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澤經濟研究所的創始人，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最近在瀋陽舉辦的演講活動被人鬧場，在長沙的活動因為擁毛派的遊行抗議而被迫取消。他在微波上透露，最近在家中也常接到騷擾和威脅的電話,影響他的正常生活。本次節目請來了茅於軾先生，請他談談這些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以及他對目前中國社會的一些看法。
法廣：最近幾天有沒有收到新的威脅和其它形式的抗議活動？
茅：最近沒有。
法廣：最近那次就是在長沙是嗎？當時您是否在現場？
茅：是的，最近那次就是在長沙，當時我人在在長沙，但是沒有在現場，我也是後來看錄像看到的。
法廣：看了以後是什麼感受呢？很氣憤嗎？
茅：沒有很氣憤，我覺得這些人很可憐，是被洗了腦，搞不清自己的利益在哪裡，他們認為毛澤東好，這實在是個天大的笑話。他們被宣傳所誤導，忘記了自己的利益。
法廣：您個人認為這些人反對您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茅：最主要得是跟毛澤東有關，我寫了一篇把毛澤東還原成人的文章，很嚴歷地批評了毛澤東，而他們很崇拜毛澤東，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法廣：您認為他們這些人看過您的書，了解您的思想嗎？
茅：他們都不了解，他們是一批所謂文革的所謂“殘餘人士”，文革就是無法無天，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他覺得毛澤東好，就批評反對毛澤東的人，他也不考慮問題的是非在哪裡，事實又是什麼。他們從來不考慮這些問題的。
法廣：這樣的遊行背後一定由組織者，而且我們知道在中國舉行這樣的活動一定要得到有關部門的批准，您認為他們這樣做事先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默許嗎？
茅：他們是不是申請過，有沒有得到批准我就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們遊行的那一天有幾十個警察在旁邊，但並沒有制止他們，也沒有任何行動，旁邊圍觀的大約也有幾百人，他們自己大約有一百人。
法廣：天澤經濟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什麼？
茅：這是一個獨立的民間思想庫，資金來源不是政府，則是國內和國際的基金，我也做了一些扶貧的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另一個組織，叫扶貧保姆學校。我做的兩件主要的事就是天澤經濟研究所和扶貧的一個學校。
天澤所成立的原因就是要有一個獨立的，跟政府不同的聲音，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做客觀的研究，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我們的價值就是與政府的聲音不同，因為很多政府的組織的目的就是說明政府的政策時爭取的，而我們就恰好相反，因為我們發現政府的政策有錯誤的地方，就提出來。這樣的一個獨立的思想庫事現在是中國非常需要的，所以我們成立了二十年還沒有關門倒閉。現在天澤研究在國內和國外的影響都越來越大了，我們做的好幾個很有價值的研究的觀點和政府都不太一致，這是天澤所的任務。
法廣：你的觀點和天澤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是通過那些渠道發布出來？
茅：最近這幾年因為網絡特別發達，所以也通過網絡。過去主要就是寫書，寫文章和開會，到各地做報告等方式。現在跟更有利的方式就是網絡的力量，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網絡來宣傳自己的觀點。
法廣：天澤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內容就是批評政府的政策，但是你們到各地舉辦活動的時候沒有受到太大的壓力？
茅：還是有阻力的，因為我們的觀點和政府不同，所以政府就不太喜歡我們，也不能說有什麼敵意。活動也受到當地政府的一些干擾，比如說我們要開會不讓開，要租酒店的會議室，政府就通知酒店不準租給我們，我們辦公的地點也是租的房子，但合同還沒有到期，政府就讓房東把我們趕走，等等，這類事情過去都發生過，但是最近這兩年情況有所改善。朝好的方面發展。
法廣：您認為其中原因何在呢？
茅：因為他們對我們越來越了解了，通過我們出版的書和網絡上發表的文章，他們也慢慢了解了天澤所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構，有什麼意義。
法廣：最近您寫了一篇文章駁斥《環球時報》評論員的文章，得到很多您的博客的微博粉絲的支持。請您介紹一下《環球時報》反對您的觀點，以及您反駁的論據。
茅：《環球時報》的觀點就是說我選擇了做國內矛盾的焦點，我就說不明白他們怎麼會得出這樣的印象來，我一貫不願意成為矛盾的焦點，而相反更願意成為和諧的提倡者。所有的不同觀點都要互相尊重，和平理性地進行探討，來發現大家的不同點，但是現在的矛盾焦點是擁毛派用文革的手段對我進行騷擾，遊行說我是漢奸，還造我的遙，這些事都是擁毛分子乾的，而《環球時報》的這位評論員對這些事沒有批評，反而說我受到干擾的事未必是真的。
很湊巧的是，文章發表的那天，《環球時報》的一個記者正好到我家來採訪， 我把電話錄音放給他聽，證明的確是有人打電話來干擾我，電話從晚上十二點，一直打到凌晨兩點，電話不停的打，不斷罵我，所以我覺得環球時報的立場很可疑。他認為我這樣一個理性的人是矛盾的焦點，而對製造矛盾的人卻一言不發，所以我覺得環球時報的立場很值得懷疑。
法廣：最近有一個法國記者撰文指出中國的經濟未來可能要面臨著國家地方債務過高，人口老齡化和金融危機等方面的問題，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您如何看待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
茅：這個法國記者提出的問題實際上都是十分現實的問題。中國的人口老化的非常快，最近幾年已經開始出現民工荒，工資上漲的幅度也很大，中國的環境被破壞得很厲害，中國的房地產有泡沫，中國的銀行也有非常大數量的不良貸款，這些問題遲早都要爆發。所以，中國可能會面臨重大的危機。
但是也要看到一點就是，中國既是面臨危機也和西方國家的危機不同，因為西方國家的政府都很窮，而相反中國的政府非常有錢，手裡有大量的資金可以調動，所以我認為既是出現一些危機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可能會出現大量國有資產私有化的浪潮。但從長遠來看，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不可能持續下去，這裡面就有中國的環境問題，人口老化問題，以及政府對長遠的人權保護，就是對不論是窮人還是富人的財產保護問題上還做的不夠。當然和毛澤東時代比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和發達的國家比，中國的人權保護還是比較差的，所以有錢的人都想移民到安全的地方去，窮人沒有地方去，但是由於人權，房產權等事情不斷需要去上訪，這些問題不解決，也會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發展，這是擺在中國現行政府面前的重大課題 怎麼樣保護人們的基本權利。而對基本權利的保護就要取消特權，有些人因為手裡有特權就可以為所欲為，重慶的薄熙來就是一個例子，殺人都敢殺！還有什麼是他們不敢幹呢？法制管不了這些人的，薄熙來從大連到遼寧，再到重慶期間，好多人寫信告他的狀，但一點用都沒有，如果不是王立軍跑到美國大使館裡，薄熙來到現在都不會倒台的。中國的法律現狀就是這樣的。所以中國政府如果不把這些問題解決好，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會變臨着重大的問題。
法廣：習近平上台後，一直十分強調反貪腐的問題，曾經說要“蒼蠅老虎一起打”，但是最近好像沒有這方面的風聲了？
茅：他表現出了反貪腐的決心，這一點當然是受歡迎的。但問題是，打完了蒼蠅老虎以後 ，小老虎，小蒼蠅又出來了，所以問題不在政府有沒有決心打蒼蠅和老虎，而是在與政府有沒有決心改變產生蒼蠅老虎的制度，制度不改變，永遠都打不光。中國二三十年以來，反貪污還是很有力量的，每年都有不少幹部被揭露，但是打不光，所以不是打擊貪污的決心不大，而是制度里有問題，一個好的制度就會避免貪污行為的發生，而我們這個制度是一個壞的制度，會製造出貪污來，所以光打不行，要改變制度才行。最根本的就是人權和中國的制度本身的問題。
市場經濟是建立在人權基礎上的，世界上好的市場都有好的人權保護，而世界上差的市場相反就沒有好的人權保護。這是一個普遍發展規律。
法廣：你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三十多年以來給中國人帶來的最大利弊是什麼？
茅：我曾經說過，從鴉片戰爭以來的170多年時間裡，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唯一的一段中國人享受和平和繁榮的時期，我相信這句話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這就是中國人得到的好處。以前中國人經歷了兵荒馬亂，戰爭和饑餓，但最近三十年就沒有。大家生活都改善了，窮人也可以吃飽飯了，但是中國過去一直都是吃不飽飯。這就是最大的利益。
最大的問題，就是貧富分化，政治上不民主，沒有言論自由，製造出很多貪污，另外就是環境破壞很糟糕。環境破壞跟制度有關，因為一個貪污的政府是不會把環境治理好的，要先有制度上的清廉，然後才能談得上環境上的乾淨，所以不從政制改革着手就解決不了環境問題。
所以好的地方就是生活改善了，而且中國得到了很大的改變，中國從以前最窮的國家變成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強國，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現在有的人不承認這個成就，說是由毛澤東批評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掌權，這個看法非常錯誤，現在的問題是特權者，從解放以來，一直到現在越來越厲害。共產黨說了很多好聽的話，但是到現在就是不敢說反對特權，反特權就是保護人權，所以保護人權是當前最大的問題。
感謝茅於軾先生接受法廣專訪。
茅於軾先生最近與岑科合作出版了新書《人文經濟學》；他說目前，中國改革充分發揮市場的指導作用，經濟增長空前成功，但社會也陷入唯GDP論。一切朝錢看，物慾橫流，買官賣官，甚至連踢足 球的勝負都可以拿錢買。環境保護、分配公平、社會公益，統統讓位於賺錢。所以經濟學要回歸人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