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寒：暴政，不能長存於世

摘要：“親美的穆巴拉克被人民趕下台，為中東地區腐敗的強人政治敲響了喪鐘，也為美國迄今為止的中東政策敲響了警鐘  美國對阿拉伯威權統治者的妥協、縱容和支持，在道義上是站不住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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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標題：當我路過廣場
作者：楚寒
（轉自《共識網》2011年4月12日）

我以為埃及離我很遠，遙遠得如同另一個世界。以前只在書本里讀過有關埃及的故事，在現實生活中，我從沒見到過任何一個埃及人。

直到上周六下午乘坐灰狗巴士趕到舊金山，參加在市立總圖書館舉辦的“程寶林文學創作三十周年研討會”。當我路過市政中心廣場的時候，看到了一群阿拉伯姑娘，頭紮淡黃色頭巾，圍成一個圈翩躚起舞、拍手、唱歌，一派歡慶氣氛。另有一些阿拉伯小夥子三三兩兩地四處走動，有的揮舞着國旗，有的高舉着同時寫有英文和阿拉伯文的標語牌“埃及自由了！”，有的高舉起一幅畫像，上面是一張近期在媒體上頻頻露面、綳得緊緊的臉龐，臉下方是一個大大的“NO”  這不就是近來在埃及民眾大規模的示威之下，上周五倉皇下台的那個穆巴拉克嗎？

不用說，眼前是一大群埃及人。他們，在異國他鄉慶祝自己國家歷史性的一刻。他們的喜悅感染了我，讓我的內心被一種既奇異又美妙的感覺浸透，一種目睹歷史、參與歷史的感受。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的心，跟萬里之外那個遙遠的北非大國靠得很近，很近。

我停住了腳步，廣場上人頭攢動，音樂噴泉的旋律在廣場上空回蕩着。一個眉清目朗的埃及小夥子在向路人派發傳單，我順手接過了一張，醒目的標題映入眼簾：“2011埃及，數千萬人歷史性地站立了！”。習慣性地道了聲謝，覺得還不夠，我又笑着對他加了一句“祝賀你們！”。燦爛的陽光像鯉魚般灑在這群埃及青年男女喜樂的面容上，歡快地跳躍着。這個早春午後已將我擄獲。

過去的幾個禮拜，電視、報紙和網絡上的新聞，繼突尼斯之後鋪天蓋地地報道埃及的局勢。埃及各大城市的中心廣場上，黑壓壓的人群集會抗議的場面，連續佔據着各種媒體的頭版要聞。荷槍實彈的軍警嚴陣以待，與示威的人群陷入僵持狀態，首都開羅甚至一度坦克開上了街。危局一觸即發。

情勢的突變出人意外。當示威進行到第18天，這個數十年來依靠軍警統治表面上看起來固若金湯的政權，讓人難以置信地在人民力量面前，轟然倒下。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公布後幾分鐘，尼羅河大橋上的汽車紛紛響號，開羅的解放廣場上歡聲雷動，喜出望外的人們奔走相告，“他走了！他走了！終於結束了！”  民眾的歡呼聲響徹雲霄，一個時代結束了。古老的埃及，開啟了歷史的新頁。

不少密切留意埃及局勢進展的西方媒體驚訝得目瞪口呆。上周五，英國一家媒體其中一篇報道的標題赫然是，“我們錯了！”。文中說，西方許多資深的國際政治分析家這回都跌了眼鏡，原以為埃及的軍政當局會強力鎮壓，把示威民眾趕跑，誰知最終被趕跑的，竟是鐵腕掌權長達三十年的獨裁者。僅僅十八天！看得出來，它難掩內心的喜悅  這恐怕是西方世界長期以來推行“自由民主”價值觀最迅捷的成果了。世界各國睜大了眼睛，注視着這個非洲的文明古國。

“在我們的生活中，能夠有幸目睹歷史性事件發生的機會是很少的。現在就是這樣一個重要的時刻。埃及人民已經發出了聲音，他們的聲音被聽見了，埃及將從此改變。… 埃及曾經在超過六千年的人類歷史中發揮過關鍵作用。但在過去幾個星期，當埃及人民要求普遍的權利時，他們推進歷史的車輪向前的步伐快得令人目眩。我們看到母親和父親肩上背着自己的孩子，向他們展示真正的自由是什麼模樣。”。

在電視上看到奧巴馬的聲明，這位出身非洲裔的美國總統的講話動人而又誠懇，“美國將繼續是埃及的朋友和合作夥伴。我們隨時準備提供必要的幫助，並要求 和期待可信的向民主的過渡。”也許，埃及人民“他們的聲音被聽見了”、埃及“向民主的過渡”，怕是很久很久以前早就已經註定的吧？聖經上記載：“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只因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守他向你們列 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領你們出來、從為奴之家救贖你們、脫離埃及王法老的手。（《舊約全書?出埃及記、申命記》）”奧巴馬先生，你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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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中央公園內有一座高大的巨型石碑，來自埃及，叫做“方尖碑”。它是以整塊的花崗岩雕刻而成的，外形呈尖頂方柱狀，由下而上逐漸地縮小，頂端形似金字塔的尖部。當旭日東升照到方尖碑的尖端時，它就像耀眼的太陽一樣閃閃發光，讓遊客仰望着的雙眼眩目、驚嘆。

這塊方尖碑已經矗立在那兒將近一個半世紀了。早在1869年，為紀念蘇伊士運河開通，當時的埃及總督將它作為禮物贈送給了美國。它的年歲嘛，更久遠也更令人咂舌  距今已經四千多年了！遠古時代的法老們，在大赦之年或炫耀軍事勝利時，總要建造一座方尖碑，在它的四面刻上象形文字，成對地豎立在神廟塔門 前的兩旁。隨着歲月的流逝，紐約的這塊方尖碑逐漸變得古舊、龜裂和剝損，尤其是那上面的象形文字，幾乎已經被磨掉了。這，讓埃及古文物最高管理委員會秘書長為之心痛不已，他曾致函紐約市市長，“我對它的嚴重損害感到無比難過，我們希望能挽救它遭受毀滅的命運。”

紐約中央公園裡的方尖碑使我聯想到巍峨的金字塔，神秘的獅身人面像，可怖的木乃伊，和孕育了人類最古老文明之一的浩蕩的尼羅河。它的老舊、磨損則讓我想到一個令人痛心的命題  越古老的民族或文明，越落後。原因呢？不外乎這麼幾個：有人認為越是古老的民族、文明越容易為傳統所累，歷史包袱重，越容易固步自封，而不願革故鼎新；有人認為因為它對自身古老文明的優越感，反而阻礙了它進一步的發展；有人認為是後代統治者的低劣殘暴，破壞了古老文明美好典雅的遺跡；有人認為是因為現代文明理念在它們身上，遭遇了比較頑固的抵觸、抗拒……

種種解釋均言之有理、有據，沒有人能簡單回答。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每一個擁有古老文明的國家、民族或地域，在人類歷史進程邁入到現代社會之後，都不約而同地都走向了衰落，甚至消亡，尤其是在政治文明領域的步伐，裹足不前。它們呼喚自由，卻換來嚴密的社會控制；它們嚮往民主，卻墮入暴政的萬丈深淵。方尖碑，既是文明保存的象徵，也是文明頹敗的縮影。

那麼，眼下的這場埃及百年巨變，會不會成為這個文明古國由此轉入現代文明的契機呢？會不會，讓古埃及文明的遠年光華，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重新閃爍？再進一步，人類政治文明的光芒，能否就此漸次臨照那些古老的土地，讓那些積累了深沉歷史力量的古文明，在新的世紀，重新散發出迷人的光澤？

只能謙卑地期待着。並且有理由這麼期待。時光已來到當今這個信息暢通到無遠弗屆的時代，地球上那些古老的民族或文明，再也不應被現代文明所遺忘了。它們在與蒙昧與野蠻的抗爭中，需要關注，需要扶持。

我真的很在意，身為同樣來自文明古國的後人，我很在意方尖碑是否會遭受毀滅。我更擔心的是，人們對它的漠不關心  它需要關注的目光，需要扶持的手臂。畢竟，古跡的魅力如同古文明，是永遠不可能被新的東西所替代的。缺少了方尖碑的紐約中央公園，定然是淺薄而空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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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穆巴拉克的總統專機  不，一架普通的直升飛機，在距離開羅400公里的紅海度假勝地夏姆錫克降落的那一刻，許多年長的埃及人會聯想起1973年、時任空軍司令的穆巴拉克親駕戰鬥機轟炸以軍的一幕。那是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之中。當年的穆巴拉克意氣風發，他被委為“十月戰爭”的最高指揮官，參與了整個戰爭作戰計畫的制定和指揮，重創在前三次中東戰爭中屢勝不敗的以色列軍，達到他個人軍旅生涯的高峰。八年後，繼任總統，開始執掌中東地區最顯赫最令人生畏的權力。

30年後的今天，貌似強大的穆巴拉克帝國卻走到了窮途末路。元首走下飛機的這一刻，沒有鮮花、掌聲、勳章和歡迎的人群。有的只是，瑞士外交部的聲明：瑞士政府下令凍結一切屬於穆巴拉克及其隨從的資產；總檢察長的公告：凍結穆巴拉克及其家人在國內的所有動產和不動產；過渡政府的文告：禁止穆巴拉克及其家人離開埃及。當年的“中東雄師”在埃及國內軍、政兩界眾叛親離，惶惶不可終日。

穆巴拉克更沒有想到，多年的盟友及靠山美國這次在他權位勢危之際，竟然沒有伸出援手。辭職下台的前一天，他在與一名以色列議員通電話時大發牢騷，指斥美國“不懂民主”，自己下台後國內騷亂不會停止。除了他以外，很多人對美國的態度也感到不解，不過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問題  你們美國不是要在全世界輸出民主嗎，在獨裁者下台之前、埃及民眾的抗議怒潮持續進行的時候，你們對埃及局勢的表態為何總是立場含糊、措辭曖昧？更想要問的是，矢志推廣民主的你們美國，為什麼要與一個獨裁政權保持了長達三十年之久的“鐵桿盟友”關係？這，就是你們推銷的“中東民主改造計畫”嗎？

美國人回答不出來。不但回答不了，而且還會面露窘相。美國不會不知道穆巴拉克政權暴虐的一面：在他統治的三十年當中，埃及經濟長期低迷，民生日漸凋敝，在貧窮線徘徊的人口，高達四成；而穆巴拉克家族聚斂的財富，卻是天文數字，直追世界首富；更可怕的是，他倚重軍隊和警察系統有恃無恐地採取高壓統治，人權不彰，腐敗叢生，壓制媒體，言論自由被打壓；他將因前總統遇刺於1981年頒布的臨時性的緊急狀態法案，硬是不顧各界的批評反對持續實施至今；他將對其執政集團進行監察或批評的記者、牧師、活動家和普通民眾，扔進監牢，酷刑相加。

明明知道穆巴拉克是一個現代版的暴君，卻不遺餘力地予以支持，豁免債務，培訓軍官，提供軍援，待之以國家元首禮儀，這不是一句外交辭令“穩定中東局勢”就能搪塞得過去的。奧巴馬的前任小布什任內一面提出“建立民主制度的大中東計畫”，一面卻又支持埃及、約旦、巴林、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地方的中東獨裁者。以前的支持和如今的譴責將美國的自相矛盾凸顯無遺。面對質問，當然回答不出，而且面露窘相。

美國人的無言以對還有其他的原因：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心安理得地認為，穆斯林主導的社會由於錯綜複雜的宗教情結、以及軍警和情報部門強大的影響力，無法實行民主，也不願推行多元化的社會政治體制。他們還天真地以為，穆巴拉克式的獨裁強人統治，或許真的有助於穩定動蕩不安的中東局勢呢。倘若這種政權更迭的話，換上極端的伊斯蘭教派上台掌權，那麻煩可就大啦。更重要的是，只要這些主政者能夠保證美國的石油供應，只要他們別對以色列強硬，別對美國偏袒以色列的做法有所不滿，美國人同意他們維持現狀。至於民主不民主，暫時先放到一邊吧。

這樣做的結果如何？令人遺憾。在這樣的思維主導下，長期以來在中東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一種頗有“成效”的暴政專制模式  讓人覺得，一種穩固的專制統治形式似乎已經落地生根，並將長期維持下去。這種模式，讓統治集團自鳴得意，讓禦用文人大肆吹捧，讓中東地區在二戰後世界不同地區掀起的一波波民主化浪潮面前，巋然不動。這種所謂的“阿拉伯模式”，在曾被派駐黎巴嫩多年的《紐約時報》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看來，卻很不以為然，他對之有個形象的比喻，叫“水溝油”體制  這些中東產油國的龐大石油收益成了專制政權、皇權的資本，他們一方面用金錢收買人民，不要意圖改變現狀；另一方面則建立起強大的專制國 家機器，將任何異議及反對者鎮壓下去。

可是你知道水溝油再怎麼美味可口也是有害健康的。在烏雲密布的死寂之中，總有未曾絕望的人心在隱隱地萌動，在長年的暗夜裡，渴望着撥雲見日的那一刻。時光來到2010年歲末，突尼斯一個無照小販的自焚點燃了人們心中的怒火，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走向廣場，從一個國家波及到另一個國家  突尼斯、埃及、也門、阿爾及利亞、巴林、利比亞、約旦、沙特阿拉伯、敘利亞…，發出同樣的聲音：“受夠了！”，千千萬萬隻雞蛋撞上堅硬的高牆，人們用胸腔的力氣在呼喊：“自由！自由！”，埃及年輕一代的喊聲更是直截了當  “穆巴拉克下台！”

穆巴拉克，這個曾經受到萬民仰慕的英雄人物，被前總統薩達特稱讚為“我們祖國人民的靈魂的代表”，在這個時候成了一個邪惡的符號。千千萬萬個埃及人向他、他的家族和他的裙帶集團發出了毀滅性怒吼，數千年前古埃及堅韌、樂觀的民族精神重新煥發，並且，帶給21世紀人類最激動人心的革命篇章。他的下台，讓埃及民眾在從30年暴政的噩夢中驚醒過來之後，不禁捫心自問：燦爛的尼羅河文明，絢麗的古埃及文化，究竟中了什麼邪，會一頭跌進這種殘暴、腐敗、僵化、政 治管制空前嚴密的罪惡淵藪之中？在一個以人民喜歡熱鬧、聊天、聚會和表情豐富、詼諧幽默而聞名的國家，究竟造了什麼孽，讓人民像那個沉默寡言、面容繃緊的現代法老一樣變得寂默而又抑鬱？

親美的穆巴拉克被人民趕下台，為中東地區腐敗的強人政治敲響了喪鐘，也為美國迄今為止的中東政策敲響了警鐘  美國對阿拉伯威權統治者的妥協、縱容和支持，在道義上是站不住腳的！不僅如此，還會引起這些國家在信息時代迅速成長的公民社會的敵意，甚至於，滋生美國所不願意見到的極端主義。美國人勢必要回顧檢討自己的來時路，在內心和自己進行一番辯駁：如何在實現美國的外交目標  實現中東和平、駐軍波斯灣、保證石油市場及反恐合作上，與推廣自己提倡的民主人權價值觀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換句話說，如何能做到同時兼顧自己的現實利益與價值理念？更進一步，如何展開富有成效的宗教對話乃至文化對話？是否應將目光放長遠，而不是只盯着眼前，從而致力於推出中東地區長久的和平政策？

我在一台專用售報機面前投幣，買了份當天的《華盛頓郵報》，剛翻到評論版就被一篇評論吸引住了。文章的作者，是美國前一任國務卿，賴斯。她回憶起自己於2005年訪問埃及時在開羅一所大學的演講，曾經這麼反省過，“我們應該展望每個政府都能尊重公民意願的未來  因為民主的理想是普世的。六十年來，我 的國家  美利堅合眾國  在中東以犧牲民主為代價尋求這個地區的穩定。但結果是雞飛蛋打，我們既沒有推進民主，也沒有贏得區域穩定。”

今天，重歸學者身份的賴斯已經徹悟，“暫時的動蕩不安要遠遠勝於建立在專制基礎上的虛假的穩定，美國應當支持民主政府…相信在歷史的長河中，世界各國人民共同懷有的民主理念，將比一時的動蕩更加持久、更加有着積極的意義。”

賴斯曾經痛苦的反省，和今天的徹悟，讓我的心頭微微一震。誰說自大的美國人，從來不曉得自我反省？我相信，今天這場變革所展現出來的信息時代的力量，和普通人心的力量，應更能觸動美國人深自反省。而這樣的反省，在我看來，不僅僅屬於美國人，也不僅僅屬於埃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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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變革上承突尼斯，下啟也門、約旦、巴林、阿爾及利亞、沙特阿拉伯、利比亞等國，這股形同多米諾骨牌效應的阿拉伯世界民主浪潮讓人看得眼花繚亂，媒體將之冠名為“中東波”。這一名詞，讓人自然而然地聯想到，上個世紀末那場蔚為壯觀的民主化浪潮  1989至1991年的“蘇東波”，即，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劇變。當時的西方社會歡呼雀躍，社會上瀰漫著喜慶的氛圍，因着目睹了畫時代的場景一幕接着一幕：兩德統一，蘇聯解體，東歐變革，華沙條約組織解散。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時代，以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獲勝而畫上句號。目睹此情此景，日裔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一本書里，以自信且肯定的語調，直截了當地向世界宣告：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世界上發生的重要政治事件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更是歷史自身的終結：歷史的演進過程已走向完成，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制度，是‘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並即將成為‘全人類的制度’。”

這就是“歷史終結論”。福山出版這本著作的時間，是1992年。可是，一九九零年代動蕩不安的世界局勢，讓福山下的結論頗有些尷尬，它所呈現出來的，似乎是一幅並非“歷史走向終結”的畫面：在歐洲，持續十年的巴爾幹危機，最終以科索沃戰爭收場，數十萬人在內戰和種族迫害中喪命；在非洲，盧旺達大屠殺慘 絕人寰，逾百萬人遭到有組織的大屠殺、流離失所、霍亂、痢疾；在亞洲，印尼排華暴動震驚世界，數千名居於印尼的華人慘遭殺害、強姦、打砸搶燒……在沉重的現實面前，福山的觀點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質疑、反駁、批評和嘲弄，甚至被人宣告破產，這其中包括他攻讀博士時的導師之一、哈佛大學的政治學系教授亨廷頓。在1996年問世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這位學者對他昔日的學生毫不留情面，他針鋒相對地反駁道：

“歷史非但沒有終結，我們即將步入文明的衝突。”他的理由是，“未來世界的國際衝突主要是不同文明的衝突，而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的衝突。世界變小了，不同文化的接觸會產生磨擦，而文化差異是不易改變的，對相同文化的喜愛和對異類的憎惡是人的天性，因此，文明衝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未來趨勢是，西方大國主導的時代在終結，新興大國反西方並偏愛自己的文化規範，以內部文化價值作為個人和政治認同日漸重要。在不同文明間，尊重和承認相互的界限因此也 更重要了。”

亨廷頓的觀點帶有預言的味道，至於“未來世界的國際衝突主要是不同文明的衝突，而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的衝突。”的著名論斷呢，其實，你知道的，他的潛台詞顯然是，“自由、民主、市場經濟並非歷史的終結”。

不用說，西方的學術界乃至政界因為多半持有“西方中心論”的緣故，原本天然地傾向於福山的“自由、民主體制和市場經濟已經獲得勝利”的論述。但是，2001年“九一一事件”的爆發、19個阿拉伯青年駕機衝撞世貿大廈的世紀劫難，加上其後美國發動的兩場戰爭、及美國與伊朗之間的緊張情勢，卻印證了亨廷 頓的“未來世界的國際衝突主要是不同文明的衝突，而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的衝突。”  恐怖主義威脅着美國和西方國家以至全球，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爆發了激烈衝突。於是，一個政治學中民主化領域的新名詞應運而生，叫做“阿拉伯例外論”，就是說，自由、民主、市場經濟並不是阿拉伯國家的終極政治選擇，阿拉伯世界的文化結構和國情民性獨特於普世價值之外，是世界潮流的一個例外。這一“阿拉伯例外論”，也被一些經濟新興的威權政體國家引為己用了   它們宣稱，自己，也是“例外”的。

看來還是當老師的棋高一着。21世紀的頭十年，亨廷頓的學術鋒頭一時無兩，甚至他的理論信用度被擡高到“亨廷頓一說話，全人類都傾聽”的地步，他和他 的著述在許多地方受到熱情的讚賞，他的論文不時被人引用，他的書被擺放在書店的顯眼位置。有人認為他為人們把握冷戰後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個準確的理論框架；有人認為他的理論可以幫助人類投入更多資源，到衝突上升的地方中去；而21世紀以來世界上新的衝突所帶有的文化和宗教的色彩，也印證了他的理論； 一些國家的政府則翻出他早年強調“權威主義”的論述，讚譽有加。

“讚賞亨廷頓”的人和政府沒有預料得到，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剛剛拉開帷幕之際，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開花結果，埃及的蓮花革命綻蕊結綉，中東地區上演了一台讓人目不暇接的世紀大戲。阿拉伯世界的各國民眾群起雲涌，人們走上街頭和廣場，舉起手臂和拳頭，高呼口號和訴求，瞬間傳遍全球的電視畫面，傳遞出一個清晰的訊息：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才是人的天性，對同質文明的喜愛和依賴並不是人的天性。廣場上萬頭攢動的場面告訴全世界：在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中，阿拉伯世界並不例外。人們用腳步和喉嚨給獨裁者上了生動的一課：暴政，不能長存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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