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應當是所有人的擋箭牌
摘要：“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它給人的印象，似乎中國的法律體系只是一個口號和裝飾品，可以選擇性適用。政府需要法律時，法律就是百姓必須遵守的強制性規範；覺得法律礙手礙腳時，可以棄如敝屣。即法律是單向的，只用來約束百姓，而不是用來約束公權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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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應當是所有人的擋箭牌
作者: 陳有西―《南方周末》特約評論員
（原載《南方周末》方舟評論2011年3月17日）
“文革”中法治蕩然無存，令整個國家陷入內亂，冤獄遍地，甚至堂堂憲法連共和國主席都保護不了。很大程度上是吸取這一慘痛教訓，改革三十年既是經濟改革的三十年，也是法制建設突飛猛進的三十年，法律條文迄今大致完備，無法可依的問題基本解決。惟此，今年“兩會”中，吳邦國委員長莊嚴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基本建成。如何從有法可依，向有法必依轉型，即如何從法制向法治轉型，則是新時期朝野達成共識的攻堅目標。
這一新時期的重點，已經是以法律規範公權力。以法治國，重在以法治官，以法治權。在這特定的歷史階段，法治思想的交鋒也變得複雜起來，也有一些不和諧音符。今年“兩會”中，個別官員宣稱：“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就跟法律體系基本建成的莊嚴宣告形成強烈對比，令人側目，也令人深感向法治轉型的艱難。
“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也許只是一時口誤，但表現出的某些官員的潛意識，則令人擔憂。它給人的印象，似乎中國的法律體系只是一個口號和裝飾品，可以選擇性適用。政府需要法律時，法律就是百姓必須遵守的強制性規範；覺得法律礙手礙腳時，可以棄如敝屣。即法律是單向的，只用來約束百姓，而不是用來約束公權力的。如果這樣把法律道具化，顯然，當事人眼裡的法律已無任何神聖性可言，當然也就談不上對法律的任何敬畏，而只有功利性地利用法律。
這也就不難理解，兩位重量級的法律專家會在近日反覆強調法律的神聖。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周光權近日呼籲：“要真正讓官員 認同、尊重、信仰法律規範，而不是因為他執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徐顯明教授同樣呼籲：當通過法律達不到目的時，統治者便可拋棄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這是應該拋棄的人治觀念。善法之治中的法治，法治就不再是手段，而是人民共同的生活方式，是任何人也無法拋棄的生活方法。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國，更要受法律的約束。對法律神聖的信仰，應該成為官員素養中的第一素養，官員本能中的第一本能。一句話，只有當對法律的信仰能夠深入官員的骨髓，能夠在官員心中生根，法治才可能在我們國家生根，才可能從根子上杜絕選擇性執法，法律才不會起到助紂為虐的反作用。
法律必須神聖，一個重要的因素，還在於它公正而無所偏私地同等保護所有的人，它是所有社會成員基本權利的擋箭牌，包括罪犯 即便是罪犯，其基本權利我們的國家法律也是一體保護的。即使追究其刑責，也是依照法律框架進行的；追究的工具、保護的工具，都是已經設定的法律，而不是讓相關法律靠邊站。一種 行為，只要是符合法律的，即便行為人別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處置他。處置任何人都必須依照最嚴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無法無天，再怎樣貌似正義都不能用廢止法律的辦法，來進行法外施刑。
當下法律界有一種說法，叫法治倒退。法治是否真的倒退，當然可以見仁見智，但今日中國某些官員法治意識的倒退，則是事實。不止是無視法律體系基本建成的“兩會”宏旨而揚言 “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什麼法律也保護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語平時也是衝口而出：諸如“你是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諸如 “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諸如“與政府作對就是惡”，諸如“拆遷自焚就是暴力抗法”。這些雷人之語看似偶然，實則展現了某些官員迷信強權而蔑視規則的潛意識。
前途是光明的，但現實也是嚴峻的。要想把紙面上的法律變成現實中的法治，要想向法治體系順利轉型，當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務，是讓官員時時守住法律的界線。的確如周光權委員所稱，今後的普法重點，必須從百姓轉向官員，對官員要以守法、用法當做重要的考核升遷指標。只有這樣，才能讓法律體系成為全社會共同遵守的秩序，才能讓整個國家按規則有序地運行，也才能讓每個人都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法治國家，法律至上，劉少奇主席的悲劇才不會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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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