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時語：“民主人權”和“興亡繼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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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時語：“民主人權”和“興亡繼絕”
（原載《聯合早報》2010年11月10日）

剛結束的美國中期選舉，眾議院席位出現有史以來的最大逆轉，若不是茶黨人弄巧成拙，民主黨連參議院多數都難保。從內政講，可說奧巴馬目前是只鬥敗的公雞。他此時展開亞洲四國之行，唯獨繞開美國亞洲政策的中心中國，代表了相當尖銳的外交攻勢，也不無在政績上面對國內敗局“堤外損失堤內補”的用意。

在國際政治上，奧巴馬此行無非是筆者十多年前就分析過的“離強合弱”和“抑強扶弱”地緣戰略的具體步驟，是對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的自然反應。另一方面，也是默認以其民主制度被大力唱好的印度，在華盛頓眼中實在並非中國對手。

然而也不能不看到，奧巴馬出訪反映了亞洲近期來外交局勢的某種急速變化，其觸發點，除了上述世界GDP排名換位，便是北京宣布南中國海 屬於中國“核心利益”，以及釣魚島領土爭議升溫。這一急變是否如美國朝野眾多人士（包括《新聞周刊》國際主編紮卡利亞）聲稱，使得中國多年來對周邊國家的 “笑臉外交”成果一朝化為烏有，頗可爭辯；但是變化中的亞洲局勢十分有利於華盛頓制約北京的外交攻勢，自不待言。

這裡的悖論是中美兩國經濟實力的消長。我曾經分析美國內政急速變幻，是經濟實力衰落大氣候之下頻繁出現的“異常氣象”，今年的中期選舉 結果，是其最新例證。這不能不對美國的國際影響產生負面效果。《紐約時報》新近便評論，印度朝野擔心雖然目前受到華盛頓力挺，後來會不會被實力不繼的美國 晾在干岸上。東盟（亞細安）各國對南越西貢政權被山姆大叔拋棄的先例，自然也記憶猶新。

另一方面，是中國經濟實力的空前增長，從中亞、韓國到東南亞，周邊鄰國在經貿和經濟發展上日益依賴中國，甚至連甲午戰爭以來的“世仇” 日本的經濟復蘇也不例外。可是從美國公開捲入南中國海領土爭議、五角大樓宣布釣魚島屬於日美安保條約防務範圍、國務卿希拉里告誡柬埔寨不要單獨依賴北京， 到奧巴馬這次出訪亞洲四國，華盛頓能夠在這樣的“經濟逆境”下，發起制約中國周邊影響力的全面攻勢，發人深省。

道德價值彌補美國經濟實力的不足

華盛頓的外交優勢，固然有長遠戰略投資的回報，除了韓國、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等正式軍事盟國，東盟（亞細安）各國，尤其泰國和印度 尼西亞也是華盛頓長期的事實盟國。對比之下，北京的正式盟國只有三代世襲而成為國際笑柄的平壤，不免形單影隻（巴基斯坦是美國的“非北約盟國”）。

更有力的是華盛頓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軟力量”。美國傳媒紛紛宣揚奧巴馬這次出訪四國都是民主國家，明顯突出了華盛頓以民主和人權代表的“共同價值觀”來制約和圍堵中國的策略，並且收到相當的成效。

但是回顧一下歷史，便可以看到以道德價值作為大國政治武器，卻是亞洲的地緣政治傳統，也是中國主導的東亞傳統政治秩序的有機部分。

以1592年爆發的萬曆朝鮮之役（壬辰倭亂）為例，在日本全面入侵之下，朝鮮面臨亡國之危，國王宣祖已經準備逃亡中國。明廷以“興亡繼 絕”作為抑強扶弱的道德宣傳，援朝抗日，獲得了從琉球到東南亞的周邊鄰國支持，明朝遠征軍中包括了緬甸和暹羅（泰國）部隊。這在軍事上固然像美國在伊拉克 和阿富汗的“盟軍”一樣屬於點綴，卻代表了中國領導亞洲政治秩序的道德權威。

這種抑強扶弱、興亡繼絕的道德宣傳遊戲，被主導亞洲大陸的初唐政權玩到極致，唐高宗居然在西域冊封了一位“興昔亡可汗”和一位“繼往絕可汗”，成為唐朝全面控制中亞的先聲。

美國最新出版了一本關於唐代族群認同的專項研究，筆者受邀為其撰寫書評，詳讀了書中突出的唐人文化和道德價值認同，而並非今日“憤青”的狹隘民族主義。唐代成為世界性大國，離不開這種文化道德上的號召力。

由此上溯到“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兩漢。中國傳統的尊老“孝道”，是漢政權強大的“人權”宣傳武器，使得“貴壯健，賤老弱”的匈奴政 權受到很大的道德文化壓力，而被迫東施效顰。無獨有偶，“孝道”也是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在從小亞細亞一路遠徵到中亞和北印度時，對付“野蠻人”的文化武 器，說明即便在古代，道德權威仍是確立政治控制和秩序的重要工具。

總之，東亞的傳統政治秩序，在基於軍事和經濟實力的“霸道”之外，更有建築在當時“普世”道德文化價值上的“王道”。中國在經濟實力飛速增長之下的亞洲外交困局，說明北京在道德權威上的內外赤字和被動局面，是亞洲向傳統政治秩序回歸的一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