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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下“戰書”,邀社科院副院長辯論毛功罪是非

《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隔洋迎戰,撰文回應他的前同事、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捷最近對他著作的批判。星期一,高文謙在題為《中國若進步,必須徹底批毛  駁李捷兼下戰書》的回應文章中表示:“願藉此機會向李捷下戰書,公開辯論毛的功罪是非”,“希望當局開放網禁,允許大陸民眾觀戰。”該文首發於《中國人權雙周刊》。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捷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捷 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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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捷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發表了《駁<晚年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醜化》一文。國內各大網站和媒體廣為轉載,海外重要中文媒體對此進行了報道;谷歌搜索該文標題,有5萬多條結果。

2003年在海外出版的《晚年周恩來》在大量中共官方未公開的檔案材料基礎上,重點詳述了文革前後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關係,其中涉及了林彪、鄧小平、江青等許多中共領導人。該書披露的內容顛覆了官方精心構建的意識形態,被視為“非毛化”的代表作。雖然大陸官方一直全力封殺此書,但該書仍廣為流傳,甚至成為向官場人士送禮的佳品,號稱“部級幹部人手一冊”。

高文謙認為,此次舊題重拾的背景是習近平要以舉毛澤東旗幟重掌意識形態話語權,也是為今年紀念毛誕辰120周年清場。

不過令高文謙感到十分驚訝的是,這篇發表在中國最高學術機構學報上的批判文章,竟然多處大段抄襲十年前司馬公文章,有的段落甚至一字不改。司馬公曾於2004年在香港《廣角鏡》雜誌上發表文章,批評《晚年周恩來》。高文謙說,他“實在是為這位前同事感到汗顏”。高文謙說,李捷文章中甚至犯下了連抄都沒有抄對的低級錯誤,如該文重點批高的毛除夕夜放鞭炮事件,竟把時間說成 “1975年”,即周恩來逝世前一年。高文謙說,這是李捷在“砸自己的牌子”。

高文謙與李捷20多年前同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同事,1989年5月18日,在北京各界百萬人聲援天安門絕食學生的遊行隊伍里,高文謙是文獻室遊行的領隊之一,李捷則是遊行的參與者。六四鎮壓之後,他們都經歷了單位的清查整肅,李檢查過關,重獲領導信任,高則感到“與共產黨的緣分已盡”而出走海外,兩人分別走上了擁毛、非毛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本台記者對高文謙進行的獨家專訪,將在《美國動向》節目中播出。

附高文謙原文:

中國若進步,必須徹底批毛   
  駁李捷兼下戰書
高文謙

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捷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駁<晚年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醜化》一文。文中指責我“像位徇私枉法的歷史判官”醜化毛,給我扣了一堆帽子,諸如“多處罔顧歷史事實”,“有意混淆是非曲直”,“用個人想象代替客觀描述”等等,不一而足。李文發表後,國內各大網站紛紛轉載,官方網絡水軍也一擁而上,對我進行謾罵和人身攻擊,甚至還鼓動毛新宇“追究高某的法律責任”。

李捷這篇批判文章顯然是銜命之作。十年前,我撰寫的《晚年周恩來》出版後,把官方史學神話戳了一個大窟窿,令當局極為難堪,但又不便公開批判,只好用筆名“司馬公”在香港《廣角鏡》雜誌發表文章。我隨後在《當代中國研究》發表文章進行反駁,圍繞黨史和文革史上許多重大問題與之論戰,澄清歷史真相,駁得官方招架不住,只一個回合,就敗下陣去。

為什麼現在官方又舊話重提?這是當局為了大張旗鼓紀念毛誕辰120周年所做的統一部署。習近平上台後,為了掌握意識形態的話語權,重新拾起毛這把刀子,提出“兩個30年不能互相否定”,舉毛旗,走老路,大抓“輿論鬥爭”,四處亮劍,國內政治生態大幅左轉。作為官方毛傳的執筆人之一,李捷在這波捧毛造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前些天,他發表重頭文章《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績不容抹殺》,宣稱“‘非毛化’虛無掉的正是中華民族脊樑”。現在又拿《晚年周恩來》開刀,原因很簡單  這本書在大陸廣為流傳,號稱“部級幹部人手一冊”,當局視為非毛化的代表作,挖了共產黨的祖墳,“影響極其惡劣”。如果不肅清這本書的影響,就難以恢復毛已經殘破的神話偶像。這就是李捷以“權威”的身份出來批《晚年周恩來》的政治背景。

首先要指出的是,李捷這篇文章與學術討論毫無關係,完全是出於政治目的的攻擊。我曾與他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同事過。通篇讀過李文,實在是為這位前同事感到汗顏,完全是在炒冷飯,根本不值一駁。該文多處抄襲當年司馬公文章的內容,有些地方甚至一字不動地大段照搬,比如:“讀至此處,我恍然大悟,所謂‘鞭炮事件’不過如此,和周恩來去世毫無關係”;“周氏每每渡過難關、險關,也和毛澤東對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極大的關係……”;乃至李文最後一段中“讀了這部書,總感到作者是在用一種思想意向拉着讀者走……”,除了把最後一句中“史德既不存,史識安在哉”的“哉”改為“耶”外,其餘兩百五十餘字全部照抄司馬公文。僅此一端,便可知李文的質量如何。這樣明顯的大段抄襲,或可免被追究剽竊之責,卻無論如何也脫不了偷工減料、粗製濫造之實。

更讓他砸自己牌子的是,李捷文中把毛除夕夜放鞭炮那件事說成是在1975年,而張玉鳳的文章里明明寫的是“1976年的春節”,李文照抄都把時間抄錯了。還有李文中“伍豪事件”那段也是完全照抄司馬公文,硬說我在《晚年周恩來》中沒有提及毛澤東1968年對此作出的“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衊”的批示。事實上,當年我在批駁司馬公時,就已經指出這是在捏造事實,矇騙讀者,並指明在《晚年周恩來》第244頁中不僅明確提及這一點,而且還註明了出處。結果這位李同事仍然照抄不誤,將錯就錯。一個堂堂的中國最高學術機構的負責人,學問竟然做得如此馬虎,犯如此低級的錯誤,破綻百出,怎麼還好意思以“權威”身份教訓人,真不知道他怎麼向上面交待?又怎麼對得起被他忽悠的社會大眾?國內共識網今天刊出當年司馬公長文,人們正好可以結合對照李文和我當年的反駁文章,查閱一下《晚年周恩來》第244頁,孰是孰非便可一目瞭然。

鑒於李文通篇不過是在重複當年司馬公文的陳詞濫調,而我的主要觀點已經在與司馬公的辯論中闡述過,對其指責也一一作過回應,這裡就不贅述了,只對幾個主要問題再申述一下。對這場爭論感興趣的讀者可前往下面的鏈接觀戰,自行判斷其中的是非曲直。(司馬公:《我讀<晚年周恩來>》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07-11/59266375-all.html;高文謙:《把歷史的知情權還給民眾  駁復司馬公》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817

關於伍豪事件問題,這是考察毛、周關係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周至死一直念念不忘。我在《晚年周恩來》中說,這件事是周晚年的一大心病,是他對身後最不放心的兩件事之一。李文說我“沒有註明依據,是作者的主觀推斷”。事實上,這一說法出自鄧穎超之口。1989年4月她在約談《周恩來傳》時,曾專門提到“伍豪啟事”問題,說這是周對自己身後最不放心的兩件事,另一件事則是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談話是有文字記錄的。李捷作為官方毛傳的執筆人,應該看過這份記錄。他之所以還要這樣說,就是想給我扣上“主觀推斷”的帽子,然後做文章。

必須指出,讓江青這條“主席的狗”為毛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背黑鍋是官方的一貫手法。李文在伍豪事件問題上也是這樣做的,把全部責任推給江青,而對毛則採取掐頭去尾的“障眼法”進行遮掩,只提毛1968年的批示,製造這件事已經了結的假象。但事實正好相反,周並沒有因此而從伍豪事件中解脫出來,有生之年一直被這件事糾纏。李文中還說毛1967年5月對伍豪啟事批示“存”的意思是對此“不聲張、不擴散、不追查”。果真如此的話,那麼為什麼在1972年的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毛又再度把伍豪啟事這件事翻出來,讓周專門為此向大會做報告,並要各省檔案館保存一份呢?李文顯然不能自圓其說。

不僅如此,毛還在1975年發動評水滸運動,批投降派。這顯然不是在“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所影射,首當其衝的就是既背着伍豪啟事歷史包袱,又被批為對美外交投降的周恩來。正因為如此,1975年9月20日,周在最後一次大手術前,在已經使用了麻醉前的鎮靜和止痛藥物的情況下,還強撐着把“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簽上自己的名字。在進入手術室前,周又大聲喊:“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後,鄧穎超讓汪東興向毛報告這件事。凡此種種,不正說明了周一直到臨死前還在為伍豪啟事擔心嗎?證實了《晚年周恩來》所述不虛。

林彪問題也成了李文指責我的一個題目,說“照《晚年周恩來》的說法,林彪並非搞陰謀的人,倒是毛澤東在搞陰謀”,“這與其說是在史實基礎上的分析,毋寧說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為其預設的揚林貶毛的創作意圖服務。”這裡要再次指出,李文這些說法又是在大段照抄司馬公文。

不錯,林彪是一個複雜的人物,在政治上對毛陽奉陰違,有許多兩面派行為,可是在中共體制內又有誰能說真話呢?若論玩弄陰謀,林彪與毛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否則就不會被逼得死於非命了。李文中曆數林彪自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種種表現,卻把這齣戲的主角毛輕輕放過。這種明顯帶有選擇性的敘述,恰恰暴露了官方史學才是在為“預設的創作意圖服務”。李文指林彪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落井下石,取而代之;可當年不正是毛把林彪叫上廬山,並堅持讓林接替彭擔任國防部長的嗎?又如,李文說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唱反調,吹捧毛一貫正確英明;可是在林彪講話後,不正是毛帶頭鼓掌、大加讚揚的嗎?文革發動前夕,不正是毛要羅瑞卿傳話給林彪,要他好好休養,“要養得像七千人大會時候一樣,能夠作三個鐘頭的報告”的嗎?

如同評周一樣,評價林彪也涉及到批毛的問題。只有還毛的歷史本來面目,才能廓清事實真相,把林彪問題說清楚。比如,在文革醞釀和發動的問題上,林彪負有重要責任,但始作俑者是毛,而不是林,林彪的罪過再大,也大不過毛。至於說毛翻雲覆雨,慣於玩弄陰謀,一點也沒有冤枉他。甚至毛本人對此也不諱言,辯稱自己搞的是“陽謀”。別的不說,毛在廬山會議上就是出爾反爾,欲擒故縱,先是同意林彪在開幕會上講話,事後又不認賬,這不是搞陰謀又是什麼?更不用說為了倒林,毛違背中共組織原則,背着林彪這個已經寫入黨章的接班人,跑到各地“煽風點火”,一面說“三要三不要”,一面又大講“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要“抓黑手”,這種做法究竟是“光明正大”,還是“搞陰謀詭計”呢?

在周恩來治病問題上,李文指我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濃墨重彩,做足了文章”。大概是看到我當年一一駁倒司馬公文中的各種辯解後,不再糾纏其中細節,以免自尋尷尬,轉而拿我在八十年代說過的話做文章,似乎這樣一來就抓住了把柄,指我“判若兩人、前後矛盾”。真實情況是,我在八十年代編寫官方《周恩來年譜》文革部分時,就對當時周治病被一再延誤感到蹊蹺,特別是得知毛對周治病下達的“四條指示”後更是感到震驚。(其內容是: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我在採訪一些曾在周身邊工作過的人員時,他們對此也很不理解,認為其中有鬼。不過由於當時人在體制內,無法暢所欲言,所以我在寫《在最後的日子裡》一文時迴避了這方面的內容。六四後,人到了海外,不再受拘束,可以說自己想說的話。其實,李捷應該對當一個禦用學者在夾縫中做文章的苦衷比我更清楚。在這種體制裡面呆長了,會喪失自我,人格扭曲乃至嚴重分裂  當面做鬼,背後是人。這也是我決心離開這種體制的原因之一。

我在《晚年周恩來》和駁司馬公一文中,根據所掌握的檔案材料,詳述了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毫無疑問,毛澤東是阻撓延誤周恩來治病的禍首。周發現患癌症後,根據毛的四條指示,整整拖了9個月,其間未採取任何有效的治療措施,直到大量尿血後才不得不做第一次膀胱鏡檢查。而毛又通過汪東興下令醫療組只准做膀胱鏡檢查,不許做電灼手術,要他們“服從大局”。最後還是醫療組的專家暗中抗命,在手術時悄悄把癌變部分燒掉了,但已錯失早期發現治療的寶貴時機,導致周體內癌細胞已經轉移,一切都已無可挽回。我在批駁司馬公的文章里,逐條批駁了該文中為毛四條指示所進行的各種辯解。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把《晚年周恩來》和我駁司馬公的文章找來看一下,就會看出究竟是誰在歪曲歷史。

十年前《晚年周恩來》出版後,我在接受媒體採訪談到毛時代時曾經表示:那是一個貧窮和饑餓,恐怖和血腥的年代,毛是現代中國一切災難的始作俑者。毛為了一己之私  發動“大躍進”闖下大禍後,唯恐身後被“黨內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清算,不惜把整個國家民族推入文革十年浩劫之中。毛時代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也超過希特勒的大屠殺和斯大林的大清洗。這是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我至今仍然堅持這樣的看法。

中國當前正在大變的前夜,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毛澤東雖已死多年,但幽靈至今仍在四處遊盪,不肯退出歷史舞台,時局或有重演文革慘劇的趨勢。海內外有識之士莫不對此憂心忡忡。因此如何評價毛事關國家未來走向。既然李捷這位毛家灣的老同事找上門來,我只有應戰,來而不往非禮也。鑒於他現在正賣力扮演官方撻伐“非毛化”的重要角色,我這個貨真價實的“非毛化”分子願藉此機會向李捷下戰書,公開辯論毛的功罪是非,各抒己見,題目由他來定。希望當局開放網禁,允許大陸民眾觀戰。不知李捷有沒有勇氣應戰?

2013-10-21

《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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