的跨大西洋議程起個名字的話，我想這個名字可以是，或者說主題可以是，將全球化重新人性化。我們都知道，全球化對歐洲很有效，對美國也很有效。但我們也知道，全球化需要重新人性化；它還需要解決過去幾十年中產生的巨大不平等；它需要回應地球的邊界；它需要幫助我們實現經濟的低碳化；它需要確保與世界上其他不那麼富裕的地區團結一致。使全球化重新人性化是我們能夠建立新的跨大西洋關係的地方。”
主持人接着問道，“在多邊事務上，我們應該與中國在哪些方面進行接觸，對於那些因為破壞多邊主義或不符合我們的主要利益或價值觀而不能接受的東西，我們應該在哪些方面畫清界限，堅定不移？”亞拉回答說，“我認為，當我們與中國進行對話時，當我們與中國共同制定遊戲規則時，世界就能更好地運轉；當我們與中國合作時，對所有人都有利。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我們需要定義一個空間，但是我稱之為系統性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系統性的問題，比如氣候變化，比如全球金融穩定，國際發展合作，國際貿易都受到規則的約束，確保中國、歐洲或者美國都能獲得公平的利益。”
亞拉說，“而且我們需要打造這些合作空間。我把它們稱為具有系統性影響的空間。考慮到中國所負責或歐洲或美國所負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除非我們與中國合作，否則我們將永遠無法將氣候變化作為一個系統性問題來處理。當然，第二個詞是戰略。我們需要像中國看待我們一樣看待中國，不是以四五年的政治周期來看待中國，而是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待這種關係。第三個詞，顯然是‘較量’。是的，在一些領域，我們的看法不一致。我們在人權問題上的看法不一致。我們有時在技術或國際貿易上意見不一致。”
拉亞說，“在我們意見不一致的地方，我們必須努力，在我們無法取得成果的地方，我們必須同意不同意這樣做會產生的所有後果，特別是當這涉及到不可放棄的價值觀，至少對西班牙來說是不可放棄的。但是，我們也不應該放棄創造合作空間，因為歸根結底，這只是管理我們國際事務的一種更有效的方式。”主持人問，“如果中美之間的情況時不時地惡化，歐洲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未來十幾年中美爭權奪利的時候，他們可能會這樣做。”
拉亞說，“好吧，這就是歐盟戰略自主權背後的想法，或者說戰略彈性，如果你願意的話，就是確保我們始終努力與夥伴合作，在可能的情況下管理國際問題。當我們的合作夥伴不願意和我們合作的時候，我們也會隨時準備採取行動來捍衛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價值觀。這也許是近幾年的經驗，但我們首先應始終努力與他人合作，以促進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
拉亞強調，“我們不能在價值觀上無動於衷。我們不是介於一邊的中國和另一邊的美國之間。我們站在我們的價值觀上，我們不能對我們的價值觀無動於衷。我們也站在我們的利益上，但是，特別是在價值觀上，我們對價值觀不是無動於衷的。我們不能在中間的某個地方，我們必須站在這些價值觀上。我們必須站在捍衛這些價值觀的一方。”
主持人問道，“您特別希望看到在未來一年內取得的歐洲或西班牙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成功是什麼？”拉亞回答說，“我希望，到那時，我們已經制定並實施了一個堅實的、多邊的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一個不遺漏任何一方的措施。一個確保無論你是一個較窮的國家，或者無論你不是那麼窮，你是一個中等收入的國家，但你有很多窮人在你的國家範圍內，你已經能夠應對，無論是在刺激經濟方面或在給予你的公民獲得疫苗，或在確保男女平等，減少差距，或在保護地球方面，我們將採取步驟，精心設計應對危機。它不像以前那樣，而是着眼於一個更公平、更包容、更綠色的新未來。這就是我希望在一年內看到的：加大國際合作的力度，以便重建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