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台灣多家電視台工作十多年之後，自發性成為一名以調查報道為主的獨立媒體人 李惠仁，今年三月在台灣文化部「文化光點計畫」贊助及推介台灣電影作創立宗旨的巴黎Lightbox電影協會的引薦下，帶着他的紀錄片《不能戳的祕密2：國家機器》來到了法國龐畢度中心舉辦的真實電影節的會外片單元，與巴黎當地的電影工作者和觀眾們進行交流，在影片放映後的座談會上，記者注意到，這部揭露出官僚體制對關乎到全民健康的防疫工作的惡性影響，令不少人對台灣社會的民主、新聞自由以及公民運動產生高度興趣，於是在本次節目中，本台邀請李惠仁來到現場跟大家談一談他的經歷與拍片的初衷...
訪談一開始，李惠仁對記者講述，台灣在2004年首度爆發禽流感疫情，離台灣非常近的香港的高病原性禽流感則出現在1997年，兩株病毒並不相同，而台灣民眾對禽流感到底是什麽也不清楚，曾引起一陣恐慌。那時候，李惠仁表示自己還在電視台工作，於是從此展開了調查報道。等到2008年，他覺得台灣電視台，特別又以商業掛帥的媒體工作環境並不好，如果真想做調查性質的報道，往往會和廣告主或其他利益者相衝突，而被告知無法繼續進行下去，於是李惠仁選擇離開，成為一名獨立記者。
成為一名獨立的並以調查報告為主的記者與紀錄片導演之後，李惠仁表示，最大優點在於，包袱變少了，對於自己想進行的調查，沒有人會來表示關切或阻擾，不過，也不是沒有缺點，好比，就像記者提到的資金問題，李惠仁回答說，離開電視台後資金當然變少了，必須另找來源。另外，以前在電視台，公司會有法律顧問，現在，他也必須自己承擔做調查報道的相關法律責任。
記者繼續追問李惠仁如何籌備資金？他介紹說，在台灣獨立記者會以特約撰稿人的身份替媒體做報道，例如他自己就會為一些雜誌寫文章。至於拍紀錄片的話，這兩三年來，台灣有些變化出現了一些募資平台，讓理念相同的人通過這種平台互相支援。比方說，他自己原來在主流媒體工作的記者朋友，就靠不同的募資平台，籌到台幣300萬來自辦雜誌一年。他以後的拍片計畫亦打算用同樣的方式募集資金。
記者回到李惠仁之所以拍《不能戳的祕密》紀錄片的緣由，主要是基於發現台灣農政單位隱匿禽流感疫情，那在這麼多年跟蹤追查下來的過程中，李惠仁到底在這個紀錄片系列裡想說些什麽？他對記者指出，國家官員一直在禽流感疫情上說謊，即不敢也不想承認台灣的禽流感毒株實屬高病原性病毒，必須要採取適當的防疫措施，然後為了圓這個謊，又要再說一百個謊來圓前面的謊，因此，他開始發覺這個國家機器的環節有螺絲鬆了，機器運轉開始不正常，於是他試圖通過他的報道，去呈現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如果說，我們想要這部機器走得更長更遠的話，就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去修理壞掉的零件。
台灣民眾與農政官員看完這部將知情權盡情發揮的紀錄片後有何反饋？李惠仁認為，經過《不能戳的祕密》1與2後，對台灣農委會來說，知道了有人在監督你，不能為所欲為，也不能用一些專業術語來欺騙大眾，這就是意義所在。對民眾來講，有關於禽流感的公共衛生知識也獲得傳播，另外，李惠仁覺得這兩部紀錄片對新聞相關科系的學生來說，同樣是一種鼓勵，因為，長期以來由於台灣新聞報道方向有欠缺，也有不少記者經常問些白癡問題導致形象不好，令年輕人不想從事新聞這個行業，現在由於《不能戳的祕密》的出現，許多看完的學生對他說，以後也要做新聞調查工作，這應該算是一件好事情吧！
接着記者再請教李惠仁對台灣新聞自由的看法，他說，目前在台灣的公家機構對獨立記者或所謂的公民記者其實還蠻排斥的，很多地方他都不讓公民記者進入採訪，但實際上那是憲法賦予人民在表現上的自由。比如說，立法院不讓獨立記者公民記者進入採訪的理由是，已經有很多電視台來報道了，不需要你們再做報道。但重點是，依他之見，台灣公民記者關注的議題，一般主流媒體根本不會去採訪。變成獨立媒體人的李惠仁自己也不時遇到同樣的阻攔。
正如同李惠仁提到的喪失電視台作為後盾的工作困難，那他仍保有繼續做調查報道的信心嗎？李惠仁回答，還是有信心的。因為，就算採訪遇阻，但台灣近年來一直在倡導Open Data將公領域的資料開放使用，也就是說不一定非要是新聞媒體才能拿到那些數據。與此同時，愈來愈多的人也呼籲政府部門應該要對公民記者更加開放，因為如果政府的所作所為是公開公平的，有什麽好隱瞞的呢？
李惠仁進一步說道，為了解決採訪可能被刁難的情況，他現在的做法是帶着學生一起做，學生對官員們來說，比較不具侵略性，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藉由教學複製出更多做調查報道的人，去監督更多的官方或民間機構，而這對台灣民主發展長期絕對是有幫助的。
這麼聽來，台灣新聞報道的空間似乎變大了？李惠仁表示，應該這麼看，在體制外的自由度的確比以前大，但在體制內，受制於利益，還是有很多東西不能或不敢碰。儘管如此，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這兩年來，台灣的獨立記者民記者變多了。
李惠仁還提到，因緣巧合之下，台灣的公民記者在2011年時被正名，當時因為壹傳媒旗下的蘋果日報的狗仔隊跟拍藝人被以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罪名被法院處以罰款，蘋果日報不服要求憲法法庭解釋“何為記者”的疑問，結果公民記者的身份反而意外地被承認了。這也導致了台灣學生髮起反媒體壟斷運動，醞釀出之後這兩年台灣公民運動的蓬勃發展，例如，去年318太陽花運動的能力即是從這當中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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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集與台灣紀錄片《不能戳的祕密》系列導演李惠仁訪談節目中，他對我們詳述了自已如何轉變為一位獨立的調查記者或者說公民記者，在其調查當中發現台灣官僚體係為了隱匿禽流感疫情不停地說謊，分析台灣新聞自由以及今年來崛起的公民運動等等。在這一集的節目中，李惠仁繼續介紹他拍攝採訪參與318太陽花運動的學生，從而觀察到的台灣年輕人對民主的訴求與為什麽反對簽署服貿的原因，接下來再讓我們聽聽他的見證…
李惠仁訪談錄（下）01.04.2015(Taiwan journalisme civil_part 2)
李惠仁首先對記者回憶起太陽花運動當時的情況。他說，當天的情況其實還蠻荒謬的，318事發時他從網絡上得知消息，立即感覺到那會是野百合運動後最大的一次，於是回家拿機器到立法院準備拍攝，他從立法院的一樓到二樓觀察警務人員是否要攻堅，警務人員過來跟他說不能拍，他於是反問為何不能，如果拍的話，要把他抓起來嗎？於是警察就將他以妨害公務之罪逮捕並遭起訴。後來，李惠仁對法官述說此一情況，法官表示，他的言行有些挑釁的味道，他則反駁稱，自己或許有些愚莽，可是不違法，反而是警方執法過當，雖然他能體諒警方在高壓下難免用情緒執法，但無論如何警方應該依循法律而不是用情緒來執法。
再來，記者提問台灣現在的年輕人對民主的概念是什麽？李惠仁指出，我們應該要區分上街頭的與不參與的不同，當他在街頭採訪參與318運動的年輕人時，一開始便問他們為什麽要上街頭，然後很驚訝地發現這批台灣年輕人，他們上街反對簽服貿，主要是為了爭取自己的前途，以及無法忍受馬政府的黑箱作業，換句話說，他們認為立法院代議式的民主出了問題，這些代議士完全背離了民意。而且，就算佔領立法院的行動遭到起訴，有了刑事前科也不在乎，因為，他們認為，有前科並不可怕，沒有前途才可怕。
針對台灣當下的時髦詞《公民不服從》，李惠仁強調出，這批絕大多數都是第一次上街頭的年輕學子還對他說，對自己“公民不服從”的行為，將何種法律責任自己心中大概有數，但這是出於自己的選擇。
某種程度上來說，在這批台灣年輕人的身上，我們看到了台灣民主將進一步深化。事實上，去年年底選舉，已經有愈來愈多的年輕人投入，他們才是台灣社會將來的中間分子，也才可能將台灣兩黨政治情況翻轉過來。
至於記者問道這是否意味着今後台灣在國民黨與民進黨藍綠兩大陣營之間，出現第三股力量即公民力量？李惠仁評估說，他是這麼期待！但還是要等明年2016總統大選，情況才會比較清楚，不過，他也表示這股力量到時候會不會又被分贓，那也說不定。
（感謝李惠仁導演蒞臨法廣現場製作這項訪談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