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查無疆界 中國審查制度如何影響西方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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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無疆界 中國審查制度如何影響西方的作家
原文刊於《紐約時報》2010年5月6日
作者：Emily Parker
譯文轉自《新世紀》網站2010年5月20日

加拿大華裔作家鄭慧玲（Denise Chong）1994年出版了《侍妾的孩子們》（The Concubine’s Children），這部對外祖父母的回 憶的書獲得了不少好評而且雄踞《環球郵報》暢銷書榜單長達一年半！但是當她之後推出的一本書 《向毛擲雞蛋》（Egg on Mao） [譯註︰這本書也被譯為《以卵擊毛》]在 2009年出版的時候，許多人感到不安。“我聽得最多的就是‘這是一本抨擊中國的書吧？’”，鄭在電話里告訴我說。當我看到那本書的 封面的時候，我就明白了。書的封面是一張被潑灑了油漆的毛澤東的油畫照片， 下面有一行大字︰“一名塗抹偶像和揭露獨裁的普通人的故事”。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叫魯德成的人的真實故事，他在1989年的抗議活動中 向在天安門的毛澤東畫像投擲了裝滿油彩的雞蛋。

鄭低估了冒犯中國的恐懼心理  不是來自中國而是來自西方。她列舉了一些讓人非常不舒服的事情。鄭說，一個 加拿大的非盈利經濟發展組織曾邀請她參加一個籌款會議，但是一聽到書名就淡化了她和這本書的關係。（這個組織正在努力加強中國在加拿 大的投資。）鄭通過和一位製片人的交談，得知一位以中文播出的電視台的記者出於對北京的害怕，取消了採訪。

這種緊張不僅僅局限於加拿大。加拿大使館透露，美國的國 會圖書館在一次活動中婉拒了對鄭的邀請。在最近的一個電話採訪中，一位參與了相關討論的國會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承認，因 為國會圖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關係，鄭的那本書的政治敏感性是他們做出此決定的原因之一。

孤立地來看，這些事情好像都不算大，但這是一個更大的潮流的一部分。當中國的影響力在世界擴張的時候，中 國想讓世界按自己的規則辦事的願望也在擴張。

三月，Google關閉了它在中國大陸的網絡搜索服務，聲稱再也不願意配合“當地”法律來進行自我審查。但是，這些法律可能已經不再 局限於“當地”，通過對一些作家和中國觀察者的採訪，中國的審查正變成一種無疆界現象。

“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段時間，只要你是在國外寫東西，你可以安全地認為，你的寫作是自由的， 完全不會受到來自中國的影響。” 中美關係研究所亞 洲社會研究中心（我是這裡的一名研究員）的主管，寫過九本關於中國的書的Orville Schelling說。他認為，互聯網的壯大是一個轉折點，它逐步地把曾經互不相連的中西方的閱讀世界融合起來了。另一個 因素是日益增強的中外商業利益關聯。

“突然之間我們都變成了香港，因和大陸靠得太緊而不敢得罪它。”Schell說。

去年秋天，在法蘭克福書展之前，中國向組織方施壓，不讓他們邀請兩位持不同政見作家參加名為 “中國和世界”的研討會。（因為公眾的強烈抗議，他們又重獲邀請。）但是更為經常的情況是，潛在的書評者預先就自我噤聲了。在 2002年紐約書評會的一篇名為《中國︰吊燈上的蟒蛇》（China: 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的一 篇文章中，研究中國的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把中國的審查制度描述為一隻蜷伏在頭頂上的危險動物。“通常大蟒蛇 們都不動，”他寫道。“它不需要動……它這樣一直沉默的意思就是“你自己看著辦”，之後，通常，每個人都會在它的陰影之下都會做出自 己或大或小的調整。”

我問了這位獲得普林斯頓大學榮譽退休的教授關於這條“蟒蛇”對在中國之外的作家的影響。“這種影響變得如此理所當然，以 至於人們都沒意識到這就是自我審查。”林培瑞在一次電話採訪里說。林自己自90年代中期以後一直被拒絕授予去中國的簽證，明 顯是因為他曾在1989年的抗議活動中幫助一名異見人士方勵之到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的事情。

林的窘境反映了投射在其他中國觀察家身上的長長的陰影。林說，“每個月都有三、四次，我會被學生們問到︰我 怎麼樣才能避免自己不會像你一樣被列入黑名單呢？”他補充說他曾見過有博士生出於可能被中國列入黑名單的顧慮而不去寫關於中國民主的 文章。

孔傑榮（Jerome Cohen）, 一名在紐約大學法學院教中國法律和社會的老師也有同樣的印象。“有些我尊敬的 作家，他們選擇不寫某些話題，因為他們不想卷進和中國的矛盾之中。”他補充道，新疆，中國遙遠西部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和產生過種族動亂 的地方，是“絕對敏感的”。比如，英文書《新疆︰中國穆斯林的領地》（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2004年出版）的幾名西方 作者被中國連續拒發籤證。好像學者們在爭議話題下實際寫了什麼並不重要。孔說，“拒簽似乎是根據你選擇的話題而不是你對這一話題發表 的看法。”

中國的審查制度舉世皆知，於是那些自我審查的西方作家們只能在無奈的嘆息中聳聳肩。學者們 “集體性地為了得到去中國的簽證而與我們的學術理想妥協，這的確有違我們的學術良心，但是我們全都在這麼做。”一位在一所美國知名大 學的教授在電話里對我說。他要求匿名，不是怕惹惱中國，而是怕惹惱了他在美國的同事。

這樣的小心謹慎勾勒出整個西方圖書界對中國的態度，有些人可能會著重於中國在政治壓制下的經濟成功。但是這 也只是關於中國模式的廣為流行的一個觀點的後果之一，無論中國模式有什麼令人討厭的地方，它是有效的。 “中國現在被看做這樣一種成功案例，”，《野草︰現代中國的三個轉變故事》的作者，因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的對中國的報道而獲得 2001年普 利策獎的伊安•約翰森（Ian Johnson）說。“我認為，在更深的層面上來看，這些關於中國的書籍反映了西方世界對自 己的世界地位的深層憂慮，而且中國人自己常常不認同我們對中國 所持的非批評的觀點。”

你仍然可以找到那些揭露中國的陰暗面，以及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的西方書籍，這樣的書沒有受到[來自中國 的]什麼影響。但是中國政府的反應很難預料。這也正是為什麼其審查機器那麼有效的原因。那些在中國之外，對中國審查系統知之甚少的人 們，最終都可能以自我噤聲而告終。

Ken Chen，美國亞裔作家工作室的執行總監講了一件他在紐約為趙紫陽去世後出版的回憶 錄《國家的囚徒》（Prisoner of the State）舉辦的活動時發生的事情。作為中國共產黨改革派的領導人，趙紫陽在天安門事件之後被軟禁起來。 在那個活動中，一名隸屬於被北京政府蔑視的宗教組織“法輪功”的記者，要求採訪該書的兩名中國編輯和一名美國教授。Ken Chen說，“這件事情讓我覺得有趣又有諷刺性︰那兩位中國編輯大大方方地坐在鏡頭前接受採訪、簽名，而且說了些很具爭議的親民主觀 點，反倒是那位美國教授甚至拒絕了採訪，因為他害怕中國政府的報復。”

中國作家自己有時候可以拋棄西方對中國的審查的顧慮而寫出一些作品。余華，有爭議小說《兄弟》 的作者，告訴我西方人總是問他，為什麼他的作品在中國沒有被封殺。“中國的讀者覺得我的書不應該被封；反倒是西方讀者有這樣的觀點。” 余華在一封郵件里說。

當被問起為什麼他的作品沒有被封殺的時候，余華想到過多種答案。 他說他現在只用最簡單的一個回復，“我也不知道。”

譯者註：艾米麗•帕克（Emily Parker），亞洲社會中心中美關係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她正在寫一部互聯網和民主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