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的權利——天安門事件二十二周年記

摘要：“民主社會是人民監督政府，專治社會是政府監督人民，雖然相反，但中國人習慣了，能在沒有過去的現實里高興地活一輩子。天安門事件的野蠻暴力使共產黨和民間同時失去了對信仰和道德的尊敬，但在經濟致富的道路上人民與政府又再次擠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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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忘的權利  天安門事件二十二周年記
作者：馬建

二十二年前我居住在香港，看到國內發生了學潮就返回了北京。有時住在南小街53號，有時住在朋友周舵家裡，也在紀念碑上睡到天亮。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情，我只是旁觀者，沒有介入。王丹的演講擠過去拍了照，吾爾開希舉旗衝警圍也收在了膠捲，司機把一車礦泉水送進廣場我也組織群眾往學生那兒運，知識分子遊行隊伍，魯迅文學院的精英走過來我也拍了照片，佘華他們大都對着我舉着勝利手勢。但是我沒有加入任何隊伍。我還去過方勵之的家，問他對學潮發展的看法。我僅是這場運動的記憶者。二十二年過去了，能記住的片斷已經不多。可以說，那一個月的記憶只剩了十幾個小時，而且是依附在膠片之中。

別人呢，那個月都做什麼，留在記憶里是些什麼？我很好奇。在寫《肉之土》的十多年，為了情節，更是逢人便問，試圖還原那個歲月。曾在廣播學院的林先生在飯桌會偶然說：我這胃病離不了藥，就是在廣場上絕食落下的。已經成了律師的尤女士在電話中聊到了“六四”，她說子彈就從身邊嗖嗖地飛，她爬進了市民的院里，那一個星期自已說不出話，張嘴也沒聲。為了《肉之土》，我不但要知道那個月每天的氣溫，油墨的價錢，還要了解有沒有可口可樂、口紅、指甲油、盒飯以及當年學生們的知識面等等。書和資料堆得有半個屋子才算把那個月顯現。當然文學不會重複歷史，歷史是埋在地下的樹根，但寫小說必須從根部中汲取養份才能有枝有葉。

歷史由多視角組成，一個人的記憶只能是樹上的一個葉子，一部書只能是它的一頁而已。我們不指望小說會把天安門事件表現出來，這也不是作家的目的。文學只是激活歷史，讓埋入地下的根長出枝葉，被人們發現。

那麼遺忘的結果就呈現了：過去模糊不清，沒有必要和現實契合。承接過去與未來的歷史一旦被深埋，再挖出來就是些文物碎片。天安門事件被遺忘就是證據，也是統治者的勝利。失敗的大眾一方先是氣餒，漸漸也就習慣了。今天，除了少數沒被擊垮的人和受難者家屬，多數中國人把六四事件排除在記憶之外，政府恨不得把公曆“四日”處理掉直接從六月三日跳入六月五日，但這一天如春天般頑固，總要來臨。政府不敢放鬆警惕。每年的六四都是全軍戒備，警察全部上崗不準請假。中宣部全天候工作，不準任何可能激活六四的詞彙出現。六月四日的來臨中國政府如進入戰爭狀態，他們守株待兔，準備哪兒出事往哪兒趕。這一天全世界的媒體也都瞪着眼，從早晨等到夜晚。雙方熬過了這個“特殊日子”才發現：已沒有“反面人物”登場了。被顛復的場景只是假想。但共產黨也完全明白，坦克碾平人的肉體容易，人的靈魂誰都消滅不了。記憶雖然如掉進深海的飛機黑匣子，真相總會因靈魂不滅而重現。記憶也並不會因為丟失些樹葉而樹就不見了，它還可以複製傳遞，還會輸送進腦子裡原本沒這經歷的年青一代。因而鎮壓者無論多麼富有就是沒有安全感，洗腦者必須死死地記住那些事件，他必須充當樣板，以便檢驗人民之中誰和他一樣才能去消滅。鎮壓者不能給自己洗腦。那麼就出現了這麼個局面，鎮壓一方為了令人民遺忘反而不能公開提醒人民，那等於賊喊捉賊。最終，當權者成了帶着記憶不敢面對歷史的罪犯。

我們還看到遺忘的真實：經歷過天安門事件的人熬過了自我審查階段，便主動認為不應該記住那件事，更不會告訴八九年之後出生的後代了。貴州電視台的朋友說她堅持了兩年，不寫思想檢討，當然也沒有了工作。還有的離開了報社成了二渠道書商。最後，人們便開始投進了掙錢買身份買尊嚴的經濟騰飛之中。十多年過去，也大都被稱為“胡總”“劉主席”什麼的了。富起來的人成為政府的擁護者，窮下去的成為政府的反對者，但隨着財富積累，城市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就代表制度的成功。再有人要政府平反六四，那就等於是叫公雞下蛋了。我們當然聽到了窮人的不滿，他們就尋根碰到了道德被埋葬的天安門屠殺這個墳堆。他們也許知道必須從天安門事件中汲取教訓，從歷史反思現代，必須從哪兒摔倒就從哪兒爬起才有希望。也許，但我不信。

我更相信在極權下生存幾百代中國人習慣有個政府監督，讓他們監督着政府的意識還沒有生長。遺忘是順民的生存法則，他們也是這樣教育孩子。我至今沒碰上一位家長告訴孩子有天安門事件這段歷史。一位北京友人的孩子來英國讀書，就因為我告訴了六四真相而成了仇人。“孩子學的是傳媒，你讓她知道了天安門事件，將來回國萬一她嘴不嚴，那就是害了她。有你這麼當叔叔的嗎！”他在電話里生氣。現在不再來往了。

那麼，活的證人都還在，六四事件在網絡上就查不到了，圖書館也查不到了，人民和政府雙方都互相信守默契，歷史就如奧維爾在《一九八四年》中預料的，真的可以消失了。如果有人冒出來說實話，他就是瘋子，該進精神病院。敢寫出“八九六四”的人就成了造謠者和顛復國家政權的罪犯，投進監獄的詩人師濤、作家譚作人等等都屬此罪。真實還包括年青一代對“極少數”的反感，他們認為那是給國家臉上抹黑，是反華陰謀。是的，當國家和個人榮辱捆在一塊，說你爹曾經殺過同胞，說你被洗過腦，說你無知，那不等於把自已的名譽給毀了，還怎麼去戀愛賺錢生活。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接這話茬。讓它消失。

悲哀的是人民比政府還冷漠。歷史被遺忘了，沒有人去追究已經死去的人了，大家住上了大房子，唱着紅歌，早晨去公園跳健身舞活得很好。人民有遺忘的權利，而且也沒必要替受害者家屬說什麼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沒上訪沒折遷問題也不用上網控拆。“過好日子又不需要言論自由。再說了，朋友們聚一塊，罵起共產黨比你們解氣，誰被抓了？當今社會夠自由的了。”海歸們回答我。

歷史一旦成為過去，人們就會表示不要被“過去”所影響，“你的恨別用在現在，國家這麼好了你還恨什麼……。”我只好把這類郵件刪除，不再和這老同學來往了。我想，每個人都有真實性格，總要回到自己，都正常，不能要求他們永遠活在那段時期。

為了解植物人的生理和生態環境，那個夏天總是進出着廣東中山醫科大學，冬天踩着雪也去北京胡同里住着植物人的家裡採訪。如今城市人民生活安居樂業，沒有人關心窮困的人，那是政府該做的事。好在我的《肉之土》裝滿了真相，定了格，誰也無法擦掉了。

窮專制容易被推翻，像埃及，那富專制也會崩潰嗎？新加坡人不是活得挺好嗎？人們希望貧富差距和貪污能讓政府垮掉，但極權之所以借來資本主義發展經濟就是為了鞏固權力，讓大眾失去記憶也是為了政權，政治不改革社會倒退不了，惡政府可以存在下去。民主社會是人民監督政府，專治社會是政府監督人民，雖然相反，但中國人習慣了，能在沒有過去的現實里高興地活一輩子。天安門事件的野蠻暴力使共產黨和民間同時失去了對信仰和道德的尊敬，但在經濟致富的道路上人民與政府又再次擠在了一起。

遺忘和漠視浸透着鮮血的歷史是有罪的，因為忘記就等於背叛了祖國。記住歷史和記住你的身份是一致的，歷史是民族的根。當權者雖然能砍光枝葉，但根總是存在，它是一個民族的根源，而且總會生長壯大，儘管砍殺者把別人關進監獄，但只要中華民族存在，兇手總是歷史的罪人。歷史不斷地重演是因為我們未從中吸取教訓，更沒有反思。當權者感到從暴力鎮壓中獲得權力是有效的，便一再使用。去年是劉曉波、譚作人，今年是艾未未、冉雲飛、野渡等，明年又是誰將被囚禁？

人們有遺忘的權利，但沒有抹殺和篡改歷史的權利，歷史終將把說謊者繩之以法。

  20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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