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薩特在他的哲學中探討“實存”“本質”“自欺”“他者”這些觀念，推動了哲學理論本身的進展，同時也是為了更深入地思考人的問題。通過對人的實存狀況的思考，他深入地揭示了人是一個自由自尊的存在，而且是一個有無限可能前景的存在。用薩特自己的話說：“為人類敞開了選擇的可能性”。
問：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遭到很多人的批評，他是如何回應的？
答：你問的問題很重要，因為薩特的思想就是在不斷受到挑戰的情況下成熟起來的。這個挑戰，來自存在主義內部，也來自和他思想聯繫最緊密的人。這些是來自內部的批評。比如海德格爾就批評過薩特的關於人道主義的論述，而西蒙娜·波伏娃更是不斷質疑薩特的論述，然後在兩個人的討論中，薩特的一些想法才逐漸成形。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我們會在後面專門講一講波伏娃對薩特的影響。而來自外部的批評就更激烈了，它既來自天主教思想家，也來自共產黨。這些批評主要是說，存在主義是一種絕望哲學，因為它強調人的存在，是沒有根基沒有方向的。同時也認為，存在主義哲學完全抹殺了有神聖的規範在指明着人類的救贖。這樣，人就成了隨心所欲，任意妄為的個體。再沒有虔敬、信仰這類保護人類心靈和道德的依據。薩特自己就舉過一個例子，他說：“最近有人告訴我，說有一位太太只要神經一緊張，就會不由自主地說髒話，然後為自己開脫說，我簡直成了個存在主義者了”。而且，存在主義這個名稱，隨着它的流行被人任意濫用。人們會拿它隨便地指某位藝術家的作品，某種音樂風格或者繪畫風格，說這是存在主義的。薩特反駁說：“在所有理論信條中，存在主義其實是最嚴肅，最不招搖的學說。它完全是為專業人員和哲學家們所提出的”。
問：但是存在主義卻最容易讓人聯繫到人的問題，聯繫到個人的境遇問題。
答：沒錯，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因為existence 這個詞兒，就是用來指明人的實際存在，它是être, be, sein 這個是動詞的肉身化。海德格爾講 da sein，熊偉先生把它譯作“親在”，陳嘉映先生把它譯作“此在”，這都是些極好的譯法。陳嘉映先生解釋說：“必須找到一種存在者，在它那裡，存在不是完全被封鎖着，而是已經以某種方式展開了。這樣才可能通過這種特定的存在者，通達存在。只有人，只有這對存在發問的人，領會着存在。而且人必須領會着存在，可藉以追究存在的存在者是人。我們只關心人的存在。海德格爾因為這樣提出人，而把人稱作‘此在’，即在此存在”。這就是說，存在主義在討論存在時，是把人放在一起思考的。但是有趣兒的是，海德格爾寫了一封關於人道主義的信。他在信中批評薩特，說：“如果人道主義就是存在主義，而且同意薩特所稱‘我們在一個只有人的平台上’，那麼這種思想就肯定不能成為人道主義”。他所批評的薩特的這句話，就在薩特的著名演講《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他們的分歧在哪裡呢？就在於海德格爾強調，我們是在談“人的存在”，而不是在談“存在着人”。因為這牽扯到人的歷史生成問題。但是，既然存在只能通過人才能把握，這依然承認了人的特殊地位。這其實仍然是在談人道主義。所以海德格爾自己就不得不承認，存在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共性，他自問自答說：“難道這不是終極意義上的人道主義嗎？當然是”。所以不管海德格爾把論述的重點放在哪裡，存在主義仍然是一種人道主義學說。
問：那麼薩特是如何論述的呢？
答：薩特在他的那場著名的演講中，明確定義存在主義就是一種人道主義。他說：“存在主義根據我們對這個名詞的理解，是一種使人生成為一種可能性的學說。這種學說還肯定，任何真理和任何行動，既在客觀環境之內，又在人的主觀性之內”。那麼什麼是這種主觀性呢？難道它像人們所責難的，存在主義是一種鼓勵任意妄為，不負責任的學說嗎？當然不是。我們還是讓薩特自己說：“人就是人。這不僅說他是他自己認為的那樣，而且也是他願意成為的那樣。是他從不存在到存在之後，願意成為的那樣。人除了他所意願的那樣之外，什麼都不是”。薩特把這稱為存在主義的第一原則。所謂的主觀性，就是這種意願。他說：“我們講主觀性的意思，除了說人比一塊石頭或者一張桌子有更高的尊嚴之外，還能指什麼呢？人在談得上別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個把自己推向未來的東西，並且感覺到自己在這樣做”。但是，薩特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思想，就是“人在為自己作選擇時，也為所有的人作出選擇，因為實際上人在為了把自己造成他願意成為的那種人，而可能採取的一切行動中，沒有一個行動不是同時也創造一個自己認為應當如此的人的形象”。所以存在主義者不僅相信自己是自由的造物，也相信他者也是自由的，儘管有時這種自由會帶來痛苦。但是，沒有一個掌控一切的決斷者來規定每一個人的未來。薩特特別提到共產黨對這個問題的解釋。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對他說，你可以行動，但是你的死亡將使你的行動告終。但你若加入了一個黨，在你死後黨會繼續你的事業來實現革命的勝利。這話的意思是說，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是有限度的，而一個集體意志則是可以前赴後繼的。
問：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當然不允許有什麼個人的意志，只允許有一個黨的意志。
答：薩特談這個問題不是空穴來風。他作為左翼知識分子，當時面臨極大的壓力。他曾前往蘇聯和中國訪問，對列寧式的共產體制有過親身的考察。有朋友質問他，為什麼不去參加共產黨。薩特的回答是，這種共產黨的體制，同人的自由存在是相衝突的。他認為，一個人當然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人組成戰鬥集體，但是由於人性各不相同，所以他的可能性也是不同的。不能把信心建立在善良的意志或者改造社會的願望之上。更不能相信，有一個統一的意志，來決定個人的自由選擇。因為人是自由的，必須讓他們有可能去遵照自己的良心來選擇自己的行動。聽友們很容易就能發現，薩特不加入共產黨的理由，因為他所擔心的就是我們所熟悉的人性與黨性的衝突。在共產運動的實踐中，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當一個組織要求個人把人性換成黨性，讓個人意志服從黨的意志時，會發生多麼可怕的情況。蘇俄大清洗，中國文化大革命，多少人在黨性的要求下，或含冤忍辱，唾面自乾，或殘忍無情，迫害他人。我曾經說過，黨性這種東西，就是意識形態化了的獸性。由於它抽象化了人的一切自然屬性，所以它就是一種純粹的殘忍。又由於它拋棄了一切人的道德訴求，所以它能夠讓人在殘忍中心安理得。薩特的分析還有一個角度，這個角度和他的他人觀念相聯繫。一個人參加了共產黨，也可以追求自由，但這個自由應該是一個共同的自由，是我與他的共同自由。薩特說：“自由作為一個人的定義，它不依靠別人。但只要我承擔責任，我就必須同時把別人的自由，當作自己的自由來追求。除非我把別人的自由也當成自己的目的，我就不可能把自由當成我的目的”。這話極為重要，黨性之所以是邪惡與迫害的工具，就因為它是他人自由的天敵，同時也是自己自由的天敵。我們只要看看布爾什維克黨內，無休止的殘酷鬥爭，看到統治集團內，憑藉黨性剝奪了一切個人的自由，同時也使自己成為沒有自由的囚徒，套用羅蘭夫人的名言我們可以說“黨性，黨性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看到在這個統治集團內，沒有一個人是自由與安全的這個事實，就會同意薩特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