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因專機故障被迫取消對印太地區的訪問後，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8月22日最終選擇以線上方式履行在澳大利亞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發表講話的承諾。貝爾伯克在演講中提及，澳大利亞遭中國實施貿易禁令的經歷，影響了德國對華政策的轉變。她在講話中介紹了德國對中國及更廣闊的印太地區的政策思考。
貝爾伯克當天在講話開始時說道，“（洛伊研究所執行主任）邁克·弗利洛夫（Michael Fullilove）。感謝你的熱烈歡迎。我想和邁克爾一起向所有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致敬，並承認他們與土地、海洋、文化和社區的持續聯繫。我向過去、現在的長老們致以敬意。我很榮幸今天能在洛伊研究所發言。當然，我更希望能親自到場。大家可能知道，由於我們的飛機出了問題，我被迫在很短的時間內取消了上周前往印太地區的（訪問）行程。謝謝你，邁克爾，感謝你的善意和靈活性，使這次線上交流成為可能。”
貝爾伯克說道，“女士們，先生們，尊敬的各位來賓，朋友們，78年前，一個澳大利亞代表團來到舊金山。其目的不亞於歷史性的：幫助起草《聯合國憲章》這一至今指導我們國際社會的規則。澳大利亞代表團的特別之處不僅在於其中有一位女性——傑西·斯切特（Jessie Street），這在當時還是很少見的。同樣難能可貴的是，這個代表團在塑造我們當今所認知的聯合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率領該代表團的（時任）澳大利亞外長伊瓦特（H. V. Evatt）有着清晰的願景。他認為，維護世界和平不應僅僅掌握在大國手中。他希望中等強國和小國也能在談判桌上佔有一席之地。”
貝爾伯克談到，“伊瓦特沒有成功實現限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否決權的目標。但他代表許多小國成功地主張賦予聯合國大會比大國最初計畫的更強的諮詢作用。回到澳大利亞後，伊瓦特告訴議會：‘（聯合國）是目前可以利用的最佳工具，既可以避免使用毀滅性武器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這一終極和最終的災難，又可以建立一種國際秩序，這一秩序可以而且應該確保人類免受貧困、失業、愚昧、饑荒和疾病的危害’。”
貝爾伯克說，“我之所以講述這段往事，是因為正是這種對多邊主義、合作與對話的堅定信念使我們兩國現如今團結在一起。因為，與世界上其他的國家不同，我們在聯合國安理會不擁有否決權。我們也不是最強大的軍事強國。我們相信，正是《聯合國憲章》，我們建立在共同規則基礎上的國際秩序，保護着所有國家——無論大小，無論位於何地。因此，當這些規則遭到破壞時，我們不會視而不見。因為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相信在任何地方，沒有人能夠安然入睡，因為我們都不得不擔心來自更大鄰國的攻擊。這就是為什麼在澳大利亞，雖然貴國與烏克蘭相距約1.5萬公里，但你們堅定地站出來反對俄羅斯的侵略戰爭——正如世界上許多其他中等強國和小國一樣。”
貝爾伯克說，“在聯合國安理會因俄羅斯的否決權而受阻的時候，聯合國大會堅定地發聲，以全世界140多個國家的壓倒性多數譴責俄羅斯的戰爭，譴責俄羅斯的侵略戰爭，譴責從根本上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行為。我們表明，聯合國大會是我們共同的聲音——我們和平的聲音。我們為全球規則發聲。我們為我們的共同安全發聲。澳大利亞一直堅定不移地支持烏克蘭：通過政治接觸、軍事援助和對制裁的大力支持，以及慷慨的人道主義措施。我們所看到的是新西蘭和其他區域夥伴的出色努力。我們讚揚這種支持，我們不會忘記這種支持。”
我們對和平的印度-太平洋有着共同的利益
貝爾伯克說，“我認為這表明，雖然我們之間可能隔着大洋，但德國和澳大利亞對我們面臨的巨大挑戰有着共同的理解。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制度性競爭日益加劇的世界的出現，在這個世界中，一些專制政權不僅利用軍事實力，還利用經濟影響力，試圖改變國際秩序，以擴大其勢力範圍。對印太地區來說尤其如此，該地區不僅關係到貴國的安全，也關係到我們德國和歐洲的安全。因為我們對和平的印度-太平洋有着共同的利益。一個尊重共同規則的地區。每個國家都能通過獨立的政治和經濟選擇，自由決定自己的未來。一個既非單極也非兩極的地區。一個航道暢通的地區，自由和公平的貿易保持着為本地區數億人帶來繁榮的經濟活力。一個所有國家攜手應對氣候危機的地區。一個男人、婦女和兒童的權利得到尊重的地區。”
貝爾伯克說，“我堅信，在塑造這樣的一個印度-太平洋時，澳大利亞、德國、新西蘭等中等強國不應成為旁觀者。即使面臨巨大的挑戰，我們也有能力建設更美好的未來。伊瓦特在80年前就知道，如果我們共同努力、建立聯盟，我們就能作出改變。合作放大我們的聲音，團結倍增我們的力量。當我看到我們在這個廣闊而美麗的地區的合作夥伴時，我相信我們將在這方面取得進展，因為我們在許多領域的信任與合作已經很牢固。顯然，印度-太平洋將在21世紀發揮決定性作用：全球GDP的三分之一產自這裡。如今，德國全球貿易的約五分之一是與整個印太地區進行的。 漢堡、法蘭克福或萊比錫等城市的無數就業機會依賴於這些貿易關係。我這裡指的不僅僅是中國。”
貝爾伯克說，“是的，中國在我們與印度-太平洋的經濟關係中佔了很大份額，但所有其他印太地區國家加在一起實際上構成了更大的份額。事實上，東盟現在是我們除中國和美國之外的第三大貿易夥伴。我們的科技進步也有賴於我們兩個地區的男女的聰明才智。例如，馬來西亞是德國進口微芯片的第二大原產國。你們是否知道，一家位於馬爾堡的澳大利亞-德國公司是血友病治療研究領域的領軍企業之一？對我來說，這些例子都是牢固紐帶的典範。正是我們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讓我相信，我們能夠應對我們共同面臨的三大安全挑戰：加強我們共同依賴的全球規則；鞏固我們的經濟安全；加快我們共同應對全球最大的安全威脅——氣候危機的步伐。”
加強共同依賴的全球規則
貝爾伯克說，“首先，這意味着要堅定地共同捍衛傑西·斯切特和伊瓦特等人在大約80年前制定的規則。因為這些規則確保了我們的共同和平與繁榮。當我們看到當今世界上有一半的集裝箱船通過台灣海峽時，這並不是一個抽象的說法：集裝箱船運輸的貨物包括藥品、機械零件和食品。作為德國人和歐洲人——就像你們在澳大利亞、新西蘭或太平洋島國一樣——我們在緩和局勢和對話以避免衝突方面有着至關重要的利益。我們不接受他人違反我們的共同規則。任何單方面改變台灣海峽兩岸現狀的行為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包括脅迫或軍事手段，那就更不可接受了。”
貝爾伯克說，“聯合國及其規則和機構正是為了防止出現這種情況而建立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支持這些規則——支持尊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以及關於南中國海的仲裁裁決。我們知道，我們必須讓這些規則充滿生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與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和新西蘭在東中國海合作，觀察聯合國安理會關於朝鮮的決議的遵守情況。為此，德國於2021年底派遣了一艘護衛艦。”
貝爾伯克說，“德國還經常參加澳大利亞組織的最重要的聯合軍事演習。去年，德國派出一支空軍特遣隊參加了‘卡卡杜’(Kakadu)和 ‘漆黑行動’（Pitch Black）軍演。就在幾周前，德國陸軍和海軍參加了澳大利亞規模最大的軍演：‘護身軍刀’（Talisman Sabre）。我們一定會回來參加下一次的‘漆黑行動’和‘護身軍刀’演習。因為如果國際法在你們的地區遭到破壞，那麼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到破壞。你們的安全關乎我們的安全。”
貝爾伯克說，“讓我們直言不諱。澳大利亞政府相當全面地認可了《2023年國防戰略審查》的結論。該報告描述了印度-太平洋安全環境的惡化和前所未有的戰略挑戰，包括髮生重大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它還毫無疑問地指出了誰應對這些令人擔憂的事態發展負責：中國的擴軍——我在此引用《審查》報告中的話：‘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最雄心勃勃的擴軍。……這種擴軍是在不透明的情況下進行的，也沒有向印太地區保證中國的戰略意圖’。中國一直是澳大利亞外交與安全政策辯論的核心，這一事實產生了更廣泛的影響：根據貴研究所，邁克爾，洛伊研究所2018年的一項調查，只有12%的澳大利亞人認為中國更多的是軍事威脅而不是經濟夥伴。如今，可比數字為52%。我不認為這種觀念上的變化是憑空出現的。”
貝爾伯克說，“作為近鄰，你們比我們更早意識到我們現在也在我國政府的《對華戰略》中提出的問題：中國已經改變，因此我們的對華政策也需要改變。對我們來說，中國不僅是合作夥伴，而且越來越多地成為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在應對氣候危機影響等全球性問題上，中國是我們的合作夥伴。一個貿易和投資夥伴，但同時也是一個競爭者，就像中國對澳大利亞和本地區許多其他國家一樣。而且，越來越多時候，中國是一個對手——在我們如何在這個世界上共處的根本問題上：我們的國際秩序原則和對人權的尊重。”
貝爾伯克說，“我國政府幾周前通過的《對華戰略》着眼於這個新中國，以及我們需要如何應對它。我想非常明確地指出：這一戰略並不意味着我們已經迷戀中國，也不意味着我們現在唯一的興趣就是與中國的關係。是的，我們的《對華戰略》的一部分顯然是關於我們的雙邊關係。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應對中國在全世界帶來的挑戰。這關係到我們所有人——歐洲、非洲、拉丁美洲，尤其是印度-太平洋。我們看到，許多國家正在更多地轉向中國。對此，我們必須坦誠：這通常是因為缺乏替代方案。我們希望改變這種狀況。”
鞏固經濟安全
貝爾伯克說，“很顯然，我們的提議不會助長集團之間新的對抗。我們希望獲得選擇與我們更緊密合作的夥伴，因為我們雙方都將從中受益。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二點：經濟安全。正如伊瓦特在大約80年前所說的那樣：我們知道，安全不僅僅是防止軍事衝突和暴力。安全還意味着能夠自由地生活，不受脅迫或訛詐。這意味着要加強我們的共同韌性。因為經濟就是地緣政治。這種認識不會導致我們脫鉤。我們要做的是經濟關係的去風險。至關重要的是，這意味着多樣化，擴大夥伴關係，不僅為雙方創造經濟價值，而且幫助所有相關方降低風險。”
貝爾伯克說，“在德國，我們痛苦地認識到，片面依賴俄羅斯的能源進口使我們變得多麼脆弱。我們不想重蹈覆轍。對於世界上許多國家來說，尤其是在本地區，中國是它們迄今為止最大的貿易夥伴。但中國並不總是像穩定的經濟關係所需的那樣可預測、透明和可靠。澳大利亞人知道這意味着什麼。這就是為什麼歐盟的貿易政策不僅要幫助我們歐洲人實現貿易多元化，還要幫助我們的合作夥伴實現貿易多元化。因為這讓我們大家都更加強大。歐盟和新西蘭上個月簽署了自貿協定，這是個好消息，在未來十年內，雙方的貿易額可能會增加 30%。我曾希望我們也能在七月完成歐盟與澳大利亞貿易協定的談判。我們現在應該努力完成這項工作。與印度和東盟成員國的自貿協定也是如此。”
貝爾伯克說，“我們還希望加強在自然資源方面的合作，因為自然資源是綠色能源轉型的關鍵。澳大利亞在這方面處於領先地位，鋰產量佔世界總量的一半，鈷和稀土的產量也占很大份額。然而，與德國建立直接供應鏈所面臨的一個挑戰是，現場加工很少：舉例來說：澳大利亞開採的鋰有90%以上未經進一步加工就出口到中國，而歐盟所需的加工鋰有90%以上從中國進口。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減少這種危險的繞道？我們如何在政治上支持企業挖掘這一潛力？澳大利亞已經在規畫新的礦山和加工設施。今年4月，西門子、安德里茨（Andritz）和普林克（Plinke）簽署了一項協議，為（澳洲北部）湯斯維爾能源化工中心（Townsville Energy Chemicals Hub）提供關鍵技術，該中心包括一個電池材料精鍊廠。”
貝爾伯克說，“我相信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合作夥伴關係。因為在全球化的世界裡，採礦和加工也是地緣政治。這就是為什麼去風險意味着要更好地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待所有經濟互動。在澳大利亞，當中國對葡萄酒、肉類和煤炭等主要出口商品實施限制時，你們痛苦地體驗到了中方是如何不惜使用經濟脅迫手段來施加政治壓力的。實際上，你們是不向壓力低頭的典範。我要對你們表現出的勇氣、韌性和分寸感表示崇高的敬意。在歐盟中，立陶宛也經歷過來自中國的這種脅迫。為了能夠應對這種壓力，歐洲的團結是關鍵，因為中國正是試圖以這種方式分治歐洲國家。”
貝爾伯克說，“歐盟制定了‘反脅迫工具’，通過該工具，我們可以保護歐洲公司免受第三國的訛詐，必要時可採取從對話到關稅或貿易限制等各種措施。我們也在更密切地關注投資於我們的重要基礎設施——我們的港口、道路或電信網絡的行為體。因此，我們將在投資篩選過程中加強外交與安全政策標準。在這方面，我們從澳大利亞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密切關注了你們關於將一個戰略港口租給一家中國公司的辯論。幾年前，我們就關注過你們關於5G和網絡安全的辯論。這顯然影響了我們的政策反應。”
加快共同應對氣候危機的步伐
貝爾伯克說，“最後，我想談談我們面臨的第三個安全挑戰，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氣候危機。這場危機正在全世界造成破壞。澳大利亞發生了毀滅性的叢林大火，半個亞洲正在遭受反覆出現的風暴、熱浪和海平面上升。我想再次明確指出：我們有責任結成聯盟，實現變革。正因為如此，我們與澳大利亞一道，支持太平洋島國發出自己的聲音。上周六，我們為德國駐斐濟首都蘇瓦新使館揭幕。遺憾的是，由於飛機故障，我未能親臨開館儀式，對此我深表遺憾。我們團隊在那裡的工作重點將是幫助本地區應對氣候危機的影響。幫助最脆弱的國家應對已經無法逆轉的氣候影響。”
貝爾伯克說，“像我國這樣的主要排放國對此負有特殊責任。在（埃及）沙姆沙伊赫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我們同意建立新的損失和損害融資機制。我們現在正努力工作，以更好地利用現有機制，並建立新的結構。我們希望在迪拜舉行的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8）上看到在這方面作出實質性的決定。澳大利亞與太平洋島國一起爭取舉辦第3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這是一個重要的機會，可以表明澳方與受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一起領導這場鬥爭的堅定承諾。我很高興我們也能共同參與這場馬拉松式的努力。”
講話最後，貝爾伯克談到，“78 年前，在舊金山，傑西·斯切特、伊瓦特和他們的同事們認識到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我們只能共同塑造我們的未來。作為夥伴，我們可以相互依賴，相互支持。無論我們有多大或多小。因為我們的安全取決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