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2月12號結束的法國第25界沃蘇勒國際亞洲電影節上，紀錄片單元放映的一部法國導演讓-米歇爾· 高利利昂（Jean-Michel Corillion)在中國廣西拍攝的《一條通向小江的路》 獲得觀眾最喜愛的紀錄片獎。影片講述的是一個堪稱是現代“愚公”的真實故事，一個人憑自己的力量修建一條長五公里的路，讓與世隔絕的瑤族小村免遭被集體搬遷的命運。
這是一個感人的故事，同時也是時代的寓言。從狹義上講，公路意味着給一個地區帶來開放，但同時也有被外部世界衝擊而導致地區文化傳統流失的危險。從廣義上看，在當今互聯網在極短的時間內悄然普及深入到了千家萬戶的高科技時代，我們又何嘗不面臨著要對這無數條看不見的道路帶來的種種便利和好處以及其負面衝擊問題的現實思考呢？
我們在電影節期間游有幸採訪到了這位具有三十年紀錄片拍攝經歷的資深導演先生，談談這些話題。
首先他還是講到去廣西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原因和契機：
高利利昂 : 我和這部影片的另一個編劇（作者）伊莎貝爾 ·古龍（Isabelle Coulon）決定在全球拍攝一個系列片：主題就是在一個從來沒有路的地方，一條公路修好後會發生什麼。因此，我們就順着這個主題在世界各地尋找。在中國廣西拍的這個可以說是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的。當時，我在互聯網上看到一篇很短的中文文章，講的就是影片中的主人公黃元峰的故事。我請一個在巴黎生活的中國朋友翻譯了這篇文章，在他的幫助下了解到了黃元峰要修一條公路的計畫，也是得到這個朋友幫助後，我們請一個人去當地和他進行了接觸，告訴他我們想去看他，把他的故事拍攝成紀錄片的願望，希望他可以接待我們。他隨後理解也接受了這個建議，於是我們2016年就到中國去見到了他。
法廣：這個拍攝計畫也沒有受到來自當地政府的阻力？
高利利昂 :在當地的政府哪兒也沒有遇到阻力。我感覺大家都認為把這個故事拍成紀錄片是理所當然的事，黃元峰在當地很有名，大家都認識他。當地政府也立即就給了我們拍攝紀錄片的許可。我想，當地人都非常清楚修這條路的重要性和作用。所以對他來說事情進展的很順利，對我們也一樣。
法廣：一條公路自然有鏈接外部世界的作用，但是在這樣一個少數民族居住的偏僻之地，修公路也意味着當地文化流失的危險，他們的世界將發生巨大的變化，公路可以帶來金錢和經濟效益，但是同時也必定會帶來變化 。
高利利昂 ：是的，但是我認為這個少數民族即希望保留自己的傳統，同時也要對外部世界開放。他們說的一句話讓我們很感動，他們說通過這條路，外國人可以來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非常美麗的地區。因為這是一群非常眷戀自己土地，非常熱愛自己國家的人，他們認為這條路可以吸引來很多遊客。
我能感覺到他們非常期待公路帶來的開放，他們嚮往對世界開放。
當然，我的確希望整個地區的居民都可以得到好處。生活在偏僻的地區，的確會有很多不便之處。
法廣：從另一個角度看，與世隔絕可能也是保護自己族群文化的一種方式，他們有沒有文化傳統流失的擔心，或者這根本就不是他們主要考慮的核心所在？
高利利昂 : 當然有，但這是一把雙刃劍，必須做出選擇。要拯救一個與外部世界隔絕的村莊，因為如果沒有這條路的話，村子也將被迫遷移到其他地方，還是要保留傳統，這是一個值得仔細考慮的問題。
我們在影片中也拍攝到瑤族的新年，他們也告訴我們，正因為有了這條路，更多的人才能夠來到小江村，參加新年的慶祝活動；我反而認為，一條路可以加強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我也感覺到瑤族年輕人與他們的文化之間深深的情感，他們未來也會很注重保護自己民族的文化問題，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
法廣：黃先生決定修路的時候已經得知自己患了癌症，這也是他決心完成這條路的原因，他的身體上的虛弱和精神上的堅強形成鮮明的對比，令人感動。在這樣的條件下，拍攝過程順利嗎？
高利利昂 : 對他和對我們來說，最不利的因素就是天氣，當時正好趕上雨季，在雨中修路或者拍攝都不是容易的事。與此同時，這個家庭和所有的村民都給予了我們非常熱情的接待，張開雙臂歡迎我們，給人賓至如歸的感覺，儘管有文化和語言的障礙，分手的時刻非常艱難。我們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憶。
法廣：黃先生在影片中有兩次流淚，一次是說道自己的弟弟英年早逝，另一次是講起習近平主席的“中國夢”時，影片中也看到村民在過年時將習近平的畫像貼在牆上，你們在當地是否能感到這種很顯然是非常深刻的忠誠之情嗎？
高利利昂 : 我們之前對這種愛國熱情並不了解，但是聽了這段採訪後的確感覺到了。我們也有些疑惑，但是同時，這也是紀錄片的作用，就是全面，完全，毫無保留地展示現實，讓人們想他們所想。
如果他之所以這樣做，就是他想傳遞出來這樣的一個信息，對他來說就非常重要。他在說到這個“中國夢”的時候，有特別讓他感動的東西，裡邊有一種責任讓他深思，他深知不能放棄，不能失敗，現在不能停下來，否則對村子就是災難性的。這一點真的感動了我們。
同時，我不談政治，政治不是我拍攝的目的，我的目的是遇到一些人，這些人從來不會被關注，但即使在中國最偏遠的地區，他們也在默默地做着一些事，這是讓我們特別感動的一點。我們從來沒有和他或者其他任何人談到生活中的那些政治層面的問題，我們只是看到一些為生活抗爭的人，目的是希望改善生活條件。
是的，在影片中可以看到他流了幾次淚，我們可以感到這是一個脆弱的男人，因為他生病了，但這也給他帶來了雙倍的力量，讓他能堅持完成自己修路這件事，他也的確做到了，這真的是令人欽佩和肅然起敬的。他將自己和生活置之度外，為自己的族群傾盡所有地付出。
再回到剛才您提到的問題，我記得影片的另一個作者伊莎貝爾 古龍（Isabelle Culon） ，曾說過，一條道路就是向外界打開的出口，可能的確會將一個地區的文化置於危險境地，但同時，如果一個村莊消失了，因為這就是當地政府的計畫，因為他們無法支付維護這些小村莊的費用，也無法修建通向所有村子的道路，如果這些人都被遷至大城市的邊緣地帶，當地瑤族的文化才更會受到真正的威脅。所以，可以說，保住了這些村子，就是保住了傳統和文化。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帶着苛刻的觀點看待，因為，我的觀點不一定是對的。更要看當地的居民對開放有何訴求，他們如何面對和處理開放帶來的後果。我不能下定論說，這條路是好還是不好。
我認為，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我要做就是讓這些計畫的創始人自己講述，看看他們如何做，如何反應。我當然有自己的觀點，但這只是我的觀點，我是法國人，我從生下來就沒有經歷過沒有道路的經驗，不知道周圍沒有醫療設施的生活會怎樣，所以我不能體會到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小村子的人對道路的渴求，因為他們從內心深處認為這條道路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所以，在這樣的紀錄片里，我們不能帶着自己的觀點予以評價，而更應該讓當事人自己說話。
法廣：您長時間來一直在全球各地拍攝各種題材和類型的紀錄片，可以說是在一個有利的前方觀察和體會着世界的變化，那麼，您看到的這些變化中，令您感觸最深的是什麼？
高利利昂 : 30年來，全球發生了巨變，非常驚人的巨變；我的專長是拍攝與少數族群題材，和人與動物關係題材的影片， 主要是那些特別偏僻的地區的人。當然，這些小族群都受到全球化的影響，甚至有時候會受到外部世界的攻擊，包括森林砍伐帶來的後果等等，是的，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速度也非常快，我想，我們可能是可以看到，認識到那些受到滅亡威脅的多樣文化最後一代人。但我還是要再次強調，這是好是壞我都無法予以評論。總之，我們知道，一些東西正在消失，因此，通過紀錄片予以見證也是很重要的。
法廣：由於互聯網和高科技的發展，當今世界的變化速度也比之前任何時代都要快？
高利利昂 : 是的，變化的方式也是極其迅猛的，就像一條外部進來的道路。互聯網本身就是一條條的路。變化速度非常快， 之前需要幾十年完成的變化，現在只需要幾個月就完成了，通過手機，電視，所有人都可以立刻與外界發生聯繫，讓我們有了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後，就會對自身提出疑問，而人往往是被閃亮的東西所吸引，在短短一秒鐘，事情就會發生巨變，這種方式有些慘烈。在拍攝時，我們也感覺到很多人並沒有為到來的改變做好了準備。
不久前，我們在菲律賓一個島嶼上瀕危的少數民族居住地拍攝了一個紀錄片，這些人被稱為“岩石人”，因為他們一年中有半年生活在岩洞里，躲避颱風和雨水等天氣，這些人也深深感動了我們，因為他們身上沒有任何攻擊性，也沒有任何惡意，身上有一種純真。也許我們之間還有人有這樣的童心，但為生活所迫，我們不得不鬥爭以獲得尊重。島上這些人面對外來的攻擊，比如他們生存的森林遭砍伐時，根本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他們也不會說外邊的語言，更不會自我保護。這一點，我們在很多突然對外界開放的族群身上都看到了。我想，讓他們有充分準備的時間，有時需要幾代人。而現在，互聯網，電話和公路等的到來都太突然了。
儘管如此，也不能說就得讓這些族群永遠於是隔絕，一個人類學家幾十年前曾說過，要保護一個族群的話，就得將他們圈起來，向動物園的動物那樣，當然不能這樣做，這是不可能的；
對幾代人來說，變化都太快了，但我們可以寄希望於年輕人，寄希望與未來，他們將適應變化，選擇和外部世界的好的部分，保留傳統中的優勢，我想中國的瑤族會這樣做的。
感謝高利利昂先生接受法廣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