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回顧2010年―下篇：2010年中國上層鬥爭
摘要：“對他們來說，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始終是第一位的，在這一根本利益上，黨內的不同政治派別之間，溫家寶與吳邦國之間，是沒有分歧的。作為中國的統治者，“民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的古訓，他們是懂得的，不會忘記。這裡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中國的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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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回顧2010年
下篇：2010年中國上層鬥爭
終於要說到2010年的中國上層鬥爭。 儘管中國的上層，尤其是最高領導層，依然處於不透明狀態，這是極權體制的最大特點；但2010年的某些跡象，卻讓世人對上層的矛盾與鬥爭有所窺見，可以說是“偶爾露崢嶸”吧。
首先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幾次大談“政治體制改革”。2010年8月21日，溫家寶在深圳發表《只有堅持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的演講，指出：“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他強調： “停滯和後退不僅會葬送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寶貴的發展機遇，窒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而且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只能是死路一條”。
作為了解並總攬全局的國家總理，提出這樣的沒有政治改革的保障，經濟改革成果可能“得而復失”，最後“死路一條”的警告，是極有分量的，因此，此言一出，舉國舉世矚目。以後，溫家寶又在8月27日召開的全國依法行政工作會議上，強調“滋生腐敗的根本原因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督和制約，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人亡政息’”。溫家寶還具體指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要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要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堅決懲治腐敗；要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特別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視保護和幫助弱勢群體，使人們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對國家的發展有信心”。接着溫家寶在接受CNN專訪時又大談“任何黨派、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過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我認為這是現代政治體系中的重要 特徵”，並表示：“要堅定不移在我能力範圍內，貫徹我的信念，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步伐。我想用兩個詞來表達我的決心：‘風雨無阻，至死方休’”。
國外輿論的廣泛關注是可以想見的。民間的反應也極強烈，北京等地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維權人士還召開座談會，倡導全國範圍內的“學習”。相反，官方控制的媒體則嚴加封鎖。8月21日溫家寶在深圳講話，新華社發通稿時，竟然把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全部刪去。2010年9月22日，溫家寶在紐約和華文媒體及港澳媒體負責人座談時，再次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與新華社通稿中再次將其過濾。有人因此提出質問：“中宣部有什麼權力封鎖總理的聲音？有什麼權力剝奪全國人民對總理講話的知情權？”而且很快就有了官方媒體的有組織的爭鋒相對的反擊。其實這樣的反擊在批判所謂“普世價值派”時即已開始。8月16日新華社發表訊，公布了《求是》雜誌的署 名文章《畫清“四個重大界限”的有關理論和實踐問題》，宣稱“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反過來證明了中國政治的成功”，用典型的“經濟決定論”來說明：中國的政治體制無須改革，而急需堅持。堅持什麼呢？“穩定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優勢”，即要堅持一黨專政，以達到統治的穩定：這樣，黨內的權貴集團就通過黨的喉舌，將自己的意圖和盤托出。
在溫家寶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言論發表以後，《人民日報》從10月21日到11月2日連續發表五篇文章，署名“鄭青原”，即“正本清源”的意思。這是文革禦用文人慣用的手法，如張春橋控制的“上海寫作小組”署名“羅思鼎”就是“螺絲釘”的意思。現在舊技重演，就很耐尋味。其中《沿着正確政治方向，積 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一文，是公開和溫家寶唱對台戲。文章首先強調：“圍繞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從未停歇”，這就根本 否認了溫家寶發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整個改革有“停滯與後退”的危險的警告。其次，又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要有“正確的政治方向”，要有三個“必須堅持”：“堅定不移地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決不能照搬西方政治體制模式，搞多黨輪流執政和三權鼎立那一套”，其言外之意自然是溫家寶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或有可能背離“正確的政治方向”。其三，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要“與我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展相適應，與 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與我國歷史條件、經濟發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適應，有秩序、有步驟地展開，決不能脫離實際，超越階段，更不能華而不實，空喊口號”，這就簡直矛盾直指溫家寶了。 黨的刊物和在任黨的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這樣公開叫板，在中共歷史和共和國歷史上都是從未有過的。
在此之前，10月1日出版的《求是》雜誌發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題為《充分認識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的文章，提出“中國之所以能夠創造一個又一個的奇蹟，主要是依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表示要“堅定不移地沿着這條道路上走下去”。
看來似乎和溫家寶的呼籲無關，但強調要“堅定不移”地維護“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也即堅持集權體制，也就實際上消解了政治體制改革。直到第二年 即2011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里，吳邦國才公開了他的一貫的政治主張：“最重要的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國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則問題上不 動搖。動搖了，不僅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無從說起，已經取得的發展成果也會失去，甚至國家可能陷入內亂的深淵”。 這裡，引人注目地和溫家寶一樣提出了“發展成果會失去”的危險，但他認為危險在於“國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則問題”上的“動搖”。那麼，所要堅守的“國家根本制度”是什麼呢？吳邦國也有明確的說明，這就是五個“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並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某種程度上，可以把吳邦國的講 話，看作是對其政治對手發出的警告，“國家可能陷入內亂的深淵”這樣的話，是十分嚴重的。這實際已經表明，如一位研究者所說，“作為改革主體的執政黨已經 對改革缺乏集體共識”，由此導致的後果是：“領導層現在就好像一個‘救火隊’，被動地被社會或者社會問題推着走，哪裡着火就出現在哪裡。這種被動性必然出現更多的問題，使得改革面臨更大的困難。”
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胡錦濤的態度，就格外引人注目。人們首先注意到，溫家寶和吳邦國這樣公開發表不同意見，都得到某種默認， 沒有影響其領導地位，這在中共歷史和共和國歷史上也是少見的。這固然表明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絕對權威的強人政治不復存在，這樣的默認有其不得已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認胡錦濤本人的態度的作用。在此之前，在黨內民主派和毛派的激烈論爭中，胡錦濤就已經採取了“不支持，不禁止，不宣傳”的對策，這一次最高領導層的爭論，看來似乎也是這個對策。有人因此認為這或許是黨內民主的一個新的推進；得出這樣的結論或許早了一點，還需作進一步的觀察。
更重要的是，胡錦濤必須對此作出自己的回應。於是，就注意到2010年8月27日在和來訪的朝鮮領導人金正日的會談中，胡錦濤的一段講話：“堅定不移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各項事業全面發展，不斷保證和改善民生，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一條基本經驗”。 把“保證與改善民生”放在突出地位，這其實是大有深意的。
我們在前文一再提到的張宏良在一篇文章里，將溫家寶的主張和胡錦濤的主張作了一個意識形態的解讀與分析。他認為，“普世價值派”（他顯然把溫家寶視為其代表與總頭目，但未點名）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要“保衛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其實質是要維護“富人和精英”在美國支持下進行的私有化改革的 既得利益；而“胡錦濤、習近平、薄熙來等黨內領導人”則提出了“讓全體中國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新政目標”，“保證與改善民生”即體現了這樣的目標。 張宏良的分析或有一廂情願之處，但他看出了胡錦濤和溫家寶對中國當下問題的對應之策的不同重點，還是有道理的。
在我看來，這或許更是胡錦濤在尋找領導集團新的共識的一種努力。而且以後的事實發展證明，他的努力似乎還是有效的。這就是醞釀很久，在2010年10月出台的“第十二個五年規畫”草案。據說“‘十二五’改革，有‘三條主線’，即：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以適應公共需求變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主線的社會體制改革；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體制改革”。
這裡，溫家寶認為不能再拖延的政治體制改革引人注目地又一次被擱置了。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被推到了前台，而這三大改革的 核心就是改善民生。最近高幹子弟張木生在接受網易記者採訪時，透露了一個消息，說中央常委有一次關於如何應對當下中國問題的討論，“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說，改革可以緩一緩，要把解決和群眾的矛盾問題，民生問題放在第一位”。據說吳邦國在兩會上已經公開說了這樣的話，溫家寶在答記者問時，也幾乎80%的重心都放在了民生問題上。
雖然這一消息還有待證實，但我以為還是有相當大的可信度的，最主要的是，它符合中國領導層的思維邏輯。對他們來說，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始終是第一位 的，在這一根本利益上，黨內的不同政治派別之間，溫家寶與吳邦國之間，是沒有分歧的。作為中國的統治者，“民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的古訓，他們是懂得的，不會忘記。這裡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中國的經濟問題。2009年官方就承認存在“通脹預期”，到2010年，就不斷出現煤電油漲價，玉米、綠豆、大蒜，蔬菜、肉食品、奶製品漲價，特別是房地產價格一直居高不下------。溫家寶在年中就承認，中國“經濟復蘇曲折性超過預期”。
通脹危機直接影響普通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官與民，商與民的矛盾日趨嚴重，經濟、社會問題的糾結，如果不及時解決，就必然導致政治上的信任危機。到2011年兩會，溫家寶更公開承認：腐敗與通貨膨脹已經成為可能導致政權和社會崩潰的兩大致命因素。而後者又是更加具有迫切性的；作為國家總理，也更難卸 其責。我以為，正是這樣的經濟壓力，迫使溫家寶，以及許多高層領導最後同意將民生問題置於壓倒一切的地位，而將政治體制改革再度擱置。在某種程度上，這依然是一種“救火”，事實上，擱置政治體制改革，不從根本上以權利制約權力，觸動“公權私有化”，切斷背後的利益鏈條，民生問題也不可能解決，甚至會成為權勢者在“改善民生”名義下對民眾新一輪的掠奪。
這樣，“改善民生”就終於成為黨內，包括黨的高層各種政治派別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而且現在看來，新的兩手都要硬：一面改善民生，以緩和社會矛盾；一面極度強化思想、輿論和社會控制，以維持社會穩定，很可能成為胡錦濤最後兩年統治的基本國策。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決定任命習近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標誌着習近平成為下一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已經基本確立。這樣，人們的注意力，就開始轉向“習近平時代”。
如果說“胡錦濤、溫家寶的時代”，主要是文革期間的“大學生”掌握國家最高領導權；那麼，所謂“習近平時代”，就是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和知識青年”掌握國家最高領導權，而且又是以“高級幹部子女”為主體的。這樣，文革中成長起來的那一代紅衛兵，特別是以高幹子女為主體的“老紅衛兵”，以後又成了知青，他們的抱負，理想，精神氣質都會不同程度上為習近平時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據我對老紅衛兵、知青與文革的研究，及對當下高幹子女動向的觀察，我以為有三點特別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老紅衛兵登上中國政治舞台時，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權，兒子就要接過來，這叫一代一代往下傳”，“幹部子弟要掌權，天下是我們的”，“二十年後的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於是，又有了這樣的口號：“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你們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裡”。不能把這些宣言簡單地看作是年輕人的狂言，而掉以輕心；這是基於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後的今天也不會變。加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高幹子弟中的許多人已經成為權貴利益集團的核心部分，是須臾不能離開一黨專政的體制的。即使他們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義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權力集中在手裡，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因此，這些當年的老紅衛兵，不管他們對中國未來的改革方向、路徑有怎樣不同的意見，但在共產黨的領導問題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產黨 必須掌控改革的領導權；強化黨的執政地位，必須是中國改革的出發點與歸宿。在這一點上，他們與胡錦濤這一代並無不同，也是他們的前輩，從毛澤東、劉少奇到鄧小平、陳雲所期待的。陳雲早就說過：把權交給我們的子女，他們至少不會掘我們的祖墳。與此相聯繫，不管他們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對敢於挑戰自己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運用掌握在手的國家機器，予以鎮壓，也是絕不手軟的。對這一點，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們也要看到，包括老紅衛兵在內的紅衛兵、知青這一代，有着在底層社會接受改造的特殊經歷，他們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層社會、底層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聯繫，使他們比較了解中國的國情，比較重視民心與民情，這都會對他們以後的施政產生影響。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這些高幹子弟利用他們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現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國外留學的經歷，不僅其知識結構比較合理，而且對世界科學技術、思想文化社會的發展，時代潮流，都有比較深切的了解。正是這樣的對中國底層的了解，和對世界發展趨向的把握，使他們比胡錦濤這一代更加深切與強烈地感受到黨的危機。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兒女聯誼 會”上與會者所說,當前“我黨我軍我國最大的矛盾就是腐敗”，“人民已經忍無可忍”，但“我黨自我糾錯能力和制度缺失”，“作為黨的後人，我們再不能熟視無睹，不能再沉默”，“要說真話，想辦法，為黨解決危機”。可以說，“再不改革，必將亡黨亡國”已經成為這些當年的老紅衛兵的一個共識，“我們的父輩和革命先烈為新中國的建立付出了鮮血和生命，我們不能讓紅色的江山蛻變”，也成為他們的共同決心。
而且他們在這三十年中已經佔據了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思想、文化、教育各領域的重要位置，也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並且意識到，歷史給他們的機會也只有這“十年”，高幹子弟自身都在六十歲以上，他們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歲左右，因此，也都躍躍欲試，準備作最後一搏。這就意味着，由於自身的利益化與官僚化，逐漸喪失改革動力和活力的中國共產黨，有可能在他們的尚有出息的子女這一代，獲得新的改革動力和活力。這樣，在習近平時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國的改革推進一步。紅衛兵、知青這一代將比文革大學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動力，這都會在未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顯示出一些新的特點。
但不可忽視的，是文化大革命對這一代精神上的負面影響，包括毛澤東的負面影響：不要忘了他們當年都是“毛澤東的紅衛兵”，不管他們今天對毛澤東的評價、態度如何，毛澤東在其成長初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老紅衛兵中是不乏“小毛澤東”的。在我看來，其中最應該警惕的，是文革殘酷的鬥爭中形成的“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觀念，以及由此產生的帝王氣與流氓氣。另一方面，由於今天已經很難出現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可以駕馭群雄的強勢領袖，老紅衛兵中又派系林立，他們之間如何形成合力，將是習近平時代的統治難題。弄不好，就會發生內訌，或各自稱雄。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個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關重要的；而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這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黨內鬥爭中勝出，而且 要在執政的中後期才逐漸顯露崢嶸。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時代又有許多難以預測的不確定因素，今天在人們心目中還是一個模糊的時代。
但2010年以來一些高幹子弟的表現，還是可以給人們以想象的空間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八大以後中央常委的競選者薄熙來。近年來薄熙來精心打造的“紅色重慶”一直是熱議的焦點。人們最為關注的，是“唱紅歌”與“打黑”，前者顯示的是意識形態和社會氛圍上向毛澤東時代的回歸，後者則是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方式解決腐敗問題的自覺嘗試。一般人並不注意，其實是更為重要的是經濟上的“重慶模式”，據說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進行從農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加強政府對企業和經濟事務的掌控。記者報道說：“這樣的舉措與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時期頗有異曲同工之處”。同時“高調拾起”的，還 有毛澤東時代的“群眾路線”與“大學生上山下鄉”。如此自覺地運用“毛澤東政治遺產”，因此，獲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識分子的高度評價，譽之為“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新版和希望。同時又引起許多人，包括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黨內民主派“中國將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憂慮與警惕。而習近平在當選軍委副主席以後，即視察重慶，肯定重慶經驗，更引發了人們關於“毛澤東在習近平時代的影響”的議論與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畢業典禮上作了一個演講，實際是一篇宣言：“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建設’、‘國強民富’、‘大國崛起’，而是現代性社會的構建。現代性社會是相對於傳統社會而言的，它的主要標誌，是以‘啟蒙價值’，即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價值支撐的，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為制度框架的民族國家”。秦曉在演講和私下談話里，明確說明，他的這一宣言，是針對兩種傾向。一是“‘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撐的經濟發展路徑、政治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 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我以為是不可取的”。秦曉認為“中國模式論”從一開始的“特殊論”走向“取代論”，“宣稱‘中國價值’可以取代‘啟蒙價值’”，是一種危險的傾向，應該特別警惕。另一面，秦曉更擔心激進主義思潮，他說：“激進主義和意識形態化，是落後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很容易掉進去的陷阱”。他認為當下中國面臨著嚴重的體制性的問題，“如不能從根本上入手，可能會觸發成社會危機”，但“這些問題是可以在體 制內通過改革和政策調整改善和改變”，而激進主義則把社會危機作為“動員民眾的資源，達到某種革命目的”，導致的是“最壞的結果”。
由於秦曉的高幹子弟和老紅衛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黨中廣泛的人脈關係，他的這一反對“中國模式”論，肯定啟蒙主義普世價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極 大反響，一時成為網絡、評論、轉載的熱點議題。有人把他的言論和搜狐總裁張朝陽2010年2月發表的“不完全的市場經濟妨礙競爭力”，呼籲政府在經濟領域允許自由競爭的演講聯繫起來，以為由此可以找到一條“成本小且能夠避免社會碎片化的轉型之路”。而一家網站則把秦曉的頭像做成絞刑架下受刑的模樣，並冠以“西奴”。我們所關注的，是秦曉的主張，在太子黨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習近平時代可能產生的影響，這自然是有待持續觀察的。
其實，2010年高幹子弟的發言者，最應該注意的，是中國空軍副政委，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一月，他在昆明軍區作了題為《信念與道德》的演講；七月，在大陸反日浪潮中，他又聯合十名將校連署發表呼籲，要求對外強硬，對內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仔細看劉亞洲的觀點，其實是有三個基本點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對政治民主化的強調，以及在《中國改革得與失》里對現狀的批評與分析：越來越頻繁的政治高壓，輿論控制和特務統治，對底層抗議活動的鎮壓，對社團活動的消滅，成為了“1999年以來當局的主要統治方式”，這確實是擊中要害的，劉亞洲也因此而獲得了“敢言”的美譽。但不可忽視的，是他的這樣的尖銳批評的另外兩個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權”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我黨的執政地位”：這一基本點，劉亞洲和所有的太子黨並無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強國強軍之途”：作為軍人的劉亞洲本質上是一個軍國主義者。王怡先生對劉亞洲思想的概括是準確的：他所追求的是一個“國家權威主義籠罩下的民主夢”，執着於“民主壓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釋劉亞洲的許多矛盾，比如他主張民主，反對專制，但堅決捍衛“六四”屠殺；他主張思想多元化，但又強調“統一國家精神是當務之急”。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劉亞洲鼓吹“軍人干政”。在他眼裡，“中國的希望在黨內，黨內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層”，中國社會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 在部隊”。他斷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國家，“軍隊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間不能成為推動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黨內貴族的分化。而如果黨內文官系統不能形成強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終只能依賴於少壯的武將集團。由軍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強音，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也是中國一百年以來反覆經歷的夢魘。軍隊少壯派的出現，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嚴峻的局面，也是當初日本軍國主義崛起的教訓之一，是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民主化過程中頻頻出現軍人干政的一個根源”。這些年我在觀察中國政局時，始終覺得軍隊情況不明是一個隱患；現在，2010年由劉亞洲等高級將領公開亮相，就讓我們看到了“經由軍人干政和軍事獨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說，這恰恰是中國民主化的“最壞方式”。而且還要看到，改革開放三十年，軍隊一直是高幹子弟 的聚集地，已經集中了一批太子黨的精英。這就意味着在習近平時代，軍隊少壯派將以更積極的態度，參與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軍隊干政的危險性將大大提高。而軍人們永遠是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者，並永遠具有對外擴張性，這都會隨着軍隊干政而在中國未來的政治、社會、思想、文化、教育上產生深遠的影響。而如王怡先 生所提醒：當下中國社會已經有着軍國主義滋生和蔓延的基礎：“中國是全世界軍事刊物最盛行的國家，幾乎每個中學男生都會翻看”，“中國是全世界軍事話語最強盛的國家”，“中國也是少數不限制，甚至組織兒童觀看戰爭場面電影的國家之一”，等等。 隨着中國國力的增強，這樣的軍國主義的危險，是特別應該引起警戒的。
太子黨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現，儘管這已經超出了本文論述的範圍，但在這裡也姑且一說。前已說到，2011年的春節“延安兒女聯誼會”的聚 會研討，會後形成了一個《我們對十八大的建議》書，主要着眼於“黨內民主”建設。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實行從各級黨委到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及常務的“直選”。
2011年4月24日，張木生的《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一書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暨研討會。此書由劉少奇之子劉源作序，而張木生又是劉源的“哥兒們”，實際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當下中國的太子黨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來中國政治對策，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動向。張木生 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書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義”。其實，早在多年前，由劉源擔任總顧問，製作了《劉少奇與新中國》的記錄片和同題小冊子，由張木生作序，就已經提出了他們的新“新民主主義”論。而在2011年舊話重提，就自然別有意義，網上反映說，新“新民主主義”論“可能會成為中國下一步國家意識形態的理論來源之一”，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劉源自己也說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兒，恐怕會畫虎類犬，弄巧成拙，與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們何不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地，舉起土生土長、百試不爽的，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主導提出、劉少奇主要實踐的新民主主義？”至少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太子黨中的劉源派系的一個宣言吧，也可以說是他們“謀國運”而提出的國策。
為什麼要在當下中國提出“回到新民主主義”？張木生直言不諱，就是要為共產黨“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義”論的要點有三。首先是“共產黨領 導”，黨要掌控改革的絕對領導權，這是前提；恢復與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目標，出發點與歸宿。前文已經說過，這是所有太子黨的共識與不可逾越的底線。其二，要“恢復以工人、農民為主”，“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這是重塑合法性的關鍵。張木生說得很坦率：“我們把工農都變成弱勢群體”，就“一點合法性都沒 有”了。我曾經說過，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有三種模式：建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黨專政是以工人、農民為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的；毛澤東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領袖專政與群眾專政直接結合的一黨專政模式；文革後，鄧小平時期，特別是江澤民時期，就逐漸將所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政治、經濟、技術精英作為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工人、農民確實都變成了弱勢群體，這樣的失去了工人、農民的支持的一黨專政，就出現危機了。劉源們看到這一點，但又不可能從根本上放棄黨的精英 專政，就選擇了向工人、農民讓步的對策。具體有兩條，一要把國家現有的巨大的存量資產，變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決70%還沒有富起來的人的民生問題”；二是要允許工人、農民“有組織”，共產黨來當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 應該說，如果真的實施這兩條，確實會給底層百姓帶來一些實惠，也會給中國底層民主有一定推動，這可能是新新民主義論的最有積極意義的方面。第三，允許發展資本主義，同時，又能夠“駕馭資產階級”。這就是張木生所說的，“制衡會有的，憲法會有的，不同派別在一個黨內也會有的，輿論的公開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獨立，在一個黨內最後也是能解決的”，但有個前提條件：只能有一個黨，要由黨來控制、“駕馭”一切。它的潛台詞，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戰黨的絕對領導，或者黨一旦駕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這一切，實行專政，而且很可能是軍事專政。 其實，這就是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聽話，就當作統戰對象，許諾給予種種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等；不聽話，就發動 “反右運動”，聚而殲之。
但是，問題是，回到了這樣的“新民主主義”，就真的能夠建立起新的工農聯盟，成功駕馭資產階級，從而重塑共產黨的合法性嗎？據說張木生在座談會上還 說了一句話：“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藥，最受到中國接受”。那麼，他們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義論”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藥”了。這初出山時的洶洶氣勢中的露怯，是頗耐尋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劉少奇與 新中國》里，劉源和張木生就提出過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堅持“共產黨絕對領導”的旗幟“不倒”，但卻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原因即在於此。或許在他們看來，“新民主主義”聲譽尚好，可以為更多的人所接受，達成“共識”吧。
這次新書發布、研討會最為人關注的，是劉源和幾位將軍的出席，這成了部分太子黨和軍隊少壯派的一次集體亮相，提供了一個近距離地觀察他們的機會。我注意到的有兩點。一是軍隊少壯派的表態：“現在說存在就是合理的，現在中國走出這條道路，確確實實使我們中國強大富強起來了，雖然有一些弊端，但不應該對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道路產生質疑”，不能質疑的更是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這也就是後來劉源特地打電話讓張木生轉達的意見：“這個結果，這個實踐不能假設，不 能如果，因為歷史是不可逆轉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們不重塑共產黨的合法性，誰能夠代替他？！”還有的與會軍隊少壯派宣稱：“民主，自由，人權，人生而平等”，這都是“一些沒有實質意義的概念”；“我是一個軍人，講什麼東西都跟安全聯繫在一起，尤其是國家安全”，至於“普世怎麼普世，我表示懷疑” 這背後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強權邏輯，和國家主義、軍國主義的邏輯，而且不加任何掩飾，這都讓人吃驚。還有：“現在幾個大國真正沒有打仗，三十年沒有打仗的 就是中國”，“我們要不要維護正義性，現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就變成被告原罪”，“這完全是泛和平主義，是一戰以後的綏靖主義思潮”，就更是預 言他們掌握了國家大權之後，將在“維護正義”的名義下，用戰爭解決國際爭端了。用武力解決國內問題大概也是其中應有之義。這樣的“軍政府”的意圖，是應該 引起警惕的。
其二，劉源在會上的表現，雖然張木生表示是偶爾失態，但人們仍然從中感到了“痞子氣和霸氣”，如前文所說，這正是我最為警惕與擔憂的。雖然劉源已經宣布：“該告別不爭論的時代”，但這些太子黨和軍隊少壯派卻處處擺出“捨我其誰”的“主人”姿態，所謂“爭論”是必須以他們既定的意見為主導的，不過是“聽取意見”，就像當年毛澤東、劉少奇聽取“民主黨派”意見一樣，骨子裡是輕蔑對方，並從根本上是不允許反對自己的既定主張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見，特別是提到黨內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澤對新民主主義論的質疑，就變臉了：“說了半天又說起朱厚澤來了？在這裡討論他，我不同意”。
順便說一點，中國太子黨和軍隊少壯派的氣勢如此雄壯，不僅有當年老紅衛兵的遺風，更有當今的中國經濟實力的底氣。如張木生所說，“中國雖然面臨著最大的問題，但也積累了過去根本無法想象的本錢。我們現在國有企業實算的話，有100萬億的資產，存款。在國外有100萬億的資金。”但在這樣的財大氣粗之下，會幹出怎樣“驚天動地”的事情，卻是令人擔憂的。
張木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一再提及“未來的當政者”，強調“我們國家已經被一些軟弱無能、沒有血性的領導者帶入了一場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當中”，“下一屆最高領導者絕不會允許目前的狀況再延續下去”，“會有人很高地舉起（旗幟）”，“用很高的政治智慧來解決當時他所面臨的問題”，說這樣的“下一代的領導人”有“一批”，並且點名說劉源就是這樣的“非常有理想”的共產黨員。或許是這樣吧。但這一次亮相，卻讓人不大放心，很容易產生不祥的預感。這次研討會很有可能是中國未來政治的一次預示，一個象徵，因此具有“史”的意義和價值，故詳細記錄於此。
（四）
終於可以談到2010年的“我自己”了。
也還是在本文一開始就能談到的那個座談會上，在說了“外部的危機”以後，緊接着就講到“內心的騷亂與危機”，說在2010年“產生了對‘面孔’的恐懼：有的原先的朋友，突然變得不認識了。在這大動蕩的年代，觀點的分歧竟會發展到如此地步。還有的朋友，就因為某個具體觀點不同，而突然翻臉，變得那麼兇惡，那麼‘你死我活’。還從許多熟悉的朋友臉上，發現了讓我無法理解的變形。或因背靠國家權勢而趾高氣昂，或以為‘真理在握，正義在身’而洋洋自得，等等等等。‘平常臉’、‘正常臉’越來越少見了，這實際上反映的是，社會的不正常，導致的人心的不正常，知識分子心態的不正常。我為此而感到恐懼。我越來越害怕出現在人群中。正是在這一年，我基本拒絕外出，也儘可能減少社會活動，關在家裡，做自己的事。當然，我的本性決定了，我依然緊張地關注、思考着周圍所發生的一切社會的，學術的，政治的一切，我也沒有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但我確實越來越不合群了------”。
這裡所說的和“原先的朋友”的分歧，以至有“變得不認識了”的感覺，其中就包括了摩羅與汪暉。他們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可以說是八十年代啟蒙主義的“戰友”。而現在摩羅從一個啟蒙主義者變成國家主義者，並對五四時期和八十年代的啟蒙主義大加討伐；汪暉對所謂“中國模式”的概括與總結，不僅不符合事實，而 且形成對當下中國體制問題的遮蔽，也表現出某種國家主義的傾向，這都讓我吃驚，由此而真切地感覺到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大分化的嚴重性，而更加堅定了自己“既堅持啟蒙主義，又質疑啟蒙主義”的立場，而和當年的老朋友分道揚鑣。但也正是在這一年，我因為推薦摩羅的書，並在所謂“汪暉抄襲門”的開始階段為其辯護，而被許多人視為摩羅與汪暉的“同謀”，這樣，就出現了我的實際立場與公眾印象之間的巨大反差，這正是我深感痛苦的。
其實，我對於摩羅的書，只是推薦，並沒有發表過任何稱讚的言語，並且也當面向摩羅表示，不同意他的觀點，摩羅也因為我沒有出席書的新聞發布會，而當眾宣布 我並不認同他的看法，我和摩羅都認為朋友間出現分歧是正常的。而我之所以又推薦他的書，除了確實有朋友之間的情感因素之外，主要是因為我認為他所提出與涉及的問題，如如何看待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民眾與精英的關係，如何處理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以及如何評價“五四”和八十年代的啟蒙主義等，都是當下最重要的思 想、文化問題，我期待對摩羅書的爭論，學理的而非情緒化的批判，引發深入的思考。至於我在第一時間為汪暉辯護，則是我從王彬彬的文章里，感到有一種根本否 定汪暉八十年代的魯迅研究著作的傾向，而我認為汪著正是八十年代啟蒙主義的代表作。我從一開始，就表示汪暉並不是沒有問題，只是對問題的性質，有不同於王彬彬的看法，而且表示我的看法也是可以討論的。以後又揭示出汪暉的新問題，又有人公開辱罵我，我就再沒有發言了。
仔細想想，我的這些態度，是有我自己更深層次的考慮的。主要有二。一是我充分認識到當下中國面臨的問題的複雜性，因此，出現各種分歧是正常的，是需要通過理性的討論來相互辯駁和彼此溝通的。在這樣的討論里，任何一方都不能自認為真理在握，而對方只是謬誤。當然，這並不是不問是非的相對主義和折中主義，每一方都必得堅持自己的意見，而批駁對方，但也要善於從對方的思考中吸取可能的積極因素，在某些方面尋找共同點，或從對方的詰難中發現自己可能存在的片面性。就摩羅和汪暉的觀點而言，就其總體，至少我認為是錯誤的，但並不等於他們所有的分析，都是謬誤的，比如我認為汪暉對中國的獨立自主性的分析，就有一定道理；摩羅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批判，西方霸權主義的警惕，就並非完全謬誤，他的失誤在於走到了另一個極端。而且儘管總體方向上彼此分道揚鑣，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仍然可以找到某些共同點，我在汪暉的文章里，就發現了他的矛盾，比如儘管他在總體論述上強調“中國模式”中農民的“主體地位”，但他也承認，現實中中國農的弱勢地位，這就有了可以討論與交流的餘地。總之，在和摩羅與汪暉的分歧里，我自然會堅持我的立場，但絕不以真理的掌握者自居，更不把自己置於道德的 制高點，而願意與之進行平等的，朋友間的討論，以至尖銳的彼此批判。我堅信，相對正確的認識是在對立面的相互辯駁、制約、吸取中逐漸形成的，而不能由任何一方壟斷。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就總體而言，任何社會思潮都是反映了某個利益群體的意志，比如我就認為當下中國的國家主義是有利於獨掌國家權力的權貴資本階級的利益的，這是我要竭力批判的原因所在。但具體到個人，就絕不能簡單地認為，持國家主義觀點的人都是“禦用學者”，“資本家走狗”；反過來也不能認為批 判國家主義者，都是“漢奸”，“洋奴”，“帝國主義走狗”。在對摩羅的書的批判，以至摩羅自己的書里，就充斥着這樣的彼此攻擊，都是我不同意，不能接受，而要竭力避免的。我歷來主張“對事不對人”，在我的公開發表的文章、著述里，一般只談社會思潮，批判非常犀利，但儘可能避免具體點名批判。在必須註明出處時，也有意刪去作者的名字。因為個體的人都是複雜的，絕不能簡單地和社會思潮等同。既要堅持社會、思想、文化批判的尖銳性，又不要形成，至少要最大限度地 減少對個人的傷害：這是我的一個原則。像本文這樣點名辯駁，也是因為不準備公開發表。在一些人眼裡，我就是立場不鮮明，甚至是與對方“同流合污”了。連我主張“討論”也成了一個罪名了。
這裡談到了“朋友之間的平等討論”。這是2010年我一直緊張思考的問題：朋友之間，一旦發生原則性分歧，是不是必須絕交，視若敵人？我經常想起，周氏兄弟在和其老師章太炎發生思想衝突時，一向被認為“最溫和，最寬容”的周作人寫了《謝本師》；而被指為“最激進，不容人”的魯迅，卻保持了沉默。在2010 年，摩羅的書一出，罵聲四起，其中最激烈者，就是他昔日的“兄弟”，宣布絕交不說，還發表了嚴厲的討伐檄文，說理不多，卻安上許多嚇人的罪名，摩羅因此受到了極大傷害。坦白地說，儘管在觀點上，我可能接近摩羅的批判者，可是我的同情卻在摩羅這一邊。以傷害他人，特別是自己的朋友的方式，來顯示自己的“政治正確”，是我所不取的。但這恐怕也正是我的不合時宜之處：在當今的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界，“政治正確”（不管是官方的政治正確，還是民間反對派的 政治正確）都是第一位的，總是要求政治、觀點站隊：你站在哪一邊：“新左派，還是自由主義？”以至“挺汪暉（摩羅），還是反汪暉（摩羅）？”以此決定政治正確與否，並進而作出道德判決。
2010年，我正是在這樣的站隊邏輯下，突然遭遇到也是原來的朋友的“兇惡”面孔的。王彬彬（他本來也是我的青年朋友，我給他的書的出版，他的文章的評 獎，都寫過推薦語）公開辱罵之外，還要公開造謠，說我是汪暉一書的“責任編輯”，自然應對汪暉的“抄襲”負責，也就無權參與討論，其實只要到出版社查問一句，就不難弄清楚，但誰也不去查證，因為已經斷定我“政治不正確”了。一時間，我在許多自由主義朋友眼裡，都成了“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的“歷史罪人”了。 簡單地將這次汪暉“抄襲門”的爭論，說成是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當然不符合事實，因為指責汪暉的許多學者都不是自由主義者，只是出於對“抄襲”的不滿；但同樣不可否認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批汪”或“挺汪”主要原因是反對或支持他的立場與觀點。最後鬧得勢不兩立，原因也在於此。王彬彬也不諱言，他之 所以辱罵我，是因為我已經是“新左派”，不是“自己人”，就不值得尊重了。不認真作學理的辯駁，而企圖在道德上搞臭對方，這正是我所不以為然的。我本來期待在2010年能夠通過對摩羅與汪暉理論上的問題進行認真的學理討論，以促進對當下中國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思考，但這只是證明了我的書生氣：當代中國，究竟有多少人願意對重大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問題進行認真的學理的研究、討論和爭辯呢？不少學者都已經幫派化了，都忙着宣示自己的“政治正確”，黨同伐異已成為學界常態了。
因此，當聽到一些新左派的朋友稱讚我“仗義執言”時，我也感到悲哀。由此想起在2009年我因為出席了“六四討論會”，大受自由主義的朋友的讚賞，而新左派的朋友則頗不以為然，有的還提醒我不要成為“不同政見者”。看來，兩派都把我當作統戰對象，既打又罵，一切以是否符合他們各自的立場和要求而定。而這正是我深惡痛絕的：我只是我自己，不屬於任何幫派。正是通過2010年的這些不愉快的經歷，我進一步確立了兩個基本立足點。其一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思想和立場。也就在歲末的那個座談會上，我公開宣稱，要“自覺地和一切社會的，學術的，政治的群體，保持距離。更準確地說，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個人思考和言說的獨立性，以及隨時可以介入，又隨時可以退出的自由”。其二，對自己的觀點與行為，始終保持一種“反省”的態度，在堅持自己的基本 立場與觀點，絕不屈從權勢，也不跟風的前提下，又不斷質疑自己，不斷進行自我調整和修正，認定自己只是真理的探索者，絕不是真理的掌握者，宣示者。因此，我對自己在2010年在摩羅、汪暉事件上也有反省：或許我不應該介入，中國的問題，尤其是中國學界的問題太複雜，除了重大的原則問題非表態不可，對許多問題都是可以沉默對之，作更為冷靜的長時段的觀察與思考的。
但我還是要談談對汪暉事件的看法。我在事件一開始就談到要考慮八十年代的背景。隨着事件的發展，特別是朱學勤問題出來以後，就更加看出，這絕不是個別人的 道德問題（儘管當事人並非沒有自己的責任，因為同樣的歷史條件下，並不是所有的學者都出現了這樣的問題的），而是存在着更深層面的問題。我對此作了觀察與 思考，也是在2010年年底的一個座談會上談了我的看法，並特地收在2011年年初出版的《倖存者言》一書里，這裡作一個簡述。我自己這一代人和五十歲上下的這一代人（文章沒有點名，應該是包括汪暉和朱學勤在內的）都成長於毛澤東批判“封資修”的教育路線造成的文化斷裂的時代，在知識結構上存在着先天的不 足。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歷史轉折時期，歷史要求我們和世界進行對話，回應新時代所提出的一系列的重大的問題，但我們自身知識準備卻嚴重不足。面對這樣的巨大反差，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這一代人的大多數已經不可能進行知識結構的全面更新，只能在自己的知識範圍內對時代提出的問題作出有限的回應。我也因此而不斷反省自己的這一局限。而當時像汪暉、朱學勤這樣的二、三十歲的年輕學者，卻及時作了知識的更新，對國際、國內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思想、文化、學術問 題，作出了自己的回應，像汪暉還進一步和國際思想、文化界對話，構建自己的體系。這都是我們這一代做不到的，他們也因此很快、很早地獲得了很高的學術地位和學術權力。自命為“歷史中間物”的我和我們這一代的許多學者都把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但應該客觀地說，這一代人知識的更新，還是一種“補課”，他們對新 補的西學和中學的理解與把握，許多人實際上是處於半生不熟的狀態，這和他們所要擔負的歷史使命，以及他們的自我期許之間也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學力與學術准 備不足，學術雄心又很大，在急功近利的驅動下，就出現了今天為人詬病的曲解，套用，沿襲前人、西方學者、他學科的學者的研究成果的問題，如果不加說明，問題就更大，就有了個人的責任。但我仍然要強調，絕不能因此否定這一代學人學術上的貢獻和歷史作用，在當下中國學術界的重要地位。但如果他們自己對學術上的不足缺乏自省，又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的學術地位和權力，就會和受到比較好的西方和傳統教育的更年輕一代之間，發生衝突。前些年我在網上看見青年學者應星的文 章，就十分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而這一次，一些擊中要害的批評文章，都出自更年輕的學人之手，就絕非偶然。本來對汪暉和朱學勤來說，正是反省自己的機會。但汪暉從一開始就斷定這是自由主義學者和媒體聯合對自己的迫害，而沉默對抗；他的一些朋友不但不藉此提醒他，反而竭力強調他的“學術貢獻”，這其實都是在幫倒忙。朱學勤最初姿態很高，但當復旦學術委員會作出對他有利的判決，他又反過來要追究揭發他的年輕學者。這都反映了自我感覺過分良好，過於看重個人的地位，是一種不清醒的表現。而這樣的問題又不僅出現在他們兩位身上，我因此在講話的結尾表示：“我想呼喚學術界的清醒和自覺，自我質疑和自我反省。唯有意識到自己的弱點和不足，才會有新的努力，新的開始”。
這樣的呼籲也是針對年輕一代的。他們在具有勝過前代人的某些優勢的同時，也是自有弱點的，但真有清醒地自覺反省的，也很少見。 順便說一點，我的 這篇講話在南方某報紙上發表時，將我對“五十歲上下”這一代的上述提醒，作了不少刪削：大概是不想過於刺激和得罪這一代當下中國學術權力的執掌者吧。
最後，還是要談談2010年我的另外兩個困惑。
11月在台灣金門的一次會議上，我談到一個“最大困惑”：“一方面，我的反對國家主義、中華中心主義的立場，自是堅定不移的；但另一方面，作為中華民族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又不能沒有民族的，國家的立場”。我還談到“‘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在理論上的界限，似乎並不難區分；但在實際生活中，特別是面對國家利益問題時，應採取什麼立場，態度，就相當困難”。我之所以這樣提出問題，是因為在2010年，中日關係與中美關係都出現了緊張局面。記得 在2008年奧巴馬上台，曾強調中美“同舟共濟”的關係，美國要員紛紛來華訪問，很熱鬧了一陣子。我在當年的總結中，就談到了中美關係如何發展，還有待持續觀察。2010年中美關係的突然緊張，原因當然很複雜；但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西方國家一直有一個幻想，以為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中國逐漸融入國際社會，必然要走向自由化的道路。但他們完全沒有料到，中國經濟越發展，對國內的控制越嚴，在國際上也越來越強硬，並有向國際輸出“中國模式”和中國軟實 力的意圖。最近幾年，“中國威脅論”被普遍接受，並非偶然，自然也就會出現遏制中國的潮流。這又反過來刺激了中國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發展。2010年，國家主義思潮在中國民眾與知識界里的膨脹，前文已有分析。問題是我這樣的知識分子的態度。我早在八十年代，就宣布自己的基本立場是反對東方專制主義和 中華中心主義；在我看來，2010年受到當局鼓勵的國家主義正是東方專制主義和中華中心主義的集中表現，我對之是極為警惕的。但在釣魚島事件發生時，我就 陷入了矛盾：一方面，我依然對事件中的反日浪潮，懷有警惕；但我又顯然支持中國政府關於釣魚島歸宿的基本立場，對民間的抗議，也懷有某種同情。而面對美國插手南海問題，在黃海對中國示威所表現出來的霸權主義，我也同樣反感，並激發起自己內心的民族情緒，同時又不斷提醒自己：不要為政府所利用。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只有沉默了。在2011年的中東事變中，我也是這樣：既反對穆巴拉克和卡紮菲的專制獨裁，鎮壓民眾，又反對西方干預，最後也只能沉默。這大概是反映了我的既反東方專制主義，中華中心主義，又反西方霸權主義的立場吧。這樣的立場，在理念的層面，是一致的，都是基於反對來自一切方面的對人的奴役和對平民 生命的摧殘的人道主義；但在現實政治的層面，就往往是矛盾的，因而常常無所適從。
我過去多次說過“思想邏輯的徹底批判性”與“實踐邏輯的妥協性”之間的矛盾。在2010年這樣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現在對執政黨的態度問題上。前文談到了中國 知識分子的各派別在2010年實際上都有向執政黨靠攏的趨勢，對此，我在思想上是懷有警惕，持批判態度的；但在現實政治操作的層面，卻又有某種理解的同情。這是因為我們必須面對一個現實：在中國，執政黨幾乎是“唯一者”，沒有任何可以取代的力量。這自然是集中體現了中國體制的極權本質的，我對此曾作了持 續的批判；但我們又必須正視其實際後果：如果我們期待在中國的改革中保持社會穩定，不發生巨大動蕩（這是我們自己的，恐怕也是大多數老百姓的願望），那就只有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改革。前文提到的某些自由主義者希望當諍友，一些新左派爭作幕僚，都是出於這樣的實際政治的考慮。2010年溫家寶主張政治 體制改革，自由主義者與黨內民主派都立即力挺，也是出於政治家的思維與策略。我對此是理解的，但又確實擔心因此會失去獨立性，並有被收編的危險，我也選擇了沉默靜觀的態度。至於太子黨和軍隊少壯派以此作為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證明，其內在的強權邏輯就更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最後選擇和一切政治力量保持距離，是 包含了一個自我定位的，即我只是一個獨立的思想者，而不是一個政治實踐家。我可以理解政治實踐中的妥協，但卻要保持思想批判的徹底性。我也會參加一定的政 治實踐活動，比如2010年我就在黨內民主派發起的“要求言論、出版自由”的宣言書上籤了名，因為它符合我的理念和想法：我認為這應該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但我不歸屬於任何政治群體，要堅守自己思想與行動的獨立性與自主性。我選擇做一個永遠的思想批判者，就註定了我和所有的政治實踐家的關係：在反 對當下中國一黨專政體制上，可能會有一定範圍內的合作：但一旦他們的政治理想實現，掌握了國家權力之日，即是我和他們分道揚鑣之時。永遠的邊緣位置，即是我的宿命，也是我的生命價值與樂趣所在：想通了這一切，我反而心安理得了。
這篇《回顧》寫得實在太長，就此打住了！
2011年5月1日 22日，斷斷續續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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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