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中國陷入“托克維爾困境”

摘要：這本書說“革命往往會在對苛政‘感受最 輕的地方’爆發”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 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中國陷入“托克維爾困境”

作者：嚴加祺
(文章來源：『前哨』雜誌)

什麼是“托克維爾困境”？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是十九世紀法國政治思想家，他出生在法國爆發大革命後的十六年，成長在拿破崙第一帝國時代和其後的專制王朝時代。他三十歲時，出 版了《論美國民主》一書。當時正值法國七月王朝時代，人們對照美國和法國政治制度，有助於認清當時法國的專制腐敗，使這本書獲得廣泛好評。一八四八年革命 推翻了七月王朝，托克維爾於同年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他在議會裡參與了第二共和國（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新憲法的起草。一八五一年，拿破崙一世的侄子路 易•波拿巴（拿破崙三世）在普選中當選為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由於憲法規定總統不得連選連任，拿破崙三世在任期屆滿前幾個月發動政變，下令解散國民議 會，廢除共和，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帝國。托克維爾與其他議會代表一同在巴黎聚集反對“總統政變”，被拿破崙三世以“叛國罪”為名逮捕。釋放後，四十七歲的托 克維爾退出了政壇，與他妻子一同居住於鄉間城堡。這時的法蘭西第二帝國，就像今天的中國一樣，正處在工業革命時期，經濟高速發展，拿破崙三世實行專制統 治，但在“非政治領域”充滿自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托克維爾開始撰寫《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這時的法國，由於資本主義高速發展和社會兩極分化嚴重，要 求經濟平等的思想廣泛傳播，人們看不到法國走向民主的希望。這本書的第一卷在一八五六年出版，在當時社會上影響很小，完全不能與他的《論美國民主》一書的 影響相比。

可以說，《舊制度與大革命》是一個主張民主、但對當時法國實現民主看不到希望的人所寫的書。事隔一個半世紀，這本書 在中國出版後，引起了李克強、王岐山和許多中國領導人的注意，再加上被中國現在的一批“自由主義”學者通過網路介紹，《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已在中國廣為 人知。

李克強、王岐山等中國領導人都清醒地看到，從一九八九年鎮壓學生運動以來，特別是“胡溫十年”，在中國形成的制度， 在很多方面都與托克維克描述的“舊制度”相同，是一個典型的專制資本主義制度，離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已有十萬八千里。這本書說“革命往往會在對苛政‘感受最 輕的地方’爆發”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 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許多中國領導人意識到，中國必須改革，不改革，就會爆發十八世紀法國那樣的暴力革命。但是，法國革命的後果，並沒有帶來民主，而是激進的革命領袖羅伯斯庇 爾把溫和的民主派送上斷頭台、在“熱月政變”中，羅伯斯庇爾自己也上了斷頭台，最後以拿破崙軍事獨裁、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收場。

所謂當代中國的“托克維爾困境”，歸納起來就是四句話：

一、今天中國的制度是托克維爾所說的“舊制度”。

二、為了改變“舊制度”，愈極端的言行愈有影響力；激進派的影響力超過溫和派。

三、對當權者來說，“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就像托克維爾所說，“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四、對“舊制度”的反對派來說，革命在推翻“舊制度”後，在“大革命”中“激進派”將把“溫和派”置於死地，“革命”將導致自相殘殺，最後以建立比“舊制度”更專制的制度收場，就像以提倡“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大革命以互相殘殺、拿破崙軍事獨裁、建立第一帝國收場一樣。

簡單說，“托克維爾困境”就是“改革”、“革命”都沒有出路，“改革是找死、革命是慘死”。在許多中國領導人心目中，中國 今天處於大革命前夕，許多領導人把自己的財產存放到外國銀行中，讓子女移民到國外。“托克維爾困境”使中國只剩下了一部“法”，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辦法”》。

當代中國的“托克維克困境”

“胡溫十年”實際上已經陷入了“托克維克困境”。從一九八九年“六四”以來，特別是鄧小平“南巡”一以來，中國社會 經濟制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制度被拋棄，“市場經濟”雖然有“社會主義”之名，實際上，中國開始了有史以來的、最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工 業革命時代。中國現代資本主義弊端遠比英法等國早期資本主義弊端嚴重，財富集中到數百個權貴家族手中，貪污腐敗、踐踏人權、兩極分化、環境破壞成了遍及全 國的現象。“反貪”的結果，出現的是一個、幾個權勢人物家族的“合法財富”比所有“貪官”的“非法財富”的總和還要多。由於中國只剩下一部法律  《中華 人民共和國“沒辦法”》，江胡時代就把“暴力維穩”作為根本“辦法”，愈“維穩”愈“不穩”，以致用來對付人民的“暴力維穩”經費超過了國防開支。

面對中國層出不窮的問題，中國到處都是憂國憂民的熱血人士，人們提出了種種主張，從溫和的改革到主張暴力革命。中國 的政法委和“維穩辦”是“維穩產業”的經營者，他們為了獲得更多經費，就竭力“誇大敵情”，把一批一批發表了一些不同政見到人士投入監獄。中國的“反對 派”大部分是政法委和“維穩辦”製造出來的。就像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在談“專制的病症與後果”時說：“越是在這樣的國家，激進的聲音越受追捧；溫和理性的 主張越受冷落，即便存在也必然微弱寡助，最後淹沒在嬉笑怒罵的汪洋大海之中。既然專制國家禁止自由言論，打破專製造成的萬馬齊喑需要承擔難以預測的風險， 勇氣成為這個社會最稀缺的資源，勇敢（尤其是敢言）成為這個社會的首要美德，口無遮攔的勇夫就是這個社會最大的英雄。” “不負責任的文人們樂得畫餅充饑，構築一座座虛妄的烏托邦，用激烈的文字博取人民的歡心和擁戴，而人民也樂得從中獲得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心理暢快，就如同 閱讀武俠小說編造的虛幻故事讓人們感受公平和俠義的暢快一樣。革命主張與其說是治理社會病症的藥方，不如說是滿足社會心理的興奮劑，而沉悶的專制社會恰恰 需要打破沉悶的興奮劑。這樣，專制國家滿地都是充斥幻想的革命者。”（《憲政轉型與人格再造的中國使命》）“革命”的聲浪把大多數中國領導人嚇得不敢進行 任何政治改革，因為，托克維爾早就說過“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現在，還沒有正式接胡溫班的習近平和李克強，不知道他們是否覺得自己也將陷入“托克維爾困境”。

如何走出“托克維爾困境”？

事實上，“托克維爾困境”是一個似有若無、虛無縹緲的“幽靈”。人們相信託克維爾，是因為人們相信託克維爾早年寫的《論美國民主》一書，

認為他在法國經濟大發展的、拿破崙第三的“自由帝國”時代寫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同樣可信。事實上，一八0五年出生 的托克維爾，既沒有在法國大革命前的“舊制度”中生活過，也沒有親身經曆法國大革命。他是在法國經濟高速發展、面臨嚴重兩極分化、社會不公、而“非政治領 域”充滿自由的時代談“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寫作這本書時，托克維爾看不到法國實現民主的希望。

二十一世紀今天的中國，既不同於十八世紀的法國，也不同於二十世紀的蘇聯。比較一下法國與英國的歷史、俄國與法國的 歷史、中國與俄國的歷史，可以看到，在歷史大變革時期，法國特別關注英國革命的經驗教訓、俄國自由派、改革派和民粹派眼睛盯着法國，在二十世紀和今天，中 國又眼睛盯着蘇聯和俄國。事實上，每個國家有自己的歷史和自己的發展道路，外國歷史不會在本國簡單重演。蘇聯解體了，像胡錦濤這樣的“庸人政治家”竟擔心 中國也會發生解體，就像“維穩辦”誇大“敵情”一樣，把反對“口頭”的“台獨”、“藏獨”、“疆獨”作為自己的“國策”，而極大地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大團 結。

鴉片戰爭後，中國成為一個經濟落後、政治受屈辱、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近兩個世紀以來，無數優秀的中華兒女為中國 的富強、為中華民族的復興，進行探索和奮鬥。曾國藩、李鴻章、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蔣介石、陳獨秀、毛澤東、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他們都有一個願 望，就是希望中國富強、希望中華民族在世界上復興，並作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事實表明，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走向復興必須經過四大步驟：

一是獨立自主；

二是國家統一；

三是改革開放、建立市場經濟；

四是建設民主政治。

可以說，孫中山、蔣介石為中國的民主、國家統一、獨立自主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沒有完成，而正是毛澤東實現了中國大部分 地區的統一，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但毛澤東不能擺脫中國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傳統，“反右”和“文革”使他從一個“共和國”的主席完全變為中國傳統 王朝的帝王。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為中國改革開放、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基礎。一九八二年的憲法和鄧小平政治改革的主張，表明他有意識要把中國逐步 帶離有終身制帝王的封建王朝，但“六四屠殺”，使他前功盡棄。

現在中國在走向偉大復興的道路上，仍然有四件事沒有完成：

一是實現台海兩岸的和平統一；

二是改變中國經濟中的混亂現象，使市場經濟建立在財產權受法律保障和市場經濟法制化的基礎上；

三是，在平反“六四”和其他“冤假錯案”的基礎上，確立“法治天下”觀念，憲法至上、以法治國，同時，依靠人民的支持，有步驟地進行政治改革，建設民主政治；

四是收復釣魚島、南海諸島和其他失地。

今天的中國，處於鴉片戰爭以來國際環境最好的時期，如果中國接受普世價值、在維護中國主權的同時與世界各國發展友好 合作關係，中國將有建設民主政治的更好的國際環境。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說，中國人需要“人格再造”，事實上，確立“法治天下”觀念，憲法至上、以法治國， 保障每一個人法律規定的“權利空間”不受侵犯，就能逐步改變中國的道德風尚。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 由，通過制定《新聞和網路法》、《結社和組織政黨法》等具體法律，使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公民權利有法律的可靠保障。中國人民享有憲法保障的自由，正是社 會普遍安定的基礎。看一看法國幾乎經常不斷的遊行示威，法國的政治始終保持穩定，相反，胡溫的“暴力維穩”是愈“維”愈“不穩”。

胡溫十年，經濟得到高速發展，“暴力維穩”更產生了無數“冤假錯案”。漢語拼音“胡”“溫”兩字相拼就是“混”， “胡溫之亂”就是“混亂”。假冒偽劣進入了食品領域，是在“胡溫十年”發生的。“胡溫十年”，是踐踏法制、無法無天的十年，“暴力維穩”是名副其實的“授 權作惡”。薄熙來在重慶搞的一套更是“授權作惡”。要走出“胡溫十年”，首先要像“文革十年”後胡耀邦做的那樣，從平反“冤假錯案”開始，使中國大地上照 亮正義的陽光，為此，要恢復“六四真相”、平反“六四冤案”，為胡耀邦、趙紫陽恢複名譽、釋放因“六四”被捕人士、釋放宣稱“我沒有敵人”、聲言“我蔑視 人群，視社會為烏合之眾”的劉曉波、釋放沒有任何實際暴力行動的王炳章、釋放所有因“言論”治罪的“政治犯”，要平反其他各種“冤假錯案”。

達賴喇嘛在前往瑞典領取諾貝爾獎前，曾經在巴黎停留，我在巴黎第一次見到他，當時他是中國人，所以，達賴喇嘛是第一 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他多次公開聲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希望有生之年回到中國。在“文革十年”後，鄧小平曾提出讓達賴喇嘛回中國，但因當時達賴 喇嘛不相信共產黨，擔心回到中國會受到迫害，因而沒有回中國。但九十年代以來，他一次又一次表示要回中國。一個離開自己家園和祖國五十四年的老人，希望回 到自己的祖國，應當是一個起碼的權利，然而，江澤民、胡錦濤居然置之不理，反而在他頭上扣上“分裂主義者”的帽子。達賴喇嘛被打成“分裂主義者”是一個 “冤案”，今天到了“取消”他頭上這頂“帽子”的時候了。達賴喇嘛雖然提出，要求在中國憲法框架下使西藏享有“名副其實的自治”，這與他回國是不同的問 題。如何改善西藏和其他“藏區”的自治，達賴喇嘛完全有發表他意見的權利，但這要依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和國務院頒布新的措施來解決，需要依靠“藏 區”政府認真按憲法和法律辦事。不能因為達賴喇嘛提出了“名副其實的自治”而用“分裂主義”的“帽子”禁止他回國。達賴喇嘛在國內外藏人中有崇高的威望， 他熱愛中國、心胸開闊、為人和善、平易近人。對他個人的每一次攻擊，都是對藏人的一次傷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藏漢兩大民族的團結。達賴喇嘛回到 西藏，將使中國出現空前的民族大團結。當達賴喇嘛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刻，會有無數藏人、漢人和達賴喇嘛在全世界的朋友會感動得痛哭流涕。五十四年的路，是 那麼漫長！

平反“冤假錯案”，將是確立“法治天下”的開端，憲法至上、以法治國才能變成現實。憲法可以修改，但要按法定程序進 行。今天中國一定要廢除虛幻的“托克維爾困境”帶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沒辦法”》，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至高無上的權威，按憲法規定實行“黨政分 開”、限制黨和政府的權力、保障人民的權利，這就是中國走出“托克維爾困境”的根本辦法。（寫於二0一三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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