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黃碼頭工潮結束 影響卻深遠

持續四十天的和黃集團屬下貨櫃碼頭工潮，在獲得外判商書面保證加薪9.8%後結束，但加幅遠低於工人原先的雙位數字加幅要求，而加薪方案的達成，亦不是與工會談判達成，勞方形容，是次工運屬「半杯水的勝利」，資方則損失以億元計的營業額。有評論指，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工潮。

但亦有社會學家指，事件已成功由工運轉化為社會運動，並讓市民認識到外判制度的無良、政府調解勞資糾紛的法定權力極之不足，對工運發展有積極意義。

在四名外判商連手拋出向所有工種加薪9.8%方案，並聲言不會重返談判桌之後，勞工處6日取得外判商書面確認加幅和承諾改善工人的吃飯和如廁安排後，同晚，發起罷工的碼頭業職工會召開會員大會，以絕大比數通過接納外判商書面承諾的加薪方案。工會今天將協調外判商及會員的復工安排，預計日內可陸續恢復工作。至於在和黃集團主席李嘉誠辦公的長江中心之外的示威，工會將在解決因其中一名外判商結業而令吊機手職系員工去向成疑的問題後才撤離。

至於隸屬和黃集團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則表示，樂見罷工工人接受外判商畫一向所有工種加薪9.8%的方案，認為這是對各方均有利的決定。港府亦發表歡迎聲明，並指勞工處會繼續與貨櫃碼頭公司(HIT)及其外判商跟進碼頭職業安全和工人健康情況。

對於是次工運的結局，親北京的報章和建制派工會表示，是一個四輸局面，工會拿不到要求的加薪幅度，工人生活受到嚴重影響，資方經濟損失嚴重，貨櫃碼頭業聲譽受損，部分更轉移至中國內地。

不過，研究勞工問題的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導師丘梓勤反對用誰勝誰負來評論事件，他指出，加薪幅度從來都是要商討的，不可能拿原來的要求加幅來定輸贏。而工運迫使否認有責任的HIT及和黃也要列席勞資會議，工人的工會意識提高，從運動中汲取相對成功的經驗等，均是這次工運的積極結果。

他認為，更重要的，是這次工運已發展成為社會運動，工人揭露的不合理工作環境，外判制度如何向資方傾斜，令運動一開始便獲得一些社運人士和學界支持，其後更發展至令中產人士和高收入人士亦加入支持工人行列，因為有關人士亦受外判制度剝削，而《僱傭條例》又未能保障勞工權益，勞工處斡旋權力不足，若資方拒絕談判，政府根本無法定權力強制雙方開會商討。凡此種種，均令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浮上水面。若資方仍不聞不問，相信日後會有其他工潮出現。

社會對是次工運的支持可反映在罷工基金的數額上，罷工不久後成立的基金，至今一個月內共籌得854萬港元(下同，摺合約83萬歐元)，籌款額是六年前紮鐵工人罷工時成立的基金的十倍，而物資亦源源不絕運至罷工現場，十足是小市民連手對付哥利亞式的大財團。基金已分十次發放津貼予工人，幫補家計，而在罷工結束後，基金尚餘228萬港元，每名堅持罷工到最後一分鐘的工人，預料可分得四、五千元。

相對工人，丘梓勤認為，港府表現很不理想，勞工處官員在如此大型工潮初期，基本上是「失蹤」的，其後雖加入斡旋，但言論又偏袒資方，傾向叫工人接受資方建議。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亦同意，碼頭工潮籌得款項之多，可謂創下香港工運歷史新一頁，而事件中持有HIT的和黃亦賠上了聲譽，其以大欺小的行徑，亦使該集團形象低落。他續稱，工潮反映商界以傳統「在法律框架內賺盡」，不談社會道德的方式處理勞工問題，已不被社會接納。

丘梓勤總結道，香港商家少談企業的社會責任，只講公關和環保，若政府不立法改善，以平衡勞資關係，但工人意識又已提高，日後工潮將會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