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雷利：歐盟需要為印太地區制定戰略方針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委會副主席博雷利（Josep Borrell ）3月12日通過博客文章表示，“歐盟需要為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制定戰略方針。”他稱，“世界重心向印太地區的轉移早在幾年前就開始了，但這一流行病正在加速其發展。作為歐盟，我們需要從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角度審視其後果，並確定我們對印太地區的態度。我們在該地區有很大的利害關係，應該為保持區域秩序的開放和基於規則的秩序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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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歐盟成員國，荷蘭政府於去年11月13日推出了該國的印太地區準則，也使其成為在歐盟內部第三個就印太地區提出官方戰略性文件的成員國。此前，法德兩國均已提出自己版本的《印太戰略文件》。作為歐盟外交負責人，博雷利寫道，“一段時間以來，歐盟一直在制定一個政治上圓融的亞洲戰略，該戰略基於兩個支柱。首先，我們正根據將中國視為‘夥伴、競爭者和對手’的戰略，重新平衡與中國的關係。同時，我們正在加大投入，擴大與亞洲其他地區的關係，特別是與志同道合的夥伴的關係。”
博雷利稱，“這兩個方面的工作都在進行中。對於中國，我們有一個複雜而艱巨的議程，既要在全球問題上進行合作，又要在必要時進行反擊，還要注重互惠和加強歐盟的復原力。我們需要與中國接觸，因為忽視這個大國是沒有意義的。然而，我們需要在參與的同時睜大眼睛。我與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保持密切聯繫，傳遞歐盟在雙邊和多邊議程上的信息和期望。並與馮德萊恩主席一起，我將向3月份的歐洲理事會提交一份關於歐盟對華政策執行情況的報告。從根本上說，我們的中國戰略是參與全球利益的事務，維護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同時也認識到我們需要增加自己的影響力，減少某些脆弱性。最終，北京的選擇將影響我們關係的性質和深度。”
博雷利指出，“但是，亞洲是遼闊而多樣的，不應該只看中國，恰恰相反。近年來，我們加強了與日本、印度、韓國、東盟、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關係，並使之多樣化，在傳統的強大經濟關係的基礎上，增加了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合作。讓我回顧一下其中的一些里程碑。”他提到，“我們與日本簽署了《戰略夥伴協定》和《經濟夥伴協定》。迄今為止，歐盟與日本的協定是經濟自由化影響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我們還與韓國、越南、新加坡達成了雄心勃勃的自由貿易協定，並正在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快速推進。”
博雷利稱，“2018年5月，歐盟外長們承諾擴大歐盟在亞洲夥伴中以及與亞洲夥伴的安全接觸。此後，我們創建了‘加強亞洲存在和與亞洲的安全合作’（ESIWA）項目，以落實這一雄心壯志，與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新加坡、韓國和越南等夥伴在海上和網絡安全、反恐和打擊暴力極端主義或維和培訓方面進行具體合作。”
博雷利說，“我們通過了一項歐盟互聯互通戰略，以推進我們發展可持續、全面和基於規則的互聯互通的願景。在2018年10月由歐盟主辦的第12次亞歐首腦峰會上，53個亞洲和歐洲夥伴認可了可持續互聯互通的定義。”他稱，“去年12月，我們與東盟多年來的合作達到了頂峰，我們將我們的關係升級為戰略夥伴關係。”他提出，“今年，我們必須在這一進展的基礎上再接再厲，加強我們的工作。在這方面，我認為有三個優先領域。”
“1.制訂歐盟對印太地區的方針”
博雷利指，“在許多方面，印太現在是世界的經濟和戰略重心。這種情況在大流行病之前就已經存在，今天更是如此。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彙處，從東非延伸到西太平洋，是一個綜合戰略區域。至關重要的是，作為歐盟，我們以多種方式與該區域相連：通過貿易、投資和安全聯繫。”
博雷利說，“印太地區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佔全球GDP的62%；它是歐盟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地，也是歐盟十大貿易夥伴中四個的所在地。因此，歐盟在印太地區有很大的利益，區域架構保持開放和以規則為基礎是完全有意義的。”他稱，“作為歐盟，我們希望與許多夥伴合作，促進我們共同的基本價值觀和原則。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最近參加了1月份的歐盟外交理事會，他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演講，介紹了日本對‘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願景，以及歐盟和日本在眾多問題上的合作空間，從海上安全到基於規則的貿易和投資，再到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和避免‘債務陷阱’。許多歐盟外長都贊同這樣的主旨：在大國競爭和規則秩序被侵蝕的世界裡，歐盟和日本有強烈的興趣加強合作。”
博雷利說，“由於幾個歐盟成員國（如法國、德國和荷蘭）已經通過了關於印太的國家戰略或指導方針，現在是歐盟也這樣做的時候了。我們的目的是讓歐盟在未來幾個月內為其未來在印太地區的參與制定一個共同的願景。當然，我們將採用一個廣泛和包容的稜鏡，強調我們對區域和多邊方法的支持。我們應該牢記，這既是歐盟在印太地區所做的工作，也是我們與該地區國家在貿易和投資、氣候和生物多樣性、新興技術或新安全威脅方面所做的工作。共同點將是我們對堅持和制定基於規則的方法的興趣。”
“2.努力實現歐盟-印度合作的階梯式轉變”
博雷利說，“在印太地區，印度無疑發揮着關鍵作用。歐盟和印度長期以來一直共同致力於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和民主。但是，如果我們誠實的話，雙方關係歷來傾向於在其潛力之下運作。幸運的是，近年來，雙方都在認真嘗試為其注入新的動力。”他說，“這樣做的原因很明顯：未來十年，印度將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50%的印度人年齡在25歲以下。對於歐盟來說，有必要加強與這樣一個重量級國家的關係。印度也決定在與歐盟的關係上加大投入，部分原因是受中國日益強硬的態度和英國脫歐的推動，要求新德里不再將倫敦視為與‘歐洲’打交道的唯一切入點。所以，雙方高層的利益趨同，這也正在轉化為操作層面的進展。”
博雷利稱，“去年的歐盟-印度峰會確認了在清潔能源轉型、數字經濟、互聯互通以及安全和外交政策等關鍵的雙邊和多邊領域加強合作的興趣，印度開始將歐盟視為重要的合作夥伴。現在印度是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2021-2022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2019-2021年），並將於2023年擔任二十國集團（G20）主席國，在這一領域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做更多工作。”
博雷利說，“推進歐盟-印度合作的下一個重大機會將於5月在波爾圖舉行，屆時我們將舉行一次首腦會議，歐盟27國的所有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將與莫迪總理、歐洲理事會主席和歐洲聯盟委員會主席一起出席。屆時，我們希望啟動歐盟-印度互聯互通夥伴關係。它應該涵蓋數字、能源、交通和人類互聯互通等領域，歐盟和印度不僅要開展雙邊合作，而且還要通過彙聚我們的努力來改善與第三國和地區的互聯互通。在峰會上，我們還希望在第26屆締約方大會(COP26)之前申明與氣候變化有關的宏偉承諾。最後，促進貿易和投資關係也很重要，雙方都對在這方面取得實際進展寄予厚望。”
“3. 繼續開展‘連通性’工作”
博雷利說，“多年來，連通性一直是印太地區戰略討論中的一個流行詞。大流行病加強了人們對我們在戰略領域的聯繫和相互依存的認識。與以往一樣，關鍵問題是：誰來控制這些流動，誰來制定規則和標準？”他說，“許多亞洲夥伴歡迎歐洲更多的參與。歐洲在互聯互通方面的做法強調規則、可持續性和地方利益及自主權，符合本區域許多人的意願。但這是一個競爭激烈的領域：一些大公司正以堅定的方式行動。目前正在進行一場標準之戰。因此，隨着大流行病後區域秩序的形成，歐盟將需要採取積極主動的做法，並利用其經濟和其他資產，在有意義的地方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合作。”
博雷利稱，“例如，茂木敏充外相在歐盟外交事務委員會向歐盟外長介紹情況時強調了可持續互聯互通的必要性，並補充說歐盟和日本應該緊密合作。事實上，這也是為什麼早在2019年，歐盟和日本就已經簽署了《互聯互通夥伴關係》的主要原因。從那時起，我們不僅在可持續發展和高質量基礎設施的共同原則下取得了進展，而且在實地的具體操作上也取得了進展，無論是在肯尼亞的能源領域，還是在非洲的交通走廊上開展工作，還是與東盟的合作夥伴一起開展網絡安全合作。我們已經在做很多工作，以支持東盟自己的 ‘互聯互通總計畫’，並且如上所述，希望在5月與印度啟動互聯互通夥伴關係。”
博雷利談到，“在互聯互通領域，大眾的認知和現實是兩回事。這種認知上的差距很重要，因為互聯互通是地緣政治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讓我回顧一下，在2014年至2018年的五年間，歐盟在全球範圍內提供了4100億歐元的贈款，而中國則宣布提供了464億歐元，其中贈款為340億歐元，其餘為貸款。歐盟是迄今為止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總存量為11.6萬億歐元，而中國為1.9萬億歐元。歐盟過去和現在都是互聯互通的超級大國。但我們確實需要從這些方面來考慮自己，並利用這些優勢，與私營部門、歐盟開發銀行和歐盟成員國合作，制定和執行一項戰略方針。”他說，“連通性意味着將人們聯繫起來，關於它的討論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討論性的。具有戰略意義意味着確定區域、部門的優先事項，最重要的是決定一些旗艦項目。人們應當能夠以非常具體的方式看到歐盟及其夥伴正在做什麼。”
博雷利強調，“我們經常抱怨說，歐盟被看作是一個付錢人，而不是一個參與者。或者說，我們可能擁有龐大的市場和標準制定權，但我們並沒有將這些視為促進歐盟戰略目標的工具。連接領域已經成熟，可以改變這種印象。它是地緣經濟學和地緣政治學合二為一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需要這樣對待它。作為負責協調理事會成員國外交政策並確保委員會對外政策一致性的人，我深知需要以聯合的方式思考和行動。我們必須將互聯互通作為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及其他地區大流行病後恢復和我們整體外交政策的優先工作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