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立法院於12月31日，也就是本屆立法院會期結束之際，三讀通過了針對境外敵對勢力的《反滲透法》。此時距離新的總統選舉和立法院選舉投票已經只剩下10天的時間。《反滲透法》被認為是主要針對北京當局對台灣政治生活的滲透與干預。自執政的民進黨11月底在立法院提出立法草案後，一個多月以來，朝野各黨圍繞此項法案激烈爭辯，直到最後一刻。台灣是否迫切需要《反滲透法》？朝野各方爭議的焦點是什麼？民進黨為何如此迫切要趕在本屆立法會會期結束前通過此法？我們邀請台灣民主實驗室研究員宋承恩先生談談他的看法。
台灣是否需要《反滲透法》？
宋承恩：如果看全球大勢，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和澳洲對於所謂境外勢力或說外國勢力在國內民主的操作，目前都有加緊控制的趨勢，因為發現有銳實力，特別是俄羅斯和中國的銳實力的入侵，對民主程序中的決策，包括政府決策或國會決策，都會有一些金錢和勢力的影響，所以各國都在做類似的努力。台灣在這方面被國際社會認為是重災區、是前線，中國的操作在台灣非常劇烈。所以，台灣在這方面被認為有些落後，沒有一套完整的民主防衛系統。
台灣是否需要《反滲透法》？這要看我們對台灣國家安全情勢的評估如何。如果考慮銳實力的操作，台灣的確是需要（這樣的法案）。至於民間是否有共識，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要看具體議題。今年6月，台灣有一次“反紅媒”的大遊行。大概有三萬多人參加，那天還下雨……所以，其實台灣人對於金錢進入台灣媒體、對中國勢力進入台灣媒體是有感覺，民間的確有聲音認為需要有所管制。但是，在其他議題上，意見就不是那麼清楚，比如涉及到交流，比如宗教交流，或學術交流，或者參訪（比如，台灣一些中小學有招待去中國訪問）等，這些議題上就沒有那麼明確的共識。所以要看議題，不同的議題，每個人的感受不一樣，就如盲人摸象，每個人摸到的地方不一樣。
但至於有沒有（中國干預），客觀上講，絕對有。有很多證據。比如，國台辦對台灣事務的關心和參與，從更改課綱，或轉型正義的過程，或是拆銅像、台大校長選舉等，國台辦都有意見。他是不是在密切觀察台灣事務？是的。對台灣內部事務如何治理是不是有意見？是的。他是否會透過代理人或協力者對台灣事務試圖施力？有的……這些都在客觀上證實是有的。
朝野爭議的焦點是什麼？
法廣：朝野兩黨圍繞法案在立法院一直爭論到最後一刻。爭議的焦點是什麼？
宋承恩：反對方提出幾個理由。第一，倉促立法，就是說，11月底才正式提出《反滲透法》草案；第二個理由是：因為倉促立法，所以沒有社會共識；第三點是認為這與選舉考量有關，認為民進黨操作亡國感，說中國滲透嚴重，操弄民眾的恐懼，以支持他們“抗中保台”的主張；第四點是，行政部門沒有提出方案，意思是掌握國家政策制定的部門沒有提案，反而是立法院提出的；第五點是認為，（草案）牽連過廣，要件不夠明確，比如說會讓一些（與大陸）有交流的人，或是有接觸的、有生意經營的人，因為有資本或其他連帶關係，也受到處罰……這些是主要的杯葛法案的理由。
但是，不是每個理由都有道理。如果看草案的話，相對來說，挺民進黨的一些人士或民進黨的人認為，很多反對草案的人，其實並沒有看草案條文，並沒有去研究，因為（草案）有構成要件，並不是那麼容易構成，是一種積極要件。所謂積極要件，是所謂受到境外敵對勢力的指示或委託。總之是需要證明。而這種證明在台灣過去的案例中，其實非常困難，並不是那麼容易就能構成。而且，（草案）涉及的各種行為也沒有那麼廣，不是說只要與中國官方勢力談一次話，或聽一次訊，回台灣做一些事、捐一些款，就會受到處罰……完全不是這樣。仔細研究可以發現，不是反對的聲音都有道理。
法廣：民進黨為什麼要這麼急切地要趕在新立法院產生之前通過這項法案？這是否恰恰說明台灣社會對是否制定《反滲透法》其實並沒有共識？
宋承恩：台灣受到中國打壓分階段。蔡英文2016年當選之後，受到很多打壓，先是國際組織活動不能參加，然後是邦交國被奪到只剩下15個，對這些民眾都是有感的……就大架構來說，台灣人對在我們生活周圍的中國因素都是有感覺的。但是，所謂滲透，牽連到很多敏感區域，就是它針對的是台灣的國人，特別是台商等與大陸的勢力或人有交往的這部分人。這些人會擔心自己的觀點會讓自己觸犯法律。這是一個新的因素。
第二個因素是，法案中的刑罰。法案規範的行為其實只有幾個類型，比如進行遊說，政治獻金、參與選舉（包括助選行為）等等。現行法律對這些行為已經有規定，中、港、澳勢力不可以在台灣參與政治獻金，或遊說，只是從來沒有好好執行。現在引發爭議之處，是不僅有刑罰，而且加重了刑罰。就是說要用刑法處罰。這一點引發爭議：是否需要使用刑法？……
在大的框架下，台灣人對於中國勢力的入侵或滲透、干預，是有感覺的，但是如何處罰有一些新的因素。
另外，其實我們有長期參與（相關討論）。這些事情已經談了非常久。作為觀察者，我必須要說的是，法案推出後的社會溝通時間很短，社會溝通不夠，這是事實。但之前有研議階段，這個想法由來已久，就我們內部有參與的人，並不覺得這是倉促立法。但社會溝通確實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