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領導發布指令，禁止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是為“七不講”。法國塞爾齊-蓬多瓦茲大學副教授張倫先生在上次《人與社會》談了“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和“公民權利”的不許講，對中國社會的負面影響。本次《人與社會》專題請他繼續解析“7不講”的後面三個不能講：
歷史錯誤不能講是不自信
張倫：“中共的歷史錯誤不能講”，據說它的前提是要“繼續高舉毛鄧旗幟”。如果說毛的錯誤不能講，那就不會有鄧了嘛！之所以有鄧的時代，就是在以批評、否認毛的錯誤的前提下，才開出一個新的時代。這樣荒唐的提法，我覺得是不自信到極點的一種狀態。一個政黨不能講自己犯過錯誤，不就是“神”了嘛，就是偉大，光榮，一貫正確了。這根本不可能是事實。而且，過去造成的一些錯誤不檢省的話，只會犯更多的錯誤。這是連個王朝的帝王都懂得道理，怎麼現在這些人見識到如此的水準，我真的完全不可理解，不可思議。中共的歷史錯誤不能講，那我們要講什麼？就是中共一貫偉大光榮正確。如果這樣講的 話，就會讓所有人都覺得是滑天下之大稽。恰恰是人們承認自己的錯誤，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贏得尊嚴，贏得未來。而對自己的錯誤沒有檢省，用掩耳盜鈴，鴕鳥方式處理問題的政黨，沒有自信，不會贏得人們真正的信任，也絕對不可能有未來。
中共前後30年的異同
法廣：習近平最近提出，中共掌握政權後的前後30年不能對立起來，認為都是對的。怎麼會出現這個事兒？
張倫：我沒有看到具體的提法，因為現在都是各種各樣的說法。但在有一點上他也沒有說錯：這六十年確實是中共一黨統治方式下來的，許多統治方式是始終如一的。比如最近要搞整黨，包括新聞控制，這些東西，都是一直這麼下來的。那30年和這30年，本質上，老實說，在我看來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但另一方面，這30年和過去30年又有一個重要不同：後30年在相當程度上糾正了前30年的一些錯誤，改正了一些做法。比如，給人們更多一些自由，在經濟領域搞市場經濟，給人們一些新的社會空間。這一點，又是這30年跟過去不一樣的。
那麼，他（習）這個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是說，前30年也對，後30年也對，那麼，如果前30年對，就不會有後30年了；後30年對的話，前30年就肯定是錯。
如果是說，他要堅持一黨專政的管理方式，前後兩個30年一致的這些東西，這方面，恰恰是後30年發展到今天，要有突破，要有一些新的模式發展出來，才能夠不僅僅對這30年，對前30年和這30年都具有的一些問題，做出一些檢省，提出一些新的提法，做一些新的嘗試出來，來開創一個新的時代。從這個角度講，他這樣的說法，我覺得只能是延緩中國社會進步，對中國的未來，對中國的思想解放都不會有什麼好處。
權貴結盟 盡人皆知
法廣：7不講里有“權貴資產階級不能講“，你怎麼解讀這個不能講？
張倫：那當然不能講了嘛！中國現在誰有錢？誰有權？而這個權和錢雙方的結盟，又發展到一個什麼程度？所有中國人，甚至外國人，都心知肚明，當然也是高層心知肚明的事情。你說這些人到底拿了多少錢？貪了多少錢？不要講西方媒體披露出來的關於中共高級領導人家產的問題，到現在為止也沒有下文，沒有解釋，就講他們現在審判的官員，這個鐵道部部長，貪那麼多錢，這不就是權嗎！“貴”是什麼？是那些與權相連的暴富的商人，是他們給他又送女人，又送金錢。這個 “權貴”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利益結盟，這樣一個集團，這是事實，這也是中共自己現在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而是結構性的大規模的腐敗，形成利益集團，否則也不會引起人們這麼多的憤怒和反響。
如果這個提法不能提，那你能不能給我提出另外一個提法？到底是什麼樣的提法？我想，這種粉飾太平，掩耳盜鈴的不正視現實的做法都是內里不自信的表現。其實你真正面對這個問題，勇敢地挑戰，才是真正值得肯定的、能最後找到出路的做法。
司法不獨立 社會不公正
法廣：傳說“7不講”里最後一個不要講是“司法獨立”，你怎麼看不讓講司法獨立？
張倫：不讓講司法獨立，那肯定還是要“黨管司法”，“黨大於法”。但問題是，你司法不獨立，怎麼解決中國社會不公的問題？怎麼解決中國這麼多遍地的冤案？怎麼解決司法里的腐敗？如果說，政法委能管理，能辦好這個事情，能很好的給社會以公正的話， 那中國今天所有的問題，我們就不用談了嘛！
古今中外歷史現實都證明，司法獨立程度和社會公正水準有很直接的關聯，司法越獨立，很大程度上就越能清明。而司法一但清明、獨立，這個社會的冤案才能減少，社會才有更多的公正，人們在受到各種各樣的不平，受到冤屈的時候，社會有矛盾的時候，才能有一種司法救濟的途徑。你沒有這些東西，就是以黨的管理方式來辦案，司法不能獨立，那麼中國的社會不公正，不平之氣，暴烈之氣，只能繼續的發展下去。這是完全可以預見的事情。
如果過去黨辦案能解決問題，那就不用等到今天，今天的所有問題我們也就不用談了。所以“司法獨立不讓講”，我就不知道他們到底要講什麼。但事實上，最近我也看到在探討所謂的司法改革問題。比如說，能不能把地方的司法權力直屬歸中央垂直管理等等。姑且這個問題最後能否從根本上解決司法獨立問題我們不講，但這個思考和嘗試的邏輯本身就是司法獨立的邏輯，就是要司法從地方的行政權力當中獨立出來歸中央管。這樣一個做法在做，但是又不準講，就很讓人無法理解。
“七不講”造成社會和權力緊張
法廣：那麼“七不講”能否緩解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
張 倫：這樣的“七不講”的出現，可能是跟中國現在面臨比較深重的一些危機的狀態有關。而面對這樣深重的危機，中共現在鑒於各種各樣利益上的牽葛，政治上的考 量等等，又不願意邁出比較大的步伐，那麼所有的目標，可能就是維護當下的穩定，統一思想，靠這種舊的方式來應付這樣的局面。但是這些問題從根本上是中國迴避不了的。不管你中共發第9號文件，還是發90個文件，這些問題都是中國歷史、當下社會許多不能迴避的問題。而且從這個角度講，只要你不去面對，以掩耳盜鈴和鴕鳥的方式來處理，只會延誤問題的解決。最終你還要回到這些基本的問題上來，所以你怎麼要求不準講，其實人們內心可能還是都要講。社會追求的取向也還要向這方面發展。 它造成的社會緊張和權力的緊張只能更嚴重。
“七要講”才是中國的希望
法廣：中國的改革與轉型朝着什麼方向走？
張倫：中國的和平轉型，和平改革漸進， 能夠走出一個可能的方向，其實在我看來，恰恰是“7不講”當中的東西都要講。出於現實的一種考量，我們可以不一定用一種激進的方式講，但是用漸進的方式來講，讓這些東西深 入人心，比如說自由，人權，民主，法治這些慢慢都要講才行。新聞自由，要給人們多一些新聞的空間，這樣才可能真正糾正執政者的失誤，監督腐敗。沒有新聞自由，你談什麼“把權力關到籠子里”？習總講這句話，不是完全一句空話嗎？“公民社會不講”，你怎麼能建設一個新的現代的社會形態？“公民權利不講”，共產黨錯誤的歷史真相不能面對，這些都絕不能有助於中國的社會進步。所以，恰恰是循着現有的法律框架，通過改革的方式，多講這些東西，中國方能夠走出一個希望來。在我看來，也是唯一的一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