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英國BBC中文部與英國皇家國際關係研究所（Chatham House）以《中國新聞自由與國際廣播媒體》為題舉辦研討會。倫敦國際關係研究所戴雨果教授（Huge de Burgh）就中外媒體的定位和角色談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觀點也激起了與會者的回應。
戴雨果教授首先就中英政治體制的差異問題發表看法：
戴雨果：如何理解中英政治體制？這是幾年來，不但中國媒體自身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我們英語國家對中國的看法也在改變。十年前，我寫了一本書“Inverstigative journalism(調查性新聞報道) ”，在這本書中，當我描寫調查新聞的產生條件的時候，我認為世界上只有一類調查性新聞。雖然中國和英國都有調查性新聞，它們的社會作用不完全一樣。比如說，我的研究發現，因為英國的政治有對抗和辯論的傳統，英國體制認為，它們的職業就是與有權力的人作對。一般的中國記者和觀眾會認為，新聞的主要作用，是幫助社會發展，並非一定要和權力對抗。
英國媒體反抗政府，中國媒體幫助發展，這是戴雨果先生的一個重要觀點。不過這一判斷受到質疑，英國智庫英倫在線主編曾飈提問表示：
曾飈： 戴教授認為，對抗是英國政治的傳統，可能在中國政治和媒體中不存在。但是我想給一個簡單的例子，因為中國媒體，包括中國報紙的發生，跟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基本上差不多。在中國報紙出現以後，至少有兩 次非常大的對抗。第一次是在清末的時候，保皇派的報紙和革命黨的報紙對抗非常激烈。這是一種對抗。第二個是在45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爭取權力的過程中，以中央日報為代表和新華日報為代表的時候，也發生過非常激烈的對抗。第三個，如果我們把文革的大字報也看作一個媒體的話，也發生過非常激烈的對抗。
戴雨果：在國際關係方面，雖然英國政府還在參與阿拉伯國家的事務，但我的感覺是，時代思潮正在不斷改變。我們將來不能這樣自以為是。將來西方政治家最好不要參與別的國家的內政。世界上不是只有英語國家的政治模式才是成功的。我們必須越來越承認中國模式的有效。
戴雨果教授在發言中對英國的政治傳統及政治制度進行了冷靜的自省，他認為西方不應干預中國內政。但是這一觀點也似乎難以獲得中國聽眾的一致認同，一位學生如此提問：
學生：我有一個問題問戴雨果教授。您說西方國家最好不要干預中國自己的事情。我想問您，如果說您看到您鄰居家發生血腥暴力，家庭暴力，您會去管嗎？還有我想問，您覺得，什麼是國家？What is a Nation-State? 您覺得就因為有一條邊界線，所以我們就控制說，不要管他們，只要管好自己就好了嗎？
關於西方媒體是否妖魔化中國的問題，戴教授如此說：
戴雨果：現階段外國媒體會把中國妖魔化。比如歐洲的不少小報會把中國描寫為全人類的敵人。一些高端報紙不是這樣。它們能夠比較客觀地認識中國的成就，理性地報道中國，而不是一直地強調中國“黑”的那方面。我要談談西方記者在對中國報道中扮演的角色。中國的改革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不是外國人的事。英國國家利益需要一個和平，富榮，和諧的中國。現在中國發展的方向對我們來說是有益的。如果中國的政治制度革命可能有好處，也可能有壞處。無論如何，外國媒體參與中國的內政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不是說，他們不應該提艾未未，劉曉波等，我的意思是作為專業記者，他們的責任是盡量客觀，平衡地報道。而不應該只是一邊倒地鼓勵反政府力量。
在如何處理媒體角色，在報道與干預之間如何定位問題上，戴教授的觀點似乎也難以求得共識。來自中國國內的一位學者表示：
學者 : 我是倫敦亞非學院的訪問學者，我是來自國內的一所高校的教師。同樣，我對戴雨果先生的觀點很感興趣。因為戴雨果先生的語氣和口吻讓我想起了我單位領導的發言。有點像我們的新聞發言人的姿態。但我只想跟戴雨果先生探討一個學理性的問題。就是說您的追求：新聞記者只要報道，不要參與的這個追求，我是非常認可的。但是寫作常識又告訴我們，一旦事實進入到文本之後，它必然會經過作家的取捨，所以說它必然會包含作家的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的立場。所以說純粹的客觀和公正的這種追求，戴雨果先生讓我想起了薩特，法國另外一個作家的名言：作家一旦寫作，他就介入了。那麼我不知道，戴雨果先生這種客觀公正的追求當中，有沒有碰到過一些困難？就是說，在寫作和“不參與”之間，有沒有碰到過困難。如果有困難的話，那麼戴雨果先生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