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鼓勵大學生告密 老師危機四伏
自習近平要求全國高校“七不講”，禁止老師在課堂討論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以來，中國大學教授因言罹禍者日多。隨之沉渣泛起的是告密文化，最新的受害者是重慶師範大學副教授唐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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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因言獲罪的中國高校老師就有，華東師大副教授張雪忠，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史傑鵬，貴州大學教授楊紹政、廈門大學教授尤盛東、北京建築工業大學教授許傳青、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翟桔紅、重慶師大商貿學院副教授譚松，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呂嘉等，這些高校老師當中不少人遭當局整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由學生向學校當局告密揭發引起。
重慶師大教授唐雲2月25日上課講授魯迅遭學生告發，校方3月20日以其“發表損害國家聲譽”言論等理由撤銷其教師資格並降級處理。唐老師在題為『告別』的短詩中，表示他的學生並非都是出賣耶穌的猶大。他寫道：“今天帶着恥辱離去，明天，我定會戴着桂冠而來。”
網上有人評論：“昨天重慶師大教授因為上課被學生告密解職的消息傳來，老師們都感到危機四伏，不僅僅是因為在今天上課突然成了高危職業，而且是因為人倫的底線已經被突破的時候，大學教育還有什麼價值？從古道今，告密一直被看成是下流行徑，可是高校鼓勵告密成為風氣，那還接受高等教育幹什麼？”
中共統治下告密文化最盛的是文革時期，學生舉報老師，孩子舉報父母，妻子舉報丈夫，同事互相舉報，那時候即使在自己家說話，都得異常小心，害怕“隔牆有耳”，全社會是一個大監獄，人人不寒而慄。
中國近年大學興起學生密告老師，大約同文革是一個傳承。但文革黑暗至極，毛澤東為一己野心，利用人民愚昧，把全中國差點推向萬劫不復。誰也沒想到，中國在經過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時期，成為互聯網大國的今天，被視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中，居然有有此等下作之徒。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籠統指責大學生並不完全對，一則這種人在大學生中畢竟是少數，概不能通而論之；二則老師被揭發，和老師所在的那所大學鼓勵學生揭發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三則習近平執政以來，鼓吹七不講，老師中稍有越雷池者，便會踩中地雷。尤其最近習近平親自上馬，強調政治課的至關重要，中國的政治課非一般概念的政治，而是要“講政治”的政治課，要旨就是統一師生思想，集於黨國旗幟之下，“兩個維護”“四個自信”，稍有偏離者，便被處理。
中國學者的命運再次糟糕起來，跟文革何其相似。最近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便是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被校方決定停課的事，許章潤無非憑着知識人的良知，撰文指出中國民間對習近平治下的恐懼和擔憂，懇勸當局不要執迷不悟，讓中國再次大踏步走上邪路。
有人發微博評論：“告密文化和人治社會密不可分，你也很難理解一個剛剛經歷了因為告密揭發讓無數人失去生活和生命的數次運動後的國家和民族，從上學開始老師就安插各種背地裡告密，到需要學術自由討論的大學裡的某party安排的各種告密人，還能依然如故的存在且大行其道。
佘宗明以為：“近段時間，高校里頻密出現“學生揭發老師言論”現象。讓我想起之前寫的一段話：信奉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支持工運，是這批大學生里出現的思想新面向。這跟80後那代大學生大異其趣：80後那批受自由主義影響更深，推崇市場自發秩序，這代人左翼底色卻更明顯。事情正在起變化，真的在起變化。”
『人民日報』2015年1月23日刊登的一篇評論又在網絡轉了起來，該文結尾有段話這樣說：“不告密、不揭發，與其說是一種可貴品質，不如說是一條道德底線。告密成風的社會，是人人自危的社會，告密使人與人之間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衝擊人們的價值判斷，毀掉社會的道德基礎。”這篇評論的緣起是：“幾年前，湖北某大學的一個班級出台了‘盯人’管理辦法，每名學生的一言一行都會有一名‘神秘’同學在暗中盯梢。班主任說，開展這項活動是為了加強學生間的友誼和互動，也是為了加強學風、班風建設。這一的‘溫情關懷’，簡直讓人不寒而慄”。
『人民日報』今天還敢發表這樣的評論嗎？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則對蘋果日報表示，中共是狐疑的政黨，內鬥嚴重，舉報是消除政敵的手段”他還表示，以往只是有舉報文化，目前當局更有明確的舉報或檢舉制度，讓惡習更容易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