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2月起在武漢爆發的新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國境內不斷擴大，在境外也陸續發現感染病例。雖然目前大多數感染者都有過境武漢或中國的經歷，臨近的香港已經出現社區感染病例，台灣目前尚無此類案例，但高度警惕。但連日來兩岸也圍繞疫情諮詢溝通、台灣是否應當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爭論不休。台灣是否如北京所言，可以及時獲得疫情諮詢，而不需要參加世衛組織專家會議？台灣參加世衛組織會議與否有何重要？是否是兩岸政府借疫情之際展開的政治爭辯？我們電話採訪了台灣病毒專家、在2003年薩斯疫情時擔任台灣疾病管制局局長、現在是南台科技大學講座教授的蘇益仁先生。
武漢防疫難點： 三大因素同時發生
法廣：您為什麼說這次的疫情格局已經超過薩斯呢？是因為它的感染性比薩斯更強么？
蘇益仁： “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說。第一是武漢每天增加兩千到三千多例（確診病例），這代表病毒的傳播速度比薩斯嚴重。這樣的疫情發展，無論是感染人數，還是死亡人數，都比當年的薩斯疫情多。而這還只是經過了兩個月而已，而薩斯疫情長達六七個月。當然，防疫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沒有辦法執行薩斯時的防疫措施， 因為薩斯疫情時，只要病人發燒的當天就將他隔離，他就不會傳染給其他人。但是，現在武漢冠狀病毒肺炎可能在發燒當天或發燒前，就傳染給接觸者，就是說在出現明顯癥狀之前，他就已經可以帶有感染性，而薩斯病人在發燒兩天後才會感染他人，只要隔離發燒病人就可以控制疫情。現在的情形有點像流行性感冒，就是在發燒前的潛伏期就可以傳染人，這一點幾乎可以確定。但如果是這樣，防疫就非常困難。這是讓我們一直比較擔心的地方。”
“武漢冠狀肺炎有三個因素同時發生，一是現在是流感季節 ，有大量的發燒病人；第二是春運、春節，人口大量流動，第三當然就是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工作最怕的三個因素這次全部發生在武漢。這對於武漢的防疫來說，我想是最難的。我相信，目前武漢醫療系統，醫院部門照顧病人的能力和檢驗的能力，都已經崩潰掉了。現在公布的很多數字，我很懷疑他們是否真有代表性。每天有三千多人確診肺炎 ，這意味着他們可能篩檢了幾萬人。醫院怎麼可能有能量容納幾萬人？怎麼可能每天檢驗好幾萬人？這是相當困難的挑戰，幾乎是不可能的挑戰。所以到底感染者有多少、確診率有多少、死亡率有多少等，那些數字其實只能‘僅供參考’。”
武漢冠狀肺炎已經進入第三波感染
法廣：據您的觀察，這次疫情為什麼這麼集中的發生在武漢？
蘇益仁：“不是疫情集中發生在武漢，而是疫情原來在這裡發生，在華南海鮮市場。我們是希望在第一階段能夠儘快執行隔離，避免疫情向外傳播。這一點，武漢沒有做好。所有傳染病一定有一個首發地，馬上控制好，就控制住了。沒控制好，就會有第二波，第三波，就傳播出去。我想，現在武漢冠狀肺炎已經進入第三波感染。第三波感染就是人數增加，會有大量的社區感染病例。現在中國除了武漢外，溫州，廣州，杭州等這些地方都已經發生社區感染。這是最讓人害怕之處。這時候疫情就比較難控制。”
法廣：換句話說，現在疫情傳播如此之廣，實際上是在最初的第一時間，沒有實行有效的控制。
蘇益仁： “對。”
法廣： 世界衛生組織最近幾天說，可能是在2月4日的時候，現在還有一個防疫窗口，不能錯過這個機會，否則就晚了。但事實上是不是現在已經晚了？
蘇益仁： “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宣布武漢冠狀病毒是全球公衛緊急事件。全球六十幾個國家都啟動了邊境管制和旅遊禁令，這當然有助於阻止中國疫情的境外傳播。至於中國境內，現在已經有二三十座城市處於半封城狀態。我認為，現在是流感期，發燒病人很多 ，會與冠狀肺炎病人混雜在一起，防疫的壓力和醫院的負擔都會增加。這種情形在二月底或三月初流感季節結束後，有可能改善。加上中國自身是專制體制 ，這種體制的效率下，疫情經過一段時間是可以控制住的。我蠻有信心他們會控制住疫情。所以，只要能夠守住在中國境外的傳播，大概就不會有 第二波，就是在中國之外的其它國家和地區出現嚴重疫情。這一點是最重要的。未來一兩個月能不能守住是最重要的防疫挑戰。”
缺席世衛組織曾造成台灣和平醫院薩斯疫情
法廣： 台灣在這次疫情中一直沒能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相關會議。台灣參加這樣的會議的重要性何在？只是政治意義嗎？從具體的防疫角度來看，意義是什麼呢？
蘇益仁： “是這樣。世界衛生組織每次遇到這樣的疫情，都會召集全球感染症的防疫專家，分析當次疫情，從病毒傳染性，到臨床癥狀和治療、防疫管控等等， 都有一套非常專業的知識交流。所以這些會議非常重要。台灣如果不能參加世衛組織這些專家會議，很多的資訊掌握就不足。薩斯期間，（2003年）4月初的時候，台灣當時不知道世界衛生組織專家會議已經開始改變薩斯的定義，結果造成當時台灣和平醫院疫情。當時，台灣第一個薩斯病人沒有去過中國，也沒有去過香港，雖然實驗室已經檢查出陽性，但台灣還是按照世衛組織此前通報的還沒有改正的定義，沒有定義為薩斯。其實世衛組織的專家們已經在討論，但台灣還不知道，所以就沒有把第一例曹姓婦人當成薩斯來管理和隔離……這是非常大的一次事件。它表明在資訊不足的時候，早期的防疫措施和管控都沒有辦法做好。”
法廣：北京方面這些天不斷重申，在疫情爆發後，一直與台灣有資訊交流。外交部發言人還提到曾邀請港台專家，到內地參加會議，是這樣嗎？
蘇益仁： “是。在第一階段， 12月底1月初，我自己就提議台灣的人員一定要去武漢去實際了解。防疫工作現場的實地了解非常重要。還不錯，大概幾天以後，台灣就和香港和澳門的專家一起在武漢去了一兩天的時間。但那個時候所知消息非常有限，資訊很少，比如會不會人傳人？死亡率有多少？傳遞方式是怎樣？什麼時候開始人傳人？還有實驗室數據、臨床試劑等部分的資訊都相當有限。兩個防疫醫師回來後，我們隔天就開會，但他們對相關細節知道得很少。我剛才提到他們（北京當局）每天通報三千多人確診，但他們用什麼做診斷、病人怎麼安置等，這些資訊我們都不知道，沒有辦法了解數字背後所 代表的意義。現在我們能夠看到他們報出來的資料，但到底有沒有群居感染、有沒有腹瀉癥狀、到底有多少病人有拉肚子的情況等，這些資料對防疫工作都非常重要。我聽說參加世衛組織會議的一個美國專家這兩天到武漢或中國其它城市去了。這樣的實地參訪，得到的是第一手資料。我們目前得到的資料都不是很透明，不很確切，也不很直接。”
北京官僚體系制度致無法反映疫區實情是防疫大忌
法廣： 從您的介紹來看，實際上在一月初，北京方面就已經意識到這是一次比較嚴重的疫情，所以才會邀請港台專家去武漢討論……
蘇益仁： “我想是這樣， 薩斯疫情之後提出的國際衛生條例，要求向相關國家和地區開放，了解疫情；我們是根據這個條例，利用兩岸設立的平台，提出去武漢參訪。我想，在第一時間，恐怕他們在那個時候對整個疫情未來的發展，老實講，是有點疏忽了。有點疏忽。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疫情會發展到這麼大。防疫工作很重要的一點是，新型病毒或疫情其實都有不可預測性，很難預測以後會如何發展。就這一點來說，我是覺得這次武漢冠狀病毒疫情中，（中方）還是依照三級三層：武漢市報告到湖北省、湖北省再報告到北京……這樣的過程會延緩或隱匿疫情。我覺得，北京的官僚體系制度，和防疫隊非常重要的及時資訊需要之間有落差，沒有辦法反映真正在武漢的情形。這在防疫領域是一個大忌！所以，在台灣，在疾病管制署，您可以看到我們每天都向媒體公開所有數據。這對防疫工作非常重要。而北京三級三層（彙報）還有他們的專制體制對防疫是最不利的。”
法廣：現在我們對病毒的了解雖然比剛開始時候多了，但還是有很多未知數。台灣在這方面研究是否有進展？
蘇益仁： “台灣現在也有些病人，從這些病人檢體提取培養出病毒株。這樣我們就可以做一些動物實驗，或者藥物的發展、疫苗開發。這一點在第一時間也是蠻重要的。在這點上，其實中國這次表現得蠻好，大概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鑒定出病毒，已經有十幾個病毒株培養出來。他們在科學上，在高科技方面的成績是肯定的。病毒定序他們也很快公告出來，讓全世界可以依照這個病毒基因，定序基因，去合成病毒也好，開發診斷試劑也好，甚至開發疫苗、開發藥物。我們現在不太清楚武漢冠狀肺炎以後會不會像流感一樣每年都來。如果是這樣，我們現在必須開始準備一些藥物、疫苗，開發診斷試劑等。在防疫之外，必須在高科技或學術醫療方面去準備，看未來是不是會變成一個更長久的疫情。”
P4實驗室應當如核子彈公約一樣有全球管制
法廣： 圍繞疫情流傳各種各樣的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這種病毒不是自然生成，可能是實驗室泄露出來的一種合成病毒。您對這樣的說法有何看法？
蘇益仁： “大概每一次疫情發生，都會有這樣的說法出現，並不只是這次武漢冠狀病毒。薩斯病毒、H1N1、埃博拉病毒等等都有過這樣的講法。我想，沒有這樣的證據可以肯定“是”或“不是” 。但台灣對這樣的生物危害的管制非常嚴格。比如第一級，第二級的實驗室，一般的醫院都可以有實驗，但是到第三級病毒的管制或者像武漢冠狀病毒、薩斯病毒的研究一定要非常透明：哪些實驗室、哪些人……這些都要有管制。我不太清楚……像中國那樣的體制，大家一直在關心是否有些生物戰劑的準備。如果有P4這樣最高等級的實驗室，所有病毒幾乎都是生物戰劑的微生物或病毒，所以，這類實驗室其實應該像核子彈公約一樣，有一種全球管制。目前好像還沒有這樣的國際公約。但應該有這樣的規範。比如對P4實驗室，哪些國家要哪些規格、可以做哪些病毒實驗等，都要非常透明才行。”
台灣12月31日起就對疫情有所警覺
關於疫情咨訊，現任台灣醫管署副署長莊人祥先生告訴本台，台灣疾管部門在去年12月31日就已經有所警覺，因此向對岸提出要求，去實地了解情況，並開始對武漢直航班機啟動登機檢疫。此後兩岸雖然有一定的資訊溝通，但台灣方面提問，對方才會回答，所給信息通常只是官方公開發表的聲明，並沒有進一步資料，也沒有來自對岸的主動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