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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多份報刊去年底以來紛紛刊登了共同社記者松尾康憲寫的“成為成年監護人的迷途”。日本社會關注松尾作他患了癡呆症的伯母監護人的親身經歷所突顯的高齡社會落實“成年監護人制度”問題,但我看他的故事不僅反映了去年日本社會頻發人瑞失蹤案所折射出的社會親情淡薄的現實,而且方方面面展現了中國人鮮有機會認識的真實日本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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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電話給松尾徵得他同意,我把他的故事簡略譯成中文,借用本周和下周的日本專題發表,以下是松尾寫的真實故事:

09年2月5日早上,單身赴大阪工作的我在辦公室接到神戶市急救醫院來的電話說“松尾禮子腦梗患了癡呆症”。
86歲的松尾禮子是我的伯母,兩天後我去看她時,深陷在輪椅里的禮子還認得我,小聲地叫“康仔”。護士把我帶去的“草莓大福糕”切成指尖大小喂她吃,草莓怕噎着,扔掉了。

打電話給我的醫院護理高田美惠告訴我,禮子被救護車送進醫院是1月15日,途人看到她在公共汽車站不能動彈。
我的伯父已故,他們也沒孩子,禮子有兩個家住神戶的血親,高田在禮子皮包里找到電話號碼掛去,對方卻都說與己無關,最後只好找我這個姻親。說完經過,高田問:“你能不能作她的監護人?雖然還可選擇讓神戶市長做,但身邊的人當然好些。”

我6歲時父親去世,因父母離了婚,祖父母收養了我。那時禮子有時也帶我玩、疼愛過我。我上大學時,她還請我吃飯、給我零用錢,我當下就決定不能棄她不顧。

到禮子租住的神戶市營住宅是2月12日,一打開門就看到散亂的衣服、雜貨和垃圾,電也被截斷。愛整潔的禮子竟住在這裡,我懷疑她腦梗前就患了癡呆。

見我呆然,推着坐輪椅的禮子和居委會的人一起,與我同時進入禮子家的高田便催促說“收拾重要的東西,叫銀行的人來、我們作證,要提款繳禮子的住院費呢。”

我收拾了存摺、投資文件,按銀行留給禮子的名片打電話去說:“我是松尾禮子的親戚,她本人要提款,但卧床不起,希望來確認一下。”銀行負責法律的人說:“帶戶口本來,什麼?本人已故丈夫的侄兒?沒血緣關係不行!”我說:“沒其他照顧她的人了,醫院很困惑,請告訴我怎樣才能動用她的存款?”對方支吾不答。

法律上我是禮子的“姻緣三等親”,沒血緣關係、沒繼承權。但禮子還生存,顧客困擾時,銀行其實很冷漠。

唯一的辦法是我要儘快成為禮子的監護人。2月19日我辦理了委任律師伊藤町子申請的手續,繳了約1800元人民幣的申請費,說明了所知道的所有親戚關係,希望有助申請。

3月14日,禮子治療結束轉到醫院介紹的老人保健設施去,需要護理的程度是5級。住進設施後兩天,夜裡設施打我手機說:“禮子硬要站在床上,說想喝啤酒,你是不是能送些啤酒來代替安眠藥?”次日我寄去了兩打罐裝啤酒。

4月18日又有電話來說“禮子到處徘徊想出去,我們只好給她換了房間。”新房間有厚重的鐵門,護士不開鎖是出不來的,房內禁止所有個人物件,護士說:“嚴重的癡呆患者什麼都吃”,讓我理解護理的艱難。

但換房間令禮子更消沉了,為了給她換氣氛,我叫來留在東京的妻子,約兩個月1次帶她坐出租車兜風。初期她們理髮、溫泉泡腳、喝咖啡,還買些甜點回來。後來體衰,兜風時間也縮短了。

申請成為監護人的手續幾經敦促仍慢得沒進展。4月我首次獲悉,申請作監護人“經律師會介紹專家是較好的方法”,我覺悟到要從頭開始。

故事先說到此,下周的日本專題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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