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突尼斯革命衝擊波在整個阿拉伯地區的推進，輿論對這一事件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從目前西方有關突尼斯、埃及民主革命進程的評估角度看，越來越多的觀察者將問題集中於革命之後中東與北非社會轉型。其中最受人關注的則是極端伊斯蘭會否竊取革命果實的問題。
如果說，激進伊斯蘭在突尼斯的力量不大，一個極端的伊斯蘭政黨主導革命後的政治轉型的可能十分微小的話，但在埃及，這一可能卻是實實在在存在的。本周末，埃及穆巴拉克政權作出退讓，同部分反對派人士進行了對話。從國外返回祖國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巴拉迪沒有被邀請與會，反對派的主要對話者是穆斯林兄弟會。穆斯林兄弟會創立於1928年，屬於政治伊斯蘭一派組織。
伊朗革命歷史難以在埃及重演
所謂政治伊斯蘭，即是一種企圖將宗教意義上的伊斯蘭擴展至政治、經濟等社會的各個領域，建立一種神權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換句話說，如果穆斯林兄弟會單獨建立政權，埃及可能出現同伊朗伊斯蘭革命相似的局面。面對這樣一種政治前景，毫無疑問發動埃及革命的世俗反對派是心存疑懼的。而這也是整個西方輿論憂心忡忡的原因所在。
不過，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伊朗革命的歷史難以在埃及重演。其中原因不僅是穆斯林兄弟會遠不能同當年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的聲望相比，也不僅因為埃及革命並非由穆斯林兄弟會主導的宗教革命。從阿拉伯社會近代尤其是二戰後歷史演繹出發，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以及埃及革命均以其革命的世俗性開創了阿拉伯世界歷史的新紀元。而此次革命的世俗性特點正是觀察今後革命進程的最關鍵因素之一。
我們可以從整個阿拉伯世界二戰之後發展的歷史框架下進行觀察。二戰之後，中東、非洲國家漸次走出殖民時代。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非洲與中東去殖民化的歷史大潮完成，與這一潮流相平行的是，一部分阿拉伯國家如埃及、伊拉克、敘利亞、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等建立了世俗專制政權，但是宗教力量並沒有在該地區有所退隱。歷史的悖論是，這些以壓制宗教勢力、剝奪基本自由為代價建立起來的世俗專制不僅沒有能夠有效地削弱伊斯蘭的力量，反而激起了宗教的反彈。面對世俗專制，部分民眾將希望寄託於宗教，企圖從伊斯蘭教義的道德理念中獲得既能夠抵禦西方入侵，又能夠拯救阿拉伯民族的思想武器。七十年代末期的伊朗伊斯蘭革命，九十年代塔利班在阿富汗執政是這種企圖以伊斯蘭拯救阿拉伯民族的理念在政治上的實踐，也即是所謂“政治伊斯蘭”正式登台執政。
埃及革命的曖昧不明之處
同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相比，埃及革命的世俗性存在着曖昧不明之處，尤其是穆斯林兄弟會在民眾抗議遊行的後期開始積極介入。但是埃及革命的世俗性特點仍然是不可否認的：革命的動力不來源於宗教，革命的對象也非宗教。革命要求推翻的是世俗專制，反對的是一黨獨裁。如果我們承認埃及革命的世俗性，那就意味着追求神權極權主義而無所不包的“政治伊斯蘭”意識形態並沒有足夠的空間。
早在九十年代，已有學者指出過，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之後政治壓倒宗教的事實與神權國家無法主導社會的“再伊斯蘭化”過程已經表明了“政治伊斯蘭” 的失敗。其實，最為關鍵的是2009年六月發生的伊朗民眾圍繞第十屆總統選舉作弊而發起的抗爭。那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對伊斯蘭宗教專制的抗爭。這一抗爭雖然暫時被鎮壓，但卻再明白不過地表明伊斯蘭共和革命的烏托邦幻象已經破滅。換句話說，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與隨之而來的埃及革命以其世俗革命性質，不僅推翻了世俗專制，給世俗專制阻擋激進伊斯蘭的歷史時代畫上了句號，也超越了阿拉伯國家的現代出路是“政治伊斯蘭”的意識形態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