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澤：全面改革的宣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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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改革的宣言書
作者：朱厚澤
（轉自《觀察》網2010年5月10日）
今年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這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日子。
中國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難重重，問題的根本在於改革越來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沒有跟上經濟改革的步伐。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環 境，但是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沒有得到根本的進步。
關於中國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尋求一種避免衝突的轉變，為中國共產黨自我轉型尋求有效的道路。從整個國家的平穩轉型計，盡量從執政黨內部謀求改革是一條比較 可行的道路。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黨內改革資源的問題。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產黨的組織紀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誠意的堅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體制內採取一切可能 的方式推進轉型，可以說鞠躬盡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遺產，包括那些被扼殺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發揮這個資源的作用，推動我們國家的進一步變化，是一件非 常有現實意義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從幾個方面談談這個問題，算是拋磚引玉：
1. 耀邦主張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2. 耀邦的富民思想。
3. 耀邦在意識形態工作上的開放精神。
4. 耀邦關於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矛盾的思想。
5. 站在時代的高度推進全面改革的事業。
耀邦主張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關於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兩個很重要的文獻需要注意，一個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另一個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 《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國後首次全國職工思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20日，胡耀邦出席會議，作了題為《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重要講話，這個講話 又稱為“二十八條”，因為耀邦一共講了28個問題。在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1999年版《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一書中，關於這個會，還提到一句“胡 耀邦在這個會上作了重要講話”，而在2002年該書出增訂本中，就連這一句話也抹掉了。這是為什麼呢？原來是胡喬木等人反對耀邦同志的這個講話。
那麼耀邦的二十八條到底講了些什麼？針對當時改革剛剛起步，很多人對改革的必要性認識不夠，耀邦在這個講話中指出：
要搞四個現代化，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沒有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
這個見解，提綱挈領，應該成為我黨領導四化建設的極為重要的指導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對這個關係我們事業全局成敗的問題，沒有足夠的認識，缺乏充分的精神 準備和清醒的緊迫感。所以，從現在起，我們要把這個問題特別突出起來，以便從領導到群眾，從黨內到黨外，認清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
耀 邦接著說道：
說清楚了改革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我們就可以確定改革的總方針了。改革的總方針，應當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什麼是全面而系 統地改？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 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
為什麼要提堅決而有秩序的改？大規模的改革，當然是一件很艱巨複雜的事情，需要深思熟慮，實事求是。正是鑒於這一點，中央決定有步驟地進行，並且經過典型 試驗，這就保證了我們不會來回折騰和產生混亂。
耀邦在講話中強調了機構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變機構臃 腫，互相扯皮，幹部老化，效率很低的問題，提出要精簡機構、縮減人員、調整班子、提高效率。關於經濟改革，耀邦的觀點是要把當時農村改革的有效經驗借鑒到 城市改革中來，提出以承包為重點的企業經營責任制，強調改革勢必觸動上層領導部門，特別是中央各經濟部門和省市，各級領導都要進行領導方法的改革。耀邦還 談到其他各個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點改革任務，他說：
我們所面臨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統改革，因此，除機構和經濟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勞動、人事、宣傳、科技、教育、文化、新聞、出版、衛生、體育， 以及各人民團體，總之一切部門，都有改革的任務。
耀邦特別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關於知識分子，一個 是關於政法改革。耀邦講：
我們政法工作特別是公安工作的傳統做法，是以對階級敵人和各種反對社會主義的分子進行偵查審訊和懲辦為主的，這在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確的。 但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們政法工作提別是公安工作必須根據國內政治情況的變化實行必要的轉變，注意加強綜合治理，以預防犯罪和教育 挽救失足者為主，這就是說實施積極的治安而不是消極的保安。
你看，耀邦一舉例就點到了要害上，專政機 器的轉變其實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在當時能這樣提出問題的領導人並不多。耀邦主張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各個方面，雖然1983年 的這個講話還只是通過機構改革和專政機器的改革來論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集中體現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這個文件明確指出：
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 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 化，強調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
雖然圍繞這個決議發生了嚴重的鬥爭（後邊我還要談這一點），但畢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亮出來了，用今天的話說，這些都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啊！把 “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當作主要教訓，點到了問題的要害。
如果我們把《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以及《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這兩個文獻連起來看，就形成了一個總體布局，可以理解為是耀邦同志關於全面改革的宣 言書。20年後再回過頭來看耀邦關於全面改革的思想，意義就非常清楚了。現在我們的改革是一條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識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抓好嘛！只有經濟 改革和經濟發展，權力失控，權貴資本橫行，結果就造成了如今這樣的困局。我覺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無論放在當時的背景下，還是從今天的實際需要出發，都非 常有意義，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個重要思想，那就是國家要富強，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來，是檢查我們各地各條戰線工作的最重要的標準。後來87年生活會上有人批他 說，胡耀邦一條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們的一切了，還很得意，到處講。
說到這個“到處講”，我倒想回憶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貴州指導工作的一段往事。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頂過去後，耀邦同志到四川，後到貴州，元月份 在貴陽講話。講完話後，我和池必卿同志一起把耀邦從銅仁送到湖南湘西鳳凰縣，毛致用把他接走。我想再看幾個縣，池必卿說走，馬上回來召開省委常委會，按照 耀邦同志的講話精神重新布置工作。我們回到貴陽後就召開全省幹部電話會，由於耀邦交代此次視察貴州不作新聞報道，我們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義把耀邦講話 精神傳達到縣委。1984年1月15日《貴州日報》第一版用通欄標題，用全版篇幅刊登了這次電話會議的消息和精神。最近貴州的同志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還 把這天的《貴州日報》給我複印寄了過來。
這天的報紙是這樣報道電話會議精神的：
黨內評論是非的標準究竟是什麼？省委認 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來，這是評論是非的一條重要標準，是檢查各項工作對與不對的最重要的一條標準。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後，我們黨的全部政策可以歸 結為一句話，就叫富民政策。國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
必須以重點戶、專業戶帶動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農村重點戶、專業戶是當前農村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廣大農民共同富裕起來的先行者，我們必須敢於肯定、保護 和支持。扶持方法不當的要改進，但方向不能動搖。不要老是堅持過去那種嫌富愛貧的思想，老害“紅眼病”。
在流通領域裡，決不允許再搞獨家經營，而應當全民、集體、個體一起上，獨家包辦的官商作風，今年必須有一個大的突破。
電 話會議號召“各級領導都要勇於開創新局面”：
開創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經過長期實踐證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們黨的最優良的好作 風，必須堅持；一切同新形勢、新情況、新任務不相適應的老觀念、老辦法、老框框，都要敢於破除；一切幹部，首先是黨員幹部，都要把自己領導的部門、單位的 業務方針，服從於服務於我們全黨的奮鬥目標；一切有利於促進人民勤勞致富的措施、經驗、辦法，都要敢於探索，敢於試驗，成功的必須積極推廣；一切違反黨和 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須堅決地抵制、制止以至鬥爭。
有人看到這份報紙後吃驚地說：貴州省委這是怎麼 了？口氣這麼大？他們哪裡知道這其實都是耀邦講的。當然，也有人不贊成其中的某些觀點。記得後來李先念到貴州療養，我們去接他，李坐在車裡不言語，拿着一 份材料看，突然嘴裡罵罵咧咧地說：“紅眼病”？老子他媽的就是“紅眼病”！當時誰也沒敢搭腔。顯然李對耀邦的觀點有意見。
耀邦在貴州講話裡面還說，發展專業戶，是我黨繼農村承包責任制之後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講的發展專業戶，不僅要發展種植、養殖專業戶，而且要在經濟發展的 全過程中，發展交通運輸、儲存、加工、流通等領域的專業戶。實際上是在發展專業戶的概念下，全面發展民營經濟，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當時都提了出來。
過了二十多年，現在我們已經可以更深入地看這個問題了。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光搞經濟體制不行。經濟體制改革有兩條路線，一個是富民的，一個是富官的。現在 名義上是搞國家富強，實際是壓榨老百姓。我們看的出來，確實是有兩種不同的政策。應當承認，國家這些年來，經濟確有發展，但一邊是政府大量提取資金，政府 行政費用大幅增長，同時產生大量腐敗，另外一邊老百姓應該得到的實惠沒有得到，而且貧富差距在拉大。這不僅表現在政治體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經濟建設裡邊究 竟是按什麼路線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實上，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勢必走到邪路上去，本來想富民，結果富了當官的。權力沒有制約，就要利用市場為自己撈好 處嘛！
耀邦在意識形態工作上的開放精神
在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繁榮起來，不要設置那麼多框框。就在我剛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啟立、王兆國給我帶話， 告訴我要“大膽一點，準備個報告，提供書記處討論，我們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導思想寫個報告，意識形態方面就會打開新的局面”。後來又當 面跟我談過這個問題。
耀邦在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上的開放精神，的確令人感動，但我當時並沒有接受這個建議。為什麼呢？因為現實處境不允許。我當時的處境是五層“袈裟”：耀邦是 總書記；胡喬木是政治局委員，列席書記處會議的，實際上他不是列席，他是指導；胡啟立是常務書記，管日常工作，我們幾個部都在胡啟立指導下工作；鄧力群是 書記處書記，模模糊糊還在分管着意識形態工作；整個這個架構上面還有垂簾聽政的，是不是五層“袈裟”？在這種架構下，我這個中宣部長算什麼啊？怎麼搞嘛？ 此其一。第二，我要和盤托出我的觀點，通不過的，不可能通過的，如果胡喬木鄧力群還有其他人發一通言論，我怎麼辦？他（耀邦）也不能完全不聽這些人的觀點 的，作為總書記，總要幾方面意見都要照顧到。所以在那個情況下我的意見不能說的，說了就犯規了。
我當時的作法是，第一，我絕不準備系統報告，第二，我不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第三，我絕不搞全面性的、政綱性的東西。人家說新部長到了就要開全國工作會 議，都要把文件準備好，要請書記處討論，我通通都不要這些，我根本就不開。
耀邦還是過於理想主義了些，他希望有一個好的局面，但是實際上不可能。我考慮了，我如果採取他講的辦法，準備一個全面的宣傳工作會議文件，那實際上精神文 明建設的主要內容我都要寫，都得把觀點擺出來。最後的結果勢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應該說的話給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說了。我的辦法是化整為零，分步來，毛 毛雨、微微風，東講一點、西講一點，路線綱領那些東西不要搞，我們搞點氛圍總可以吧。
“三寬”就是在這個情況下提出來的。我主張寬鬆、寬厚、寬容，先把意識形態上兵將對立的局面解開、鬆開一下，有點互相可以對話的氛圍，然後就可以談話了。 眼睛瞪着，我是執政黨、專政黨，就是盯着你資產階級的，有什麼新動向，這怎麼談問題？這就沒法談嘛。所以我認為那種搞法根本就談不上長治久安。高壓鍋下面 能夠長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鬆開，在這裡面就有一點活動的餘地了。但是我談的所有的東西沒有一個發正式文件，因為文件是帶有必須執行的性質的，不是指令 性的，起碼也是指導性的。我這些談話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導性的，而是參考性的。當然，在那時的體制裡面，中宣部長發一個講話，只要是正式講話，按照 規矩，就要形成一個文件式的東西。所以我不開正式的工作會，我只開宣傳部長座談會，你也談，我也談，大家談，東講一點，西講一點，這個會上講一點，那個會 上講一點，範圍都是小範圍。
這是一種策略，在當時的情況下也只能採取這個辦法，或許還能有一點作用。同時也不僅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傳部的工作與思想有關。思想問題怎麼能夠下 命令呢？警察指揮交通用紅綠燈，思想問題是不能用紅綠燈的，應該在對話中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傳部長請來，不一定非得有什麼工作報告， 我們兩次全國性的宣傳部長座談會，沒有主題報告。大家很關心各方面的問題，那好啊，請錢其琛同志把國際形勢、外交問題講一講，科技問題請吳明喻同志來講 講，如此等等。可不可發些文件給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書處長找來，口述了一個會議的材料目錄，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會議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講 話，鄧小平的講話，也有鄧力群的講話，那個叫會議文件；第二部分叫參閱材料，朱厚澤同音樂家的談話，朱厚澤同作家的談話，等等。完全分開。本來就是個交換 意見的過程，大家都等着十二屆六中全會，我也等六中全會，聽不聽隨你嘛。
我在各種場合講的這些話，如果按照這個黨的規矩，至少要點應該事先報告，事先不報告的話，事後要送審，很多都要做正式文件發的，我把這些全部給抹了。我也 沒有報告。用這種非正式的方法實際上就抹掉了那些前前後後的程序。我不能打陣地戰嘛。而且，我自己也是真心誠意地想聽聽，大家究竟是什麼意見。我這個人長 期在地方工作，習慣於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了解實情，了解大家的想法。
耀邦一向注重保護知識分子，很想在意識形態工作上打開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86年，正是黨內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爭論和矛盾更趨尖銳、更趨激烈的兩 年。無論是與那兩位“左王”的矛盾，還是與鄧、陳之間的矛盾，都以一種更加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了。這個時候，耀邦真的很難。我原來雖然也聽到些，但是不到 北京來不知道他這些難處。
鄧一直批評耀邦反自由化不堅決，其實耀邦是反對來不來就給持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扣大帽子。耀邦同志當年就常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們說，回顧我們黨的歷史，有 好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從延安時期批王實味，後來批胡風，直至“文革”批“三家村”，這些經驗教訓都告訴我們：搞運動，打棍子，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 然後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這樣做出的結論最後沒有站得住腳的。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解決。我們要堅持“雙百”方針，要說服、引導，要鼓勵大家 真正講心裡話。不要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制。這種惡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西單民主牆，魏京生已經抓了，貴州在北京的一批人也被抓了遣送回貴陽，我那時剛剛恢復工作在市委組織部，怎麼辦？一了解情況，這些人就是跑到北京貼了一些 大字報，要思想解放，你把他抓起來幹嗎？再一了解，家庭出身都不太好，有的父母過去當過縣長什麼的，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學也不讓上，招工也沒有份，這不公 道啊，所以我們就採取什麼辦法呢？公安已經抓回來了，現在沒法放啊，就叫公安局政治部加上市委宣傳部去給他們辦學習班，坐下來慢慢搞吧。分析過去分析過 來，該落實政策給人家落實嘛！耀邦怎麼發現這個事情的？我們沒敢寫報告，是耀邦自己發現的，派《人民日報》理論部的記者跑下去做調查採訪，然後在人民日報 發了一大版，前面加上按語，按語裡面寫到中央領導同志說的話，其實就是耀邦自己說的，批評我們的幹部不善於去分辨情況，不懂得從這裡面吸取經驗教訓，等 等。把已經打好的報紙清樣拿來找我們市委核對，我當時還有疑慮，跟我們常委書記講，這個東西能發的出去嗎？後來我們把報紙清樣還給《人民日報》，答覆人 家：是，你說的都是事實，最後文章也發出去了。這是三中全會剛過，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還有就是像方勵之那樣的事情嘛。大家知道，1985年就開始整方勵之，下面折騰，教委什麼的，弄完了送到中共中央總書記那裡。胡耀邦批了一條：思想問題要 跟本人見面，這是我們的規矩。可是誰也沒找方勵之直接談，這樣不妥。教育部沒辦法，只得急急忙忙派大員去找方勵之談話了。那能談出什麼？當然談不出什麼。 你看，就在這種情況下，耀邦還打阻擊呢……
社科院政治學所的所長嚴家其，寫文革十年史，那上面涉及到文革中的一位風雲人物，此人寫信到耀邦那裡告狀，那怎麼辦？此事驚動上層，有人已經知道嚴家其在 寫十年史了，這種書怎麼能寫？要把這個書銷毀了。這時耀邦寫了封信，給我和當時的出版局長，說把某某某的信轉給你們。信里談到，任何歷史、任何人都是可以 寫的，先肯定這一條，然後說，文革嘛，很特殊很複雜，好些人現在還在，寫的時候要謹慎一點。最後還說，某某某在信上發脾氣，這個不好，請你代表我批評他。 你看，總書記又在打阻擊。這時外面議論紛紛，壓力也越來越大，這個書無論如何也要銷毀。有人給我出主意說，已經印出來了，幾千冊呢，出版社還有經濟核算問 題，實在不行，宣傳部拿錢吧，把它買下來，收回紙廠銷毀。我一想，這是中宣部要焚書哇！秦始皇用火，中宣部用水，行嗎？哈哈…… 後來就磨嘛，慢慢磨啊，磨到最後大部分都賣出去了，沒剩下多少了，就過去了，哈哈。中國的事就是這樣子。當時耀邦的批示就是這樣說的，任何歷史、任何人都 是可以寫的，把寫書的自由先給肯定了，這是個原則啊。所以耀邦這個人以及他的思想，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國當代史裡面，現在我們寫東西不是簡單的回憶。
可否這樣說，胡耀邦是在傳統體制內試圖突破這個體制、但又不違背“規則”的最後一人。十二屆六中全會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到底“反自由化”這個提法用 不用？耀邦費了大心思。完全不用，鄧那裡通不過，耀邦只得採用把這個詞加以限制的辦法，就是在決議中寫上“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 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但會上陸定一堅決反對用這個詞，發生了尖銳爭論，後來就引出鄧小平的一套來，就是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決”那一套。“沒有什麼無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就是資產階級的”，如此等等。你看鄧小平的 講話，他沒有理由的，不講理。就是做政治結論。至於這個問題誰提出來的，原來是怎麼樣的，通通無關緊要，只要他需要，就要講，現在就要講，至少還要講二十 年。
毛講話也是這樣的，講話沒道理的。他給胡風的材料加批語，就寫上胡風是反革命，為什麼？沒什麼理由的，用的材料也靠不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就是不 講理的。
鄧此言一出，左派高興得不得了，耀邦花了一年時間準備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也通過了，也沒有了，光剩下鄧小平那個“反自由化至少要二十年”。這與耀邦想 要達到的目的恰好背道而馳。實際上，耀邦的開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使他面臨非常困難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左’右夾攻”。我們現在看耀邦的講話， 要體會到他那時面臨的困境。在這樣一種局面下，堅持開明的改革是一項多麼困難的事情！
耀 邦關於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紀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深深了解到黨內生活不正常給思想論爭蒙上了一層你死我活的色彩，動輒把不同的意見爭論打成路線鬥爭，這在 中共黨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事情，甚至以前的黨史寫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線鬥爭”的歷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變黨內生活不正常的狀況，在這個問題上他自己更是 身體力行。耀邦同志當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時候，就提出過“四不”：“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裝袋子（檔案）”，到中央黨校來學習，不管高級幹部還 是一般幹部，任何問題都可以說，對理論問題完全可以放開思想探討，贊成不贊成，懷疑什麼都可以，所有這些通通不記入檔案。中國從蘇聯學的檔案制度害死人 啊！
耀邦不但身體力行，還從理論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黨風座談會上發表了一個講話，這個講話的一部分後來整理成《關於正確處理黨內 兩種不同的矛盾的問題》一文，收入《十二大以來》一書。我手頭正好有這本書，不妨給大家念幾段。
在這個講話中，耀邦同志說：
從矛盾的內容和表現形態的角度來說，可不 可以把黨內經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畫分為這樣兩種：一種是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的矛盾，另一種是個人利益同黨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關於第一種矛盾，耀邦講：
革命工作是一項極其艱難的工程。總的說來，在長期的鬥爭中，不同主張不同意見的矛盾是經常發生的，工作中的失誤也是 難以避免的。
建設社會主義更加艱難。因為沒有成功的現成經驗。這就要求我們黨善於集中全黨的智慧，確定正確的方針，制定正確的政策，同時善於處理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 的矛盾。
毛澤東同志晚年恰恰不善於處理黨內這種範圍的矛盾。結果就造成一種風氣：不但聽不得不同意見，而且把不贊成和不完全贊成自己主張的好意見，當成“右傾”、 “走資本主義道路”、“反黨”。
我們黨認真吸取了這種失誤的嚴重教訓，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工作上認識上必然要經常出現的不同意見的矛盾。(一)每個重大決策，事先都進行反覆的醞釀然 後才作出決定。(二)黨的會議上允許黨員自由地發表意見和批評任何人，即使錯了也受到保護。(三)只要盡了心、盡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偏差， 也應允許改正。(四)如果對黨中央的方針政策不贊成，只要在工作中不違反並且努力執行，允許保留意見。
我 個人認為，耀邦關於黨內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的矛盾這個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上的意義，應該成為促進黨內生活正常化的理論引導。耀邦的講話針對的就 是當時以及黨的歷史上的此類做法：用“左”的辦法處理黨內不同意見的紛爭、處理工作上的爭論，一下子就上綱上線，我是馬克思主義，你是反馬克思主義；我是 “無產階級路線”，你是“資產階級路線”；老百姓說聯產承包搞好了，集體經濟就搞好了，有人就說這是自發的資本主義。總之，唯我獨左，唯我獨革。十一次黨 內“路線鬥爭”，都是你死我活，而且毛永遠是正確的一方。多麼荒唐嘛！
耀邦說的另一類黨內矛盾，則是指個人利益同黨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風。在耀邦看來，這才是應該下大力氣解決的問題。耀邦對黨員幹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 看得很重，他說：
有些黨員對黨和人民的利益不關心，有些黨員對黨和人民的利益淡漠，而對個人的利益則斤斤計較。
還有些黨員個人主義極端嚴重，把個人利益凌駕於黨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嚴重違法亂紀，以權謀私。這是完全喪失共產黨員根本立場的惡劣表現。
對於這一方面的矛盾，當然也要作具體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屬於對抗性質，不要把輕微的錯誤看成重大錯誤，不要把一時一事的錯誤看成不可挽救的錯誤。但是 必須明確，那些嚴重違法亂紀，嚴重以權謀私，為了個人利益和本單位、本部門的小集團利益而嚴重損害黨和人民利益的黨員，他們同黨的矛盾是屬於對抗的性質。 這是一個大界限。抓住這個大界限，才能把這種帶有對抗性質的問題同工作上認識上的不同意見和失誤區別開來。
我認為，現在我們黨內的主要偏向，不是對第二種矛盾搞過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對這種矛盾認識不足，缺乏鮮明的立場，不敢理直氣壯地下手解決其中那些已經 帶有對抗性質，甚至已經尖銳對抗的矛盾。這也就是小平同志指出的：軟弱。我們應當努力克服這種軟弱狀態。
克服的辦法，就是中央機關帶頭，認真健全各級黨組織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嚴肅黨的紀律。不客氣地說，我們現在有些黨組織，包括某些高級黨委，談不 上有什麼健康的政治生活，關係學盛行，政治空氣淡薄。或者說，低級的庸俗的氣味太多，政治的原則的空氣太少。
其 實，早在貴州談話時，耀邦就指出過，我們在政治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左”，在知識分子政策、統戰政策、農業政策等等方面，還要繼續克服“左”的影響；而 在糾正不正之風，或以權謀私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右”。我們這個黨“左”起來往往很厲害，但對真正“右”的問題反倒處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這些 “右”的問題（體制內部自身的貪腐問題）才真正具有對抗性，對共產黨構成真正的威脅。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見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嚴重得多。耀 邦還巧妙地引用了鄧的“軟弱”的說法，但把“軟弱”解釋成是對不正之風的軟弱，對腐敗現象的軟弱，而鄧說的“軟弱”指反自由化不力，對自由化“過於軟 弱”，這也鄧小平對耀邦的主要指責。你看，耀邦與鄧的區別，在這裡是多麼明顯嘛！
沿着耀邦當年的思路下來，就需要黨內發展出真正保障暢所欲言的議事制度和言論制度，發展出真正能夠遏制腐敗的監督制度。但是後來的歷史恰恰沒有沿着耀邦的 思路走下來。到現在，腐敗問題已經變得極端嚴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監督懲治制度，仍然拒絕進行實質意義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對思想理論探討的禁錮還是過去那一套，動輒上綱上線。近來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批判、對主張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的批判不就是這個路子嗎？這怎麼 可能在黨內形成不同思想意見的正常討論、爭論呢？
不允許把不同意見當作可以討論爭論的東西，不允許在平等的意義上去探討，已經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那就是誰掌權誰就天經地義地百分之百正確，隨便說個什 么話也變成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都要接上那個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譜系。你看我們黨的章程上羅列了多少名字？像不像“疊羅漢”的遊戲？荒唐嘛！這 就阻礙了真正的理論進步，因為這等於是說最高真理的發明權和解釋權永遠在最高當權者手裡。只要有不同意見，或者想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探討，就變成了“反”的 一面，這樣的結果有多可怕？！實際上，耀邦說的第二種矛盾即腐敗問題得不到解決，跟這個第一種矛盾得不到真正解決有着緊密相連的關係。
總之，要讓更多人了解，我們黨內是有着不同的改革路線和指向的。不要迴避這個問題。耀邦當年提的這個兩種不同矛盾，仍然值得深入挖掘。
站 在時代的高度推進全面改革的事業
時間過去了20年，耀邦離開我們也整整20年了。在這段時間裡，中國發生了很大變化，有好的變化，也有不好的變化。人們都希望中國繼續向前走。我們這一代 人和下一代人有責任站在時代的高度，繼承當年耀邦的精神，把中國全面改革的事業推向前進。
今天是個什麼時代？民主的時代。民主就是要講法治，講人性，講人權。記得1985年我剛到北京時，胡績偉與喬木的爭論，就是“黨性”還是“人民性”的爭 論，還在進行中。胡喬木當然要繼續壓，胡老也從不妥協。這對於我們後來走到意識形態戰線上來的人是很開竅的，就是讓我們知道有這麼一場爭論，有這麼一個尖 銳的問題擺在那裡。
六四以後，我們被趕出工作隊伍。鄧力群曾經在一個會議上點名，說胡喬木寫了一個東西給朱厚澤，講從事意識形態工作的共產黨員的紀律，到現在他也沒有拿出 來。這個話沒有錯，那個條子現在還在我的櫃子里。這個東西不能拿出來，問題在哪裡呢？就是績偉同志不同意那個觀點，我也不同意。胡喬木在上面重申，一切從 事新聞宣傳工作的黨員，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一個黨員，這是黨性問題。
我當時就想過這個問題，只是那時不便於直接回答。試問：一個人連人性都沒有，還談什麼黨性？我們這個黨又以“黨性”為名，干過多少蠢事？！所以，他那個東 西我一直壓着，沒有拿出來，到現在還躺在我的櫃子里。
最近在文化戰線上有一個大的討論，就是關於普世價值觀的爭論。一些人站出來，要對普世價值觀加以討伐、加以批判。我們官方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領導人，也 在正式的院報上發話了，也在批普世價值。他們有個說法，就是強調什麼“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這是不是對普世價值作回答呀？為這件事，我們一些老同志一起 議論過。大家的意見完全一致，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絲毫讓步，就是要旗幟鮮明！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從某種意義上講，改革開放就是回歸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回歸歷史！回歸常識！回歸人類共同價值！想離開這個東西另搞一套，搞 出來是什麼結果，我們過去的歷史已經完全證明了。如果說，當年的胡喬木強調“黨性”高於“人民性”儘管迂腐，還不失其真誠，或者說多少還有一點真實的認知 成分，那麼我很懷疑今天那些“特色理論”、“核心價值觀”的衛道士們除了政治投機，還有什麼別的東西。
重要的是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一個基本判斷，對我們過去的歷史有一個基本判斷。前些時在三里河釣魚台賓館，幾位老同志一起議論新民主主義問題。我當時講過這 樣一件事：趙紫陽去世以前，安子文同志去看他，趙對安說，中國的改革，統統推倒重來恐怕不行，只能在兩個基礎上繼續前進，一個叫毛的新民主主義論，一個叫 鄧的改革開放。給我傳達這件事的同志問我覺得怎麼樣，我說了一個看法，紫陽作為政治家，作為現實政治選擇考慮，這樣說是對的，因為這樣說最能贏得多數人的 擁護。我們許多同志，包括許多老同志，包括許多學者，正在做思想和歷史反思的同志都能接受，認為新民主主義是可以的，問題是出在急急忙忙搞社會主義。
但是要從思想理論上把那個邏輯貫徹到底，紫陽的說法是不行的。為什麼？我當時說了幾條理由：
第一，新民主主義的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從時代判斷開始的。你去看看毛的《新民主主義論》，那裡邊講，20世紀不是資本主義興旺發達的時代，而是帝國主義走 向沒落、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十月革命已經開闢了這樣的“新紀元”。顯然，毛提出的不是一般判斷，而是時代判斷。毛澤東認 為，既然有了十月革命，這個時代發生的民族民主革命，就不再是舊式的民主革命，而只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那麼這個判斷過了半個多世紀後，經受住實踐的 檢驗了么？沒有。20世紀並不是蘇聯式社會主義的勝利時代，也不是資本主義沒落的時期，而是資本主義在經過調節後繼續發展的時期，以柏林牆倒塌和蘇聯的解 體為標誌，斯大林主義的蘇聯最後卻走向了崩潰。20世紀是社會主義作了一個全球性的大試驗，資本主義經歷了一個全球性的大危機，但社會主義在試驗70年 後，作為它的主體部分，是崩潰了。而資本主義在經歷了一個最深刻的全球性危機，主要是30年代那個大危機後，藉助於凱恩斯的宏觀調控，藉助於各種制度性的 改良，再藉助於整個新技術革命，卻重新獲得了生機。到了世紀末，出現了克林頓時期的一百一十一個月的連續的高增長。當然，最近西方各國又發生金融風暴，經 濟學家們正在研究。但我相信，成熟的憲政民主制度有助於克服這個危機，沒有什麼了不起。簡言之，毛澤東當年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時代判斷沒有能經受住歷史 的檢驗，沒有站住。
第二，按照毛的說法，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的區別就在於新民主主義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那麼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又從哪裡來的？是馬恩歷史唯物主義中分 析出來的。這個判斷行不行？這個判斷也不行的。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要打個問號。我們知道，馬、恩都是上層階級的人，恩格斯的爸爸是個資本家，恩格斯本人也 當過工廠主，要不然不會有錢來支持馬克思寫《資本論》。恩格斯年輕的時候寫過一本書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個年輕人為什麼會對那個時候的英國工人狀況 不滿？這裡邊隱含的前提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而當時一邊是資產的掌握者，一邊是工業革命前期惡劣的工人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恩格斯覺得這太 不象話，很不滿意，他是從這裡進去的，發展為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分析。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構建成他們那一套東西，帶有一種道德義憤在裡面，但這個 東西是否完全科學，那就很難講。因為我們知道，在那麼一個生產不發達的社會裡面，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就是後來他們構建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一部分人 享有文明的生活，擔負治理國家和經濟管理的職能，另一部分人負擔更加沉重的體力的和其它的勞動，這個從歷史來看是不可避免的。那麼在這樣一個狀況下，作為 人類歷史積累起來的文明文化，首先得到優惠並且作為這種文明體現的，恰恰是當時的上層人物。隨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普通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工資收入和生 活狀況當然也會改善。為了保護他們的權利，勞動階層還會產生新的政治訴求，甚至組成政黨。但認為工人階級應該掌握民主革命的“領導權”，乃至主導人類的未 來，卻是馬克思主義的神話。歐洲後來的歷史早已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包括這個“階級領導”的理論。
第三，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的前途是走向社會主義。什麼是毛澤東講的社會主義呢？我們不能離開歷史抽象地來談這個問題，抽象地議論毛講的社會主義是什 么。我們可以從他的文獻去研究，更重要的是從他的實踐來研究，那就是從三大改造到大躍進到人民公社化，再到最後的文化大革命，這就是毛的“社會主義”。這 個東西能不能搞啊?顯然不能搞。現在有人說社會主義“搞早了”，五十年代搞早了，六十年代早不早？七十年代早不早？經過了幾十年，到現在進入21世紀了， 過了五六十年能不能搞他的那個社會主義呀？實踐證明還是不能搞。因為我們吃這套“社會主義”的虧吃得太多了。
第四，從“革命”的結果來看，有些同志認為，我們這個民族總算是獨立了，我們作為民族總算是站立起來了，這一點也需要作分析。中國作為民族，在世界民族之 林獨立起來、站立起來，是在抗日戰爭取得勝利之時的1945年，那時不但廢除了過去的租界和不平等條約，而且中國作為反法西斯的同盟國，作為戰勝國，參與 了聯合國的建立。我們在國際法律上得到承認，還成了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所以要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應該是1945年，而不是1949年。 那麼49年的建國是怎麼回事？49年的建國是以公開的形式，把我們拉到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裡邊，公開宣布“一邊倒”，有事情向莫斯科彙報、請示，還要聽他 們的指示。我們把國民黨說成是美國的走狗，把共產黨說成民族的代表。其實，如果以一個歷史的眼光來觀察這些問題，有些東西是帶有很大的黨派偏見的。蔣介石 罵我們共匪，我們就罵他蔣匪，不就這麼回事嗎? 任何政治派別，任何取得政權和沒有取得政權的政治派別，在它進行活動的過程當中，必然會有各種國際聯繫，這個沒有什麼奇怪的。你如果要用罵人的話來講，有 人罵我們也罵得很難聽，說你們取得什麼民族獨立啊?中央決定個什麼事情要派人到莫斯科去給斯大林彙報，要得到那裡點頭，你獨立個什麼?！我們把黨派偏見的 一些語言，冷靜下來進行思索，很多問題會就看得更客觀一些。至少在建國初期，中共事實上是蘇共的下屬。後來中蘇兩黨、兩國鬧翻了，毛澤東也想當世界革命的 領袖，那是後話。
說了這一大堆，是想闡明一個意思，那就是我們對時代的判斷要有新尺度、新標準。現在已經是21世紀。這個標準不可能是別的什麼，只能是民主、憲政、人權， 這是人類的共同道路。我過去寫過一篇文章，其中談到20世紀人類經歷過四種思潮的反覆較量、興衰和演變，一個是以列寧十月革命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思潮，一個 是以歐洲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一個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潮，一個是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的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這 四個東西在經過一個世紀的比賽和演化以後的結果，用一個簡單的坐標來表現的話，它大致是這麼個樣子：共產主義思潮，從世紀初期的洶湧澎湃取得勝利，發展到 幾大洲都出現社會主義國家和陣營，到最後走向崩潰，大體是個拋物線；資本主義制度和它的改良，成一個相反的S曲線，或者接近一個反的拋物線，在那個非常深 重的大蕭條災難裡面，資本主義自己把自己挽救過來了，慢慢的走過來，保持住，在世紀末還有這麼個局面；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在波動中比較接近一個上升的漸近 線，西歐國家基本上是社會民主黨單獨執政，或者跟其它的黨聯合執政；法西斯主義思潮我說有點像電脈衝，陡然地升起又陡然地隕落，因為它那個極端的種族主 義，跟人類文明是完全抵觸的，所以它必然陷入全世界的包圍之中。
除了上述四大思潮外，20世紀還有一個很大的浪潮就是民族獨立運動。20世紀上半期民族獨立運動的代表，一邊是中國的孫中山，包括一些武裝革命的代表，另 外一邊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主義；20世紀的下半期，非洲很多國家崇尚暴力革命，南非是個不同的選擇，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在非洲，二戰後，相當多國家通過武 裝鬥爭，把殖民政權推翻了，連同白人農場主一起趕走了，後來造成的後果非常嚴重；而南非非暴力運動用改良的方式，通過長時間的、相互之間的也叫擠，也叫 壓，也叫磨，也叫和的各種博弈策略，最終達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結果。南非走出來的路，恰恰保持了更多的現代文明，我們現在看來，它的整個經濟發展和社會 狀況，比較來講更加穩定。
回過頭來觀察20世紀人類的足跡，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這樣“五個一般”： 第一個是現代市場經濟一般，第二個是民主法治國家一般，第三個是公民社會一般，第四個是現代科學技術一般，第五個一般是以人為本、多元開發、和諧共容這麼 一種當代的人文精神。共產黨過去鬧革命，本來也是想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但由於各種原因，路徑選擇錯了，結果一錯全錯，“階級革命”和黨國體制解決 不了“五個一般”，而是背離了它們。我們要反思十月革命以來的經驗教訓，反思共產主義的經驗教訓，反思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經驗教訓，反思各國民主化的轉型經 驗。今天我們所作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過去，一方面面對未來。反思過去，是為了糾正曾經犯過的錯誤；面對未來，則是要大步前進，回歸人類文明正道。
紀念耀邦，想了許多，才講了這麼一番冒昧的話，僅供同志們參考。
（2009年3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