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失落的一代
今年夏初，有一位來到巴黎的中國遊客 孫先生。他是“知青一代”中的一員，出生於1950年代，被毛主席大手一揮送到了農村。他沒有辦法回到青少年時期的故鄉，卻最終將女兒送到法國來讀書。女兒同樣也從事着知青運動的 研究……。這一條漫長的中法航線，正像是從這一代中國人所經歷的圖景，他們走出了毛時代的與世隔絕，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 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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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失落的一代
布里斯•貝德洛蘭迪&卜光/文 孫佳雯/譯
從1968年到1980年，1700萬中國“知青”被中國共產黨送到農村接受“再教育”。
今年夏初，游法人群中，有一位來到巴黎的中國遊客。 62歲的孫先生 他希望能夠匿名 第一次來到法蘭西的首都，他在艾菲爾鐵塔之下望塔興嘆 人太多，上不去，然後又去里昂轉了一圈。他的皮膚被太陽曬 得黝黑，臉上笑意滿滿，顯然對這次旅行非常滿意。他是“知青一代”中的一員，出生於1950年代，被毛主席大手一揮送到了農村。在中國，“68一代”有着 不平凡的命運：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猛然地面對農村世界的生活艱苦，承受着人生中種種剝奪，而今天，他們終於能夠享受退休後的生活 當然只是對於那些有 幸能夠離開農村的知青來說 因為他們的祖國已經成為了全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
在參加上山下鄉之前，孫先生住在杭州 一座位於浙江省沿海地區的城市。他出生在一個工人家庭，因此，根據那個共產主義時代的標準，他是一個“紅五類”。“對於家長來說，分別當然是一個很痛苦的時刻，但是這是一個全國性的運動，我們只能去，沒有辦法拒絕。因為我在家裡是最大的，我就得去，否則我的小弟弟就要離開家去外地。如果我去離家很遠的地方，他就可以留在杭州。所以是我離家到很遠的地方去。”孫先生的目的地是黑龍江省的一個生產建設兵團，距離杭州有幾千公里。那裡遠離一切人間煙火，卻靠近蘇聯。在去之前，他對那裡一無所知，除了那裡“非常冷”，以及早在清朝時期，那裡就是政府遣送政治犯的“流放地”。
史無前例的大規模人口遷移
孫先生踏上了一列特殊的火車，上面還搭載着上千位和他 一樣的“知識青年”，他們要前往自己的工作地點，一片等待開墾的原始森林。3年前的1968年，為了結束混亂一場的紅衛兵運動，毛澤東大手一揮，第一次決 定利用軍隊的吸引力，號召青年們前往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為了實現這一點，他決定再一次發動一個早在1950年代就實行過的運動 上山下鄉。
毛的最高指示，在1968年的一個冬夜 那是12月21日 通過廣播向全國人民發布，第二天，又登上了《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伴隨着最高指示的發表，中國上下掀起了一場史無前例、 規模空前的人口遷移。到1980年為止，將近1700萬、年紀在15歲或者稍長的年輕人被捲入了這場運動。在運動開始的時候，四處都是一片歡天喜地的景 象：一群群排列整齊的青年前往火車站，伴隨着震耳欲聾的動員歌曲和革命口號，還有各種相訴衷腸、淚水與告別，以及在抵達上山下鄉地點之後的歡迎會，然後他 們被又分配到各個不同的工作地點。那些在1968年-1969年離開城市的青年們往往懷抱着相當的熱情參加上山下鄉。他們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自願前去的。 而之後，事情的發展漸漸失去了原有的活力。
“我們被浪費掉的青春，缺失的文化生活，我們艱辛的生存環境，所有這一切都在動搖我們對毛澤東的信仰。” 江棋生，一位異見者，1969年下鄉時20歲。
1969年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的時候，江棋生20歲，他 去的是距離家鄉江蘇常熟20來公里的農村。他曾經積極主動地參與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他建立了自己的紅衛兵 一群為保衛偉大領袖而瘋狂的年輕人們 組織。那年夏天，他被捲入了一場紅衛兵造反派的械鬥之中，雙方虎視眈眈，先是刀子、棍棒，然後雙方都裝備上了手榴彈和槍支 由支持雙方的軍隊分別提 供。
對於江棋生來說，上山下鄉運動的開始，好比“退出文革的大舞台”。他曾經在這片舞台上活躍了4年。而在接下來的4年，他又在長江上的一艘駁船上放映宣傳片 江青的八大樣板戲，還有那些抗日電影。 “最開始的時候，對於中斷學業，我並沒有感到沮喪。因為所有人都是一樣的。並不是說我們所有人一定想要去‘下鄉’，但是沒有人能夠真正地拒絕。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
江棋生的主要工作，是繁重的體力勞動和農業生產。他曾經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向農民學習，了解農民的生活狀態，並且相信這一切都會是有收穫的。可是，兩三年過去了，他和其它的知青們一樣，對於那渺茫的“收穫”感到沮喪：“事情變得很清楚了，我們做這樣的工作並沒有任何前途。有一些有關係的家長已經開始尋找門路，想方設法把他們的孩子弄回城裡。”
【1968年7月27日】一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被分配到了北京清華大學，那裡曾經是文革的搖籃，宣傳隊的目的是為了收服紅衛兵。這是國家正常化的開始，國家軍隊的控制開始加強，為了結束混亂的內部戰爭。
【1968年12月21日】毛澤東發表最高指示，要求青年們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些青年們被稱為“知識青年”（知青）。截至1980年為止，大約1700萬15歲及其以上的年輕人被捲入其中。
【1981年11月25日】國務院知青辦公室被撤銷。
在當時，這種“走後門”的現象很讓當局擔憂，因為它會損害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即使是那些最愚蠢的人們也開始醒悟過來了。因此，知青們變得越來越心慌意亂，越來越沮喪，越來越憤世嫉俗。沒有人能夠讀書，因為根本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讀。沒有人有着人生目標，因為沒有可以看到的未來”，江棋生補充道。
1971年，毛澤東的繼承人林彪在一次不成功的政變之後試圖叛逃蘇聯，死於途中，林的死亡終於喚醒了這個被犧牲的一代。 “之前毛澤東選擇了劉少奇當接班人，但是他被打倒了。然後毛又選擇了林彪，結果林彪成了叛徒。這一切正說明毛澤東自己就很缺乏洞察力。所有那些我們被浪費的青春，缺失的文化生活，我們艱辛的生存環境，所有這一切都在動搖我們對毛澤東的信仰”，江棋生回憶道。
在江棋生看來，長達十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對於這些青年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並且導致了在當今中國，這一“失落的一代”所面臨的困難局面。“我們這一代人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我們是文革帶來的上山下鄉運動的犧牲品。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正常發展。這是反智主義，這是反現代的”，他說道。
秘密讀物
“我開始理解這個社會的偽善和虛假，而我之前也曾經是這樣的一員。” 張抗抗，作家，1968年下鄉時18歲。
響應毛澤東號召那一年，張抗抗18歲。那時她在杭州， 和父母住在一起。因為父母有“歷史問題”，所以張抗抗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運動：他的父親在1952年被中國共產黨除名，之後在車間工作。在文革剛開始的時 候，父親把家裡所有的書都收起來塞進一個箱子里，上面寫着：“待批判”。她媽媽是一名教師，曾經被隔離了一段時間。但是整個家庭還是從最殘忍的暴力魔爪下 逃出生天，小心翼翼地夾着尾巴活着。
張抗抗則渴望更多的空間和自由。十幾歲的時候，她就發 表了自己的小說，並且在成為一名作家的路上大踏步前進：她想要去體驗生活。她被宣傳中那個“開墾北大荒”（位於黑龍江）的口號所吸引。她的父母對此猶豫不 決，因為不願意她離家這麼遠。但最終，她還是偷了家裡的戶口本，帶上了她的身份證，志願成為開發建設新邊疆的一員。她被分配到了佳木斯附近的一個集體農 場。
在現實中，這裡曾經是一座改造政治犯的勞教所，一部分場房被清空出來，用來接待知青。有一些過去的勞改犯還住在這兒，就在場邊的一間小屋裡，因為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農場有磚牆，上面是帶刺的鐵絲網，四角還分別有一座站崗的角樓。它看上去仍然就像是一座監獄。我們感到震驚，並非常沮喪，這完全不符合我們之前的想象”，她說。
張抗抗在那裡度過了令人不安的、苦不堪言的五年時光 但是她將自己的經歷寫成了一本小說《分界線》。在當時，政府鼓勵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出版社也會出版相關的、有教育意義的書籍。張抗抗的小說講述了知青日常生活中的小曲折，避開了政治的話題，謳歌了知青群體的英雄氣概。張抗抗在上海的出版社請她到上海，在1974-1975這兩年的時間內修改這份手稿，1975年書出版後，她又被送回北大荒待了三年。
在上海的日子好似黑暗中的一縷陽光：她發現出版社裡有間屋子，裡面全是被藏起來的中外經典讀物 大仲馬、雨果……“他們把這些書收集起來，說是為了‘進行批判’，他們允許我讀這些書。於是有兩個月的時間，我天天都去那裡，借口是去上班。我開始理解了這個社會的偽善和虛假，而我之前也曾經是這樣的一員。”
在文革結束之後，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走向了改革開放 之路，張抗抗成為了“傷痕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她的個人著作里講述了在這一時期的所遭遇到的痛苦經歷。她的丈夫呂嘉民，筆名姜戎，是《狼圖騰》一書的作 者，這本書基於他在內蒙古的知青經歷，並且在2015年被讓-雅克•阿諾搬上了大銀幕。一場反抗運動終結了上山下鄉。地處邊陲，中越邊境的雲南知青掀起了 反抗的浪潮，他們通過集體絕食，最終導致了上山下鄉運動的完結。“沒有官方正式的決定，一切都在小心翼翼地偷偷進行。同時，雖然1978年底雲南知青鬧了返城運動，但是在那之後還有知青被陸續送到農村。所有人都覺得是鄧小平終結了上山下鄉運動，但其實不是這樣的”，《失落的一代》的作者，歷史學家潘鳴嘯解釋道。
很多知青返回到了自己的故鄉，而有一些沒有，比如孫先生，他一直沒有能夠返回杭州。“我的‘關係’不夠呀”，他笑着說道。他在北大荒結婚，生女，繼續着他的生活：“我已經習慣了。”在被送到原始森林裡墾荒幾年之後，孫先生又被調到了一座油田，依然在黑龍江境內。他在油田度過了自己的職業生涯，直到2014年退休。聽上去，他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創傷。被分配到黑龍江省的知識青年屬於運氣比較好的一群。“上山下鄉運動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粉紅色的幻影。他們當時的工資也很高。”潘鳴嘯指出。
而還有一些知青則失去了他們的幻影。在這些人中，包括了一些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參與者 比如現在正在依然受監視的異見者江棋生，他的朋友，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曉波，依然身陷囹圄。
19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江棋生正在一家肉聯廠工 作。他一直等待着機會的到來，如饑似渴地讀着手邊所有帶文字的東西。他向返城的同學借了手抄本複習。足足三個月的時間裡，他惡補數學和物理兩門功課，因為 一位老教授給他建議說：在混亂時期之後，對這些科目的要求不會太高，因此考題不會太難。江棋生成功地通過了高考，考上了北航。
在學生時代，他的批判精神變得愈發尖銳，尤其是在整個中國剛剛走出了毛主義噩夢的那幾年。他的一個同學跟他講，在雲南有一座小村莊，裡面住着國民黨的殘疾老兵，他們都是在江棋生的江蘇老家與日本人作戰的時候負得傷。“我們一直都相信國民黨在抗日的時候沒有開過一槍，因為宣傳里就是這麼說的。我感覺無比震驚。”他一邊做着研究，一邊從不停止質疑黨的合法性。1989年還在讀博士的時候，他積極參與到了天安門事件之中，然後被判入獄2年，1999年，他再次因為“煽動顛覆國家罪”背叛入獄4年。
“習近平的一張王牌”
在政治天平的另一端，是那些著名的知青、國家現任領導人，比如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主席習近平，還有總理李克強。“對於習近平來說，這段知青經歷是一張王牌，一種政治資本。他可以打出這張牌，說自己是從底層起步，吃苦爬上來的”， 潘鳴嘯指出。現在正是這“吃苦”的一代在掌權。文革只是一段遙遠的記憶，在記憶里人們被馴服並被要求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這些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的人（也包 括很多商業領袖）曾經正是毛澤東想使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人們，他們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 而這是偉大的總舵手深惡痛絕並且不惜一切代價想要避 免的。在毛澤東死後，也是他們挑起了復興這個國家的重擔。
而那些沒能發大財的知青們，比如孫先生，他為石油工業默默地奉獻了一生。他沒有辦法離開，也沒有辦法回到青少年時期的故鄉，卻最終將女兒送到法國來讀書。女兒同樣也從事着知青運動的研究……而正是女兒邀請他來到巴黎遊玩。這一條漫長的中法航線，正像是從這一代中國人所經歷的圖景，他們走出了毛時代的與世隔絕，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