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女導演寧瀛2018年11月到巴黎參加了第十三屆巴黎中國電影節，這屆電影節的主題是：向女性導演致敬。在整個電影節期間，主辦方也圍繞這個主題進行了多場討論會和研討會，寧導和其他幾位女導演都在女性導演論壇上暢談自己多年來的創作，內容非常精彩。
在寧瀛的簡歷中一段經常被人提及的經歷就是她曾經在意大利留學期間就擔任過剛剛去世的意大利名導貝爾托魯尼的名片《末代皇帝》一片的副導演，從1990年走上導演之路後，拍攝的包括《找樂》《民警故事》和《夏日暖洋洋》在內的“北京三部曲”，則是將社會巨變中的北京人的生活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從而也奠定了她在中國影壇的重要位置。寧瀛導演獲得今年巴黎中國電影節“導演傑出成就獎”。
下面請聽法廣對寧瀛導演的專訪，首先她介紹了意大利的留學生活讓她走上導演之路的經過：
寧瀛：在我跟老貝（貝爾托魯尼）一起拍電影的時候，他會經常把我叫到攝影機前，說：”你將來一定要當導演的，我要告訴你這個鏡頭是怎麼做的”。當聽到他這麼說時，我才意識到“將來”這個問題。實際上，年輕的時候沒有想那麼多，而且當時從性格到個人文化儲備等各個層面似乎都不太像是為衝著導演去的，當時的目標也沒有那麼明確。
其實，可以說我是在拍攝《末代皇帝》時和貝爾托魯尼重新回到“中國”這個現實，通過一種有距離的眼光，可能是更清醒的眼光，來看我們自己的生活，然後就有很多感觸。再加上以前電影學院的學習，那時候就覺得有話想說，隨後就這樣走上拍電影之路。
法廣：如果沒有這段意大利留學的經歷，你可能也不會有對中國社會如此的敏感度，以及在影片中對社會現實的掌握程度……
寧瀛：是的，那一定不一樣。包括我到意大利以後，看的影片數量非常多，所有大導演的影片我都橫向或縱向地全部看完了，一個電影時期的作品也都會去看，量非常大，看了這些電影幾年之後，我自己覺得通過影片從而掌握了整個歐洲近代和當代史的知識，對二戰和二戰後的歷史非常熟悉，包括對人物的脈絡和歷史轉變都很清晰，雖然我不是一個社會學家，也沒有認真讀二戰的歷史，但是從大量的影像中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這時候再回頭看中國社會的發展就能清晰地預見到其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比如，可能就會意識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會像西方的二戰以後一樣地蓬勃發展和大的變化，所以當時就想把中國當時的社會，也就是變化初期的情景立即拍攝下來，因此就有了《找樂》這個題材。但實際上這部片子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得到電影廠的支持，他們認為像我這樣洋氣的一個人怎麼會去拍很土的北京人的生活，因此認為可能性很低。當時（電影）廠里就說，讓我先去拍一部賺錢的影片，如果成功了，證明我可以拍長片了，就同意讓我拍《找樂》，所以我就拍了《有人偏偏愛上我》這個動作浪漫喜劇片，這個電影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之後我就在廠里變成了導演。開始拍我想要拍的東西。
法廣：你在意大利留學期間，也就是1981到1987年，這段時間正好是中國走出文革，進行改革開放的初期，這段時期的中國，對歐洲人來說也充滿了神秘色彩，拍攝《末代皇帝》的時候，可能也正是處於中國和西方社會互相窺探和了解的過程中，你認為是否有這樣一個歷史的交接點？
寧瀛：對，應該是這樣的。那個時候一個比較明顯的感覺是，外國人非常想了解中國的情況，但苦於實在是很難了解，因為中國的情況太複雜了，它是一個有歷史的國家，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也有非常動蕩不安的近代史，所以我覺得有將這個時代記錄下來的願望。
我個人認為，影像或者拍攝電影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你是一個時代的見證人，通過影像把這個時代，最鮮活的作為一個人的感受進行記錄。
當然“記錄”這個詞聽起來就好像是不用動腦子的一件事，只要記下來就行了，其實並非如此簡單。如何通過影像傳達一個時代的人的情緒？對這個國家的情感？其實這個情感是非常複雜的。
我記得我讀學生時代特別喜歡的一本書，就是法國電影理論家巴贊的《電影是什麼？》，裡邊有一段講到悲劇，講到揭露現實的意義何在。他認為其中的關係源自於一種很深厚的愛，這種愛就是當你看着他們的時候，你會產生“人們啊，你們應該活得更好！”的想法，所以你會去拍攝一些甚至有瑕疵的現實，所以我認為從巴贊這本書的理論中突然意識到我做導演的原因和初衷，也意識到我回到中國去的原因，因為當時我完全有條件留在意大利。我留學回去的時候，國內剛剛開始出國的浪潮，所以我覺得自己像一隻不識時務的鳥，當所有森林裡的鳥都拚命向外飛的時候，我獨自一人撲騰撲騰非要飛回去。究其原因，可能並不是一種簡單的直覺，而是長時間的學習和工作經驗，再反覆思考自己究竟要做什麼後的結果，其實就是多了一種思辨的能力，在感受的時候，既可以作為當事人，也可以作為旁觀者，有比較多的視點，這一點很重要，但是根深蒂固還是源於我們生活的經歷，它給我們情感，作為人的感受，認識等各方面的印象太深刻了。
當然有些經歷是在我沒有意識，不了解的時候發生的。比如，我出生的時候中國正經歷着大饑荒的年代，我聽我家裡人告訴我，我到了兩歲多了都沒有見過雞蛋，走在院子里時，一個人說我沒吃過雞蛋，就送給了我兩個雞蛋，我當時走路還不穩，但堅持自己拿着兩個這麼可愛的雞蛋在手裡，但沒走兩步，一個雞蛋掉到地上就碎了。那個時代，不僅沒有吃過雞蛋，牛奶就更沒有聽說過了，一直到我出國時，中國很多家庭都還沒有冰箱，更不知道空調是什麼，覺得的那個是出國的經歷比登上月球的距離還要遠，所以國內生活的這種大的動蕩，包括從文革期間一直到文革後的改革開放，再到現在的繁榮，有時候感覺到西方後，感覺自己的經歷相當於西方兩代人的經歷，好像既經歷了他們上一代經歷了二戰的那一代人的生活，也經歷了二戰後長大的一代。
所以我覺得有些東西，經歷得越多就越會反覆思考人生意義何在，因此有時候做事就更加會從多文化視點去反覆考慮做這些事情是否有意義。當然，現在中國社會的變化非常大，我就開始強迫自己，仍然要參與，我並沒有想到自己應該功成名就地退休了，可以啃自己的老本，不往前走了，我仍然覺得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好奇心，想參與進去，想看看這個社會究竟要朝什麼方向發展，那麼對我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做電影，強迫自己走出家門，跟社會接觸。
說實話，我本身的DNA是做音樂人的性格，是每天關在琴房裡練琴的人，可以一輩子都不出門，所以做電影讓我走出家門，參與這個社會
法廣：你的幾部電影中都體現出一種情懷和人文的關懷，能讓觀眾看到劇中人的喜和樂，這種情懷是什麼時候產生的？
寧瀛；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是在做電影的過程中發現了自己的這一面，而且現在的作品越來越多地體現這一面。 也可能是我小的時候家裡人將我送到農村去過，當時記得碰上黃河發大水，從公交車上下來，全家大小都得抗着行李，我當時也就四五歲左右。當時的北京城大家都是底層社會窮人，更別提到了陝西的農村，到了西安，在餐廳里，如果你有吃的東西，旁邊的乞丐就會過來將一口痰吐在碗里，這樣你就不會吃了，他就趕緊拿去狼吞虎咽，饑荒中的百姓的生活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我父親也會經常給我們講一些家史，他童年的故事或中國古代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覺得其實在我的教育里，有很多對人的同情，有很多人文主義的思想，在意大利留學期間，這種人文主義的思想精神的實質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對人的熱愛，人的價值的重新認識，我覺得這對我的思想認識有很大提升，至於影片拍攝出來後有一種悲憫的情懷，這的確是我在一邊做，一邊發現的。
感謝寧瀛導演接受法廣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