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婚床”緣何會裂開 ——中美關係變化之回溯

摘要：“與前兩任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呈“低開高走”曲線相反，奧巴馬政府的中美關係呈“高開低走”。奧巴馬在進入白宮之前，對中國（包括台海關係）並無傾向性的定見。他從未指稱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也沒有承諾他會採取一些方式將中國引向民主。（……）但奧巴馬向中國伸出的友誼之手，並未贏得北京的友誼。北京對他以種種方式表達了前所未有的輕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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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婚床”緣何會裂開   中美關係變化之回溯
作者：何清漣
（轉自《縱覽中國》2011年11月29日）
 

種種跡象顯示，中美婚床正在迅速裂開，而且在短期內並無彌合可能。除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夏威夷亞太峰會上批評中國不遵守國際規則的強硬講話及亞太 九國TPP協議中國“未獲邀請”之外，更重要的方向性指標是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年度報告。報告共列出了43條建議，第一條建議就是，美國國會應委託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對現行對華政策開展評估。
我注意到該委員會主席William Reinsch特別指出，美國已經意識到，指望中國徹底融入西方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是不切實際的。這一說法表明：美國對中國的政治幻想已經破滅。

梳 理一下中美關係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特別是回想美國總統奧巴馬入主白宮後的三年對華外交，一定讓人感概萬千：奧巴馬在其任期的第一年訪華回來兩手空空， 歐美輿論稱其“向北京叩頭”；這次在夏威夷亞太峰會上對華講話強硬，國際媒體稱其“揪住中國的衣領”。從“叩頭”到“揪住衣領”，這三年當中到底發生了什 么？

這裡先得簡單交待決定中美兩國關係走勢的美國因素。以美國而言，影響白宮對華政策的至少有三支政界力量：一支是以兩國經貿關係為優先考 量的財政部與商務部（支持者為美國金融界與產業界的跨國公司），代表美國的即期利益需求；另一支以國務院為代表，從克林頓時期的人權外交開始，一直希望通 過接觸、說服，影響並引導中國進入西方體系。這兩支力量構成“擁抱熊貓派”的主體，是近年主導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力量。近兩三年美國金、產兩界對華態度發 生變化，中美關係摩擦也日益增多。

第三支被稱為“敲打熊貓派”（由藍隊與弒龍派演化而來），以強調地緣競爭的五角大樓為代表。在過去很長一 段時期內，這支力量無論從人數還是從影響來看處於衰退狀態，直到近兩年勢頭才變得稍旺。與之相應的是亞太地區地緣政治也發生同步變化：美國太平洋艦隊本世 紀零年代中期不得退守太平洋第二島鏈，去年又在東南亞國家的籲請下回歸第一島鏈。

從90年代柏林牆倒塌後，中美關係成為兩國最重要的外交關 系。無論是克林頓政府還是小布什政府，對華政策都呈“低開高走”曲線。1992年克林頓在競選總統時承諾：“不會擁抱從巴格達到北京的獨裁者”，但後來卻 成了解除“六四”後各國禁制措施的積極推進者。面對媒體的譏諷，克林頓只得以 “創造性模糊戰略”來自我辯解。其繼任者小布什在競選時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但在9•11以後因反恐需要，被迫與中國發展“戰略夥伴關 系”，在美國的“擁抱熊貓派”與“弒龍派”兩種主張夾擊中走中間路線，被稱為“熊貓避險派”。

與前兩任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呈“低開高走”曲 線相反，奧巴馬政府的中美關係呈“高開低走”。奧巴馬在進入白宮之前，對中國（包括台海關係）並無傾向性的定見。他從未指稱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也沒有承 諾他會採取一些方式將中國引向民主。奧巴馬當選後，在對華關係上更是創造了兩個“第一”：他是第一個在對華政策上充分考慮了來自中國的“智囊”的建議的總 統，其“對華政策期望清單”是由美國東西方研究所邀請中國外交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從“中國視角”出發參與起草的。該清單建議中美兩國應該建立五個 夥伴關係：經濟夥伴、反恐夥伴、防擴散夥伴、綠色夥伴、跨太平洋夥伴。另一個“第一”是開創了美國總統上任不到一年就訪問中國的先河。這次訪問中，他公開 表達了正面接納中國和平崛起、不謀求遏制中國、願意同中國分享部分“領導責任”等意願，以此換取中美戰略相互保證，希望確保中國崛起不挑戰美國利益而且成 為促進美國利益的正面因素。

但奧巴馬向中國伸出的友誼之手，並未贏得北京的友誼。北京對他以種種方式表達了前所未有的輕慢。在奧巴馬訪華 時，中國政府的各種控制比過去克林頓、布什兩位總統來訪時要嚴厲得多。美國為了表示奧巴馬的訪問行程不完全受控於北京，曾點名《南方周末》採訪奧巴馬。盡 管《南方周末》總編向熹本來就是中共信任而派去看守這家媒體的幹部，採訪報道本身也沒有出格之處，但北京還是給予向熹以免職的懲罰。在2009年12月哥 本哈根氣候峰會期間的24國首腦會議上，中國“忘記”了自己願做美國的“綠色夥伴”並在全球氣候及節約能源等議題上支持美國的承諾，甚至置起碼的外交禮儀 於不顧，派一個副部長級的官員對奧巴馬頤指氣使，表現極為粗魯。所有這些，都激起了美國人對中國政府的反感。這些反感積聚到2010年1月，終於在 Google事件上找到了爆發點，此後中美婚床開始出現裂縫。兩國間風波迭起。從Google事件、對台軍售，直至奧巴馬接見達賴喇嘛，所有過去美國為顧 及中國政府情緒而暫時擱置的事接連推出。

這些事情與2010年開始冒頭的貿易保護主義、在華外資對中國投資環境的嚴重不滿結合在一起，使中 美關係面臨越來越多的困難。中國的反應也非常激烈，《光明日報》於2010年2月4日發表了一篇“奧巴馬，13億中國人鄙視你”，開創了中美建交以來官方 媒體辱罵美國總統的先河。當時，一向慎談政治的美國在華商界人士對中美關係前景也持悲觀態度，歐亞集團甚至將中美關係列為2010年全球十大風險之首。

中 美關係出現這麼多的風波，北京冷靜下來之後，倒也想了一些辦法希望挽回。儘管中國已經成為GDP總量第二，但中國卻表示了前所未有的謙讓姿態。先是主管外 交的國務委員戴秉國於2010年12月發表長文，主題是表示，“說中國要取代美國、稱霸世界，那是神話。”繼之又有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名譽會長、解放 軍原副總參謀長熊光楷發表署名文章“被歪曲的中國國家安全形象”，斥責國內有人過高估計自身實力，鼓吹“持劍經商”，“加深了外界對中國的誤解”。 2011年5月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訪美，再次強調中國“無意挑戰美國”，只是希望美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一從“崛起”到謙辭“候選老大”的急轉彎， 雖然是緣於國內政治經濟形勢尤其是經濟形勢非常不妙，但希望與美國修好的想法表露得非常清楚。

問題是，美國決定對華政策的幾種勢力的消長， 並非白宮能夠控制。總統個人無論對中國的觀感如何，畢竟無法將其個人偏好帶到美國的對外政策中來，如同小布什總統從不喜歡專制中國，但也形格勢禁，不得不 與中國結成反恐“戰略夥伴”關係。郎鹹平最近發文“我們低估了奧巴馬的權謀”，是因為沒看到決定美國對華政策兩派勢力的消長。
如前所述，中 美關係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諸多美國跨國公司巨頭相繼從中國市場撤出。中國方面只承認美資有撤出的，但不承認撤資“成潮”。美國波士頓企管顧問公司 （BGG）發布的研究報告《美國製造歸來》（Made in the USA, Again）指出，中美生產成本差距縮小，美資企業已從大陸撤離迴流到美國，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已變身成為美國製造（Made In America）。

中國市場已成美資眼中“雞肋”

這裡需要先對中國商務部公布的外商投資增加 的數據作一解析。北京一直宣稱外資還在持續增加，2011年1-9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0407家，同比增長6.24%；合同外資金額 1778.67億美元，同比增長16.85%；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66.79億美元，同比增長16.6%。如果僅看這些數據定會產生誤解，即中國還被世界 跨國公司視為投資寶域。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因為上述數據包括來自維爾京、開曼群島、薩摩亞、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自由港的對華投資。維爾京、開曼群島、 薩摩亞等地正好是中國資本外逃的中轉站和洗錢天堂。來自這些地方的所謂“新增對華投資”，其實只不過是中國人和中國公司在這些洗錢天堂漂白的資本迴流。

早 在四、五年前，美歐眾多跨國公司就已經公開表露對中國投資環境惡化的嚴重不滿。中國美國商會與中國歐盟商會連續三年發布的調查報告，都表示歐美商界對中國 的保護性政策越發感到擔心，認為它們在華工作的環境在未來幾年將會更加惡化。外資的不滿集中在三點：一是知識產權得不到保護，新規定迫使外資企業將業務和 技術訣竅轉讓給中資公司，以換取市場准入。二是政府採購規定有失公平，在華經營的外資公司“期望在公開招標中獲得平等對待”。三是中國對外資企業併購採取 的限制。要成立合資企業，外資方面必須尋找中國公司作為合作夥伴，雙方的股權分配只能是一半對一半。在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嚴重不足，這給外資企業造成了 巨大的損失。

美國政府與歐盟領導層與中國就投資環境進行多輪磋商，但未能有所改變。加之中國大陸近兩年面臨員工薪資上漲，土地成本增加，以 及人民幣不斷升值等因素，造成整體生產成本大增。美資企業盤算成本之後，認為大陸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已不復存在，於是將企業回遷美國。BGG在《美國製造歸 來》中預測，到2020年將有15%針對北美市場的美國企業從中國迴流到美國。前不久，福特汽車公司宣布把1.2萬個工作機會遷回美國，並將在美國投資 160億美元，包括62億美元用於購買和升級在美工廠的配備。BGG高級合夥人希爾金（Harold L. Sirkin）指出，未來五年在美國一些地區製造的商品，生產成本將只比大陸沿海城市略高5%至10%。成本縮小的同時，美國的生產效率更超過大陸。

高盛從急欲聯姻到絕袂離婚

撤 資的不止產業界，還有金融業。最近幾個月，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和高盛先後結束與中資銀行的聯姻。在它們採取行動之前，美銀（Bank of America）和美林（Merrill Lynch）將其擁有的中國建設銀行的10%的股份出售了大約一半。在所有美資的撤資當中，高盛的退出具有標誌性意義。就我所知，高盛曾絞盡腦汁希望在中 國紮根，為此充當了中國金融業最踴躍的戰略投資者。為了獲得北京青睞，高盛曾投入巨額公關費用進行巧妙的公關。這些公關手段當中包括採用北京最喜歡的手 段：即幫助中國在國際社會宣傳。那本罔顧事實、竭盡吹捧之能事的《北京共識》（2005年），就是美國高盛公司的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執筆寫成。這個報告不僅將中國這種罔顧社會公正與人權、嚴重透支生態環境的經濟模式，說成“以平等與高質量的發展為其特點”，是“尋求公正與高 質增長的發展途徑”的發展模式；還說“北京共識”包含的許多“非經濟理念”（即“專制極權政治＋市場經濟”的政治理念與價值觀）不僅值得發展中國家仿效， 還將在全球範圍內取代“華盛頓共識”。這種有點無恥但很有效的“公關”方式其它外資銀行亦曾廣泛採用，2004年在英文世界裡發行並獲得關注的《他改變了 中國：江澤民傳》，作者就是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說的花旗（銀行）集團的執行董事庫恩。這位既非傳記作家，也非記者，更不是中國問題專家的金融界從業者，親自 捉筆寫就這本傳記，其公關意義自不待言。

花費如此投入公關而進入的市場居然被捨棄，只有傻瓜才會將這一信息解讀成是出自於自身的困難。只能說，這些銀行已經看到一點：中國市場的前景晦暗，該是全身而退之時了。

跨國公司：北京遊說美國的重要盟友

這些對美國政界有着舉足輕重影響的跨國公司退出中國，意味着聯繫中美政治經濟關係的重要紐帶已經鬆動。以往的歲月里，由於在華投資的廣泛利益，這些跨國公司一直力主中美友好，是美國政商兩界“擁抱熊貓派”的主要社會基礎。

多 年來，跨國公司為了實現和保障在華投資利潤，對國會進行了大量遊說。它們在華盛頓有專門的遊說人員，還結成了同盟。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前，他們熱衷於呼 籲美國政府無條件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面對中國惡劣的人權狀態與專制政治，他們遊說國會的主要理由是，“中國正行進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經濟 發展將會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網路普及將給中國帶來新聞自由”等等。這些遊說活動中有幾項讓中國政府受益匪淺。例如，2000 年美國國會對中國最惠國待遇表決之前，波音等美國數百家跨國公司結成團體，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遊說行動。參與人員包括各公司的政府關係專家、行業聯合會的游 說機構以及共同僱傭的專門遊說公司。在近一年時間裡，他們舉辦大量講座和會談，向國會灌輸開放對華貿易將會給美國企業帶來的巨大商機的理念，最終獲得成 功。這次集體遊說總共花費1.12億美元－－此前，美國商界集體行動的最高紀錄是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遊說，總額也不過3,000萬美元。2007年美國 出台《對華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權合格最終用戶制度》，增加了47項出口管制產品，但最後促使美國減少管制產品的不是中國政府的抗 議，而是美國的跨國公司波音、聯合技術等企業的遊說。

美國跨國公司對中美友好所做的貢獻，中國政府基本不會公開承認。但北京心知肚明，儘管 北京曾聘請20多家專業公關公司為其在美國遊說，其效果卻遠不如這些在美國本土政界擁有盤根錯節關係網絡的跨國公司。當美國金融產業界與中國的緊密聯繫松 動之後，中國與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的矛盾、以及中國與國際體系、中共價值觀與普世價值的內在衝突等各種因經貿利益而被強行壓制下去的摩擦性因素就會日益突顯。

無疑，中美關係面臨新變局。從目前的狀況來看，美國對此似乎已有心理準備，中國方面明顯準備不足。

原載何清漣VOA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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