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法畫家孫信一： 戚本禹之死的思考
今年是文革爆發50周年紀念，被指為文革發起人之一、中央文革小組最後一名成員戚本禹與今年4月去世後，旅居法國的畫家孫信一先生向本台發來他的文章《戚本禹之死的思考》，藉此闡述他對文革的反思和思考。他指出：戚本禹如此自信至死不悟，因為他深知專制體制會借屍還魂，他希望“易元”變天，再逢明主。作為一個時代的象徵，戚本禹是文革的罪人，迫害國家元首的罪人，歷史的罪人，中國文化的罪人，人類文明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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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之死的思考
孫信一
對做過的事加以深思，毫無例外是片面和膚淺的。在某種程序上，我們被召喚着為“過去個體”“存在”探索出一條“思路”，尋找因果，並將“反思”之義予“存在”。其實，任何人的概述都是一管之見，都難免盲人摸象之譏。
“客觀”與“全面”僅僅是空思夢想，因為反思所能夠把握的不是事物的本來面目，只能是“過去”的事物展現給我們的某種意義。反思過去對於現實存在影響與啟示，從研究方法、視野觀點甚至是預測方向上對於基本問題的回答其實意義各異，甚至誤導現實的選擇。所有提出的問題都是明知故問，所謂問題只有在可以回答以後才成為問題。問題本身是答案，答案或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得出了答案？從這個意義上講，反思過去是史實的遊戲，現實的需要。反思變身並無太大意義，僅僅是所謂學者的謀生手段。
文革名人戚本禹，死了，蓋棺難以論定。他生前，關於他的“罪”，人們議論紛紛。文革被中共否定了，然而，戚本禹作為臭名昭著的中央小組成員的一年多“光榮”史，今年來卻越來越成為他的偉大足跡，成為某些人、甚至是文化名人的偶像。服刑十八年的“黨國”罪人，出獄後不改陋習，翻閱古藉，抄襲成癖，改名“戚文”，"竊文”諷今，成為“聞”人，對於我這種親歷文革飽覽“文罪”的老人來說，實在是目瞪口呆。仔細推測，戚本禹的問題反映了當代中國的倫理困境。關於文革的滅絕人性和屠殺人民的罪惡之謎的思考方式，它所引起的強烈怨恨現在看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1983年，文革結束後存活下來的最後一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接受審判，被中共追究刑責，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監18年。他被指文革前發表諸多文章「反革命宣傳煽動」；又指控他曾參與逼死毛澤東前秘書田家英，並揪鬥彭德懷，打死原煤炭部部長張霖之等。
1967年3月30日戚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是文革中首次將矛頭對準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文章。該文發表前獲毛澤東批示「戚本禹同志，看過，寫得很好」。此文後來被鄧小平主政時認定戚犯罪的證據，但當局不敢追究到毛頭上。
戚本禹的個人遭遇與社會輿論，提出了兩個極有爭議的觀點。第一個是，作為文革劫難的高級官員，不是像檢察官指控的那樣，並非是文革動亂與迫害幹部人民的蓄意組織者， 而是機械執行命令的普通官員；他不是“惡魔"，而只是"一個跳樑小醜"。關於戚本禹的第二個觀點，文革是不可否定的，戚本禹本人認為毛澤東對他的直接定罪、投入大牢，居然也是出於不得已與當時的需要。其實在毛偉人眼裡，戚本禹微如一點塵灰，不假思索，1967年棄之、至1976年的近十年間，隻字不提，更本不屑一顧。然而毛澤東死後，戚自我放大，自作多情，他一再表示不僅理解毛澤東的苦衷，而且永遠忠心，並希望毛澤東再世，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狂妄愚頑，哄騙輿論，實質上是留戀文革，是對現實的反叛。
戚本禹1983年接受審判。而這時正值鄧小平的偉大復興，為了極力避免宣揚毛澤東的“筆誤”，維護黨國之尊，由戚本禹承擔直接迫害國家元首的罪責。戚本禹自始至終認為他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沒有意識到自己在作惡，他甚至不帶有誣陷的惡意。他自認為並不只是接受命令，順行潮流，而是個革命的理想主義者，認為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是應該被毀滅的無產階級的敵人。因為我們知道劉少奇國家主席像牲口那樣被折磨死了。
戚本禹不是缺失語言能力與思考能力的“庸人俗夫”，他不是不假思索地在做自己的工作，而是得意忘形，借故諷今，以文殺人。戚本禹問題中觸碰到了一個更大的命題，那就是普通人是如何成為殘酷的殺手?文化為何異化為殺人工具?歷史研究為何成為國家領導的殘酷刑具?戚本禹文化淺薄，卻是陰險的刀筆吏，是辦公桌上的蓄意謀殺者。極權主義不僅僅是一切國家中最具毀滅人性的魔法，而且是個人傷失良知自取滅亡的砒霜。事實上，在專制條件下，戚本禹是主動作文獻策從而得到毛澤東的讚許而大起大落的小知識分子。據近日報道，戚本禹女兒戚英在追悼會上，致悼詞時提到「前半生寫作政治文章，後半生研究中華文化」，又稱其父親「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社會主義事業」。戚本禹靈堂兩側的主輓聯上書「光明磊落一生正氣 作風淳樸品德崇高」。這些目無史實的空話謊言、與黨國歷史性決策相矛盾的翻案辭語，反映了當代中國當代倫理的混亂。
戚本禹晚年一直不承認對文革中的悲劇負有責任，他說自己沒有指揮打人、殺人，但是刀筆吏一字一滴血，一文遍冤獄。當年希特勒也沒有直接殺死多少猶太人，那末所有罪過就不用算在希特勒頭上了嗎？戚本禹或許永遠以能與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罪犯張春橋、江青、周恩來、姚文元等歷史罪人合影為榮。所以戚本禹不但至死忠於毛澤東、崇拜文革，晚年還參加內地左派活動，希望文革再興，獨裁中華。戚本禹如此自信至死不悟，因為他深知專制體制會借屍還魂，他希望“易元”變天，再逢明主。作為一個時代的象徵，戚本禹是文革的罪人，迫害國家元首的罪人，歷史的罪人，中國文化的罪人，人類文明的罪人。
我，一介書生，即使是在黑暗的文革時代中，我也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源於我的恩師，源於我的天性，源於我對中華文化的的鐘愛與忠誠。這點微弱的光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着，在批鬥大會，在長寧監獄，在寒屋閣樓，在睡蒙之中。文革初期，戚本禹大名駭人聽聞，但是素不相識，文革後，改革中，居然有機會與他同桌對話，他不無驚訝的是，我居然是他自以相識為榮的易學大師潘雨廷先生的入室弟子。他抄襲“易學十講”（潘先生原著原名還在我的珍藏之中）我曾發微信提醒他注意。他無言以對。可憐復可恥！
人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短促渺小，貴在獨思。我曾經四十年習慣了生活黑暗中，文革中的不平吶喊幾乎給我帶來了滅頂之災，最基本的人性與良心感動判官，得以逢兇化吉。如今，我的後半生活在法蘭西的自由大地，獨步獨思。當年的那些微弱的光，已變為熱烈的陽光。我暗思，戚本禹如不入京為吏，可能會度過平凡安定的一生。如今，他以八五高齡死去，可謂壽者。但是戚本禹竟然從罪人成為某些人'甚至文化名人的崇拜的文革象徵，把無情摧殘文化的屠夫在吹捧為學者文人。再反思文革發動五十年後的今天，還有人居然把這樣一個跳樑小醜與皇家貴族綁在一起，死後數日又把他的胡說八道的回憶出書牟利，商賈之恥，令人髮指。不言而喻，戚本禹的回憶錄是他“榮耀”的認罪書，更是他“榮辱”的酷吏表！這才是戚本禹的悲哀，中國之不幸的陰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