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領導層上台後將意識形態的調子定為“七不講”。包括“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都不能講。就“七不講”對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什麼影響？法廣《人與社會》採訪法國塞爾齊-蓬多瓦茲大學副教授張倫先生。張倫首先從“七不講”的傳達方式說起：
“七不講”下達方式體現管制危機
張 倫：究竟到底有沒有“七不講”？人們基本上認定有這樣一個東西。不過可以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一個冠冕堂皇黨的一個正式主張，我們在網上，特別是國內的網上，經常是查不到。確如有人說，執政黨的一些做法像地下黨一樣的方式在進行。從這個角度本身，你也可看出來，作出這樣的一個決定者，發出這樣的指令者自己就覺得這些事情有些理不直氣不壯。這種做法，從90年代就開始了，比如說，一個中宣部官員給一個報紙或一個出版社下指令，他經常是通過打電話的方式，不留名的，你都不知到是誰，但是你知道有這樣一個指示。這些管理方式所體現出，透露出的，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完全是一個管制危機，一個合法性缺失之後帶來的管制危機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大概要從根本上進行合法性的再造，包括一些管制，社會治理的更新才行。但是，最近官方給出的這樣信息，又顯示恰恰是要重拾一些舊的，倒退到甚至是三十幾年前，甚至是三、四十年代中共的一些做法，這是讓人極其困惑的事情，在我看來，大概也是註定要失敗的一場運動。
七不講出台為習近平立威？
法廣：有一種傳說認為“七不講”出台是劉雲山他們負責宣傳的人搞的，像是中共高層的內部鬥爭，您認為它出台的意圖是什麼？
張 倫：到今天為止，為何出台這樣一個文件，還是眾說紛紜，有不同的說法。由於中國的許多運作都是不透明的，我們也完全不清楚到底其中的各種奧妙是什麼。但是“七 不講”的原本大概是源自於中共中央辦公廳發的9號文件。那麼從這個角度講，從發出這樣文件的機構來看，我覺得，所謂劉雲山獨自，擅自運作的可能性似乎並不大，至少可能是來自更高層的一些統一部署。所以這裡面可能就牽扯到許多其他的原因。一方面，是不是中國整個的形勢，有許多地方惡化到讓主政者覺得必須用這種傳統的所謂統一思想，向左轉的方式來進行一些“思想統一工作”，這個我們在過去中共歷史上的政治運作當中也看得很清楚，經常會有這種現象；另一方面是不是跟“新主”執政，希望借“統一思想”形成某種政治權威有關係？我想，這可能也是解釋原因之一。
不講普世價值 將國家引向死路？
法廣：為什麼“普世價值不要講”？
張倫：普世價值不要講，這很需要正面討論。如果官方公開說說“我們就是不要普世價值”，那這個事情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什麼是普世價值？普世價值如果指的是：自由，民主，人權，且不說現在剛下台的領導人曾經主張過這些東西，比如溫家寶，甚至胡錦濤，甚至中國憲法裡邊也談到了，也承認，接受這些東西，連中共理論的老祖宗馬克思也講過這些東西。那為什麼現在突然間不許講了呢？不是說這些源自西方的東西是普世價值，中國的仁，義，理，智也有它的普世性，為什麼不可以講？普世價值是人類可以共同接受的一些東西，是關係到人的尊嚴，人的權利，人類的和平的最基本的東西。為什麼不能講？普世價值不能講，說要講中國特色，中國特色是什麼東西？難道是黨的領導？這不是要把這個國家整個的心態引向一個非常偏狹的民族主義上去嗎？這對這個民族會有什麼好處 嗎？當然會有很負面的，甚至會有些災難性的後果要出來了。所有當年那些法西斯國家，像希特勒，像墨索里尼，像日本，都是要拒絕所謂的普世價值，都是要講自己的那個“大日耳曼”等等這些東西，這是很危險的，也絕對是一條死路。這種拒絕普世方式只能引導中國越來越走向狹隘的立場。
不講新聞自由 違背中國憲法
法廣：七不講還有“新聞自由”不要講。
張 倫：“新聞自由不要講”這個東西說白了就是官方要控制輿論，要黨管媒體。這個東西，不說和現有的中國憲法相違背，和人類的趨勢相違背，和中國人自己的期望，要落實知情權的這種願望相違背，老實說，跟中共自己三、四十年代，在延安時候的一些提法也是相違背的。當時中共是大講新聞自由的，是反蔣介石，都主張新聞自由的。毛講中國要四大自由等等。所以新聞自由不要講，說到底就是要控制公民的知情權，這個對中國的社會進步帶來的問題已經是有目共睹的。這種新聞控制不是什麼新鮮事。之所以今天強調不要講原因可能是這樣：由於新媒體的出現，社會爭取新聞自由的空間越來越大，新聞界人士也在為中國的新聞自由而努力，中共恐怕這樣下去新聞失控，擔心一些很不好看的事情被曝之於光天之下。所以新聞自由不能講，還要控制一下。這可能是這個不講的出台背景。
不講公民社會 阻礙社會健康發展
法廣：還有一個“公民社會不能講”?
張 倫：公民社會這個概念是最近二三十年，在中國的學術界，理論界，到社會各界，慢慢發展傳播出來，接受的一個術語。這個術語從西方的歷史角度講，是有它的一些脈絡。但從中國這個社會來說，過去也不是沒有東西可以銜接的。比如說，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社會的這樣一些空間和組織，可以叫它是傳統的民間社會。毛的時代，由於國家權力的強化，無所不包，把整個社會給吞噬掉。改革開放之後，社會開始慢慢有自己獨立的空間，一些協會，一些團體，民間傳統社會的一些形態都重新出來了。這些東西只要是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避免的事情。你怎樣建設一個新型的現代的社會形態，讓公民在這個社會當中，有自己基本的權利，同時有基本的社會交往的一種組織方式，同時跟國家權力能夠有一個很好的互動，不是所謂傳統那種“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狀態，作為現代社會的發展，這個公民社會是必然的，無法避免的，中國社會也一定要走的趨勢。難道我們不建設公民社會，不建設一個法治的，跟國家有健康關聯的社會形態，難道還要黨全部都管起來，或是回到傳統社會形態，來個大家長，氏族，家族的社會管理方式不成？這是根本不可行的。所以說“公民社會不要講”是會帶來極其惡劣的後果，就是中國的社會形態，無法在今天現代的情境下，在市場經濟的情境下，能夠健康發展起來的。
不講公民權利 回到臣民社會？
張 倫：跟這相關的“七不講”當中又提到“公民權利不要講”。我覺得這已經到了荒唐之極的狀態了。公民，從近代的梁啟超先生等人提出“國民”，“公民”，發展 下來，一直是中國社會走向現代政治文化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從臣民到公民，這是中國人必須要逾越的一個巨大的歷史鴻溝。那麼，公民權利不要講，那要講什麼？公民本身之所以能夠存在，他的定義就是具有權利，因為有權利，才有公民的存在，沒有權利，公民就不存在了，就是臣民，就談不上是獨立的個體。那“公民權利不要講”，公民還有什麼？什麼都沒有了！公民沒有了，中國就是回到共產黨“老子管下的“要說你是什麼就是什麼的”一個臣民社會。
張 倫：我現在非常擔心一件事：如果按照這樣“七不講”的方式作為中共下一步的意識形態和中共整個宣傳的基調，這不僅跟中國的歷史發展趨勢相違，而且所有改革開放下來，中共為適應改革開放的形勢，為適應這個世界所確定下來的一些重大國策方針，幾乎全部要顛覆掉，全部要否認掉。比如說依法治國，依法治國的前提是要尊重公民和公民的權利。這個公民的權利不可以談了，所有的東西就是釜底抽薪，全不成立了。所謂的憲法，所謂中國的法制建設，甚至企業家的合法所得，工人，農民， 所有的合法所得收益，最後能不能得到確認，得到保證，都是要畫問號了。如果我們不再講公民權利，公民沒有維護自己權利這樣的法律依據，所有過去這些年刑法，訴訟法，民法等這方面的進步就沒有思想意義上的合法性了。像物權法等等這些經過了反覆推敲，各種各樣人推動十幾年，最後才出台，才落實的東西， 很可能將來就失去存在的正當性了。那麼以後，強拆房子，扒公民的房子，搶農民的地，都會順理成章了。所以，這樣一個提法是極其危險的，不能讓這樣的提法在中國真正得到“合法性”。說到底，公民的權利的落實和得到保護是中國未來發展最根本的一個方向。
歷史錯誤不能講是不自信
張倫：“中共的歷史錯誤不能講”，據說它的前提是要“繼續高舉毛鄧旗幟”。如果說毛的錯誤不能講，那就不會有鄧了嘛！之所以有鄧的時代，就是在以批評、否認毛的錯誤的前提下，才開出一個新的時代。這樣荒唐的提法，我覺得是不自信到極點的一種狀態。一個政黨不能講自己犯過錯誤，不就是“神”了嘛，就是偉大，光榮，一貫正確了。這根本不可能是事實。而且，過去造成的一些錯誤不檢省的話，只會犯更多的錯誤。這是連個王朝的帝王都懂得道理，怎麼現在這些人見識到如此的水準，我真的完全不可理解，不可思議。中共的歷史錯誤不能講，那我們要講什麼？就是中共一貫偉大光榮正確。如果這樣講的 話，就會讓所有人都覺得是滑天下之大稽。恰恰是人們承認自己的錯誤，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贏得尊嚴，贏得未來。而對自己的錯誤沒有檢省，用掩耳盜鈴，鴕鳥方式處理問題的政黨，沒有自信，不會贏得人們真正的信任，也絕對不可能有未來。
中共前後30年的異同
法廣：習近平最近提出，中共掌握政權後的前後30年不能對立起來，認為都是對的。怎麼會出現這個事兒？
張倫：我沒有看到具體的提法，因為現在都是各種各樣的說法。但在有一點上他也沒有說錯：這六十年確實是中共一黨統治方式下來的，許多統治方式是始終如一的。比如最近要搞整黨，包括新聞控制，這些東西，都是一直這麼下來的。那30年和這30年，本質上，老實說，在我看來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但另一方面，這30年和過去30年又有一個重要不同：後30年在相當程度上糾正了前30年的一些錯誤，改正了一些做法。比如，給人們更多一些自由，在經濟領域搞市場經濟，給人們一些新的社會空間。這一點，又是這30年跟過去不一樣的。
那麼，他（習）這個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是說，前30年也對，後30年也對，那麼，如果前30年對，就不會有後30年了；後30年對的話，前30年就肯定是錯。
如果是說，他要堅持一黨專政的管理方式，前後兩個30年一致的這些東西，這方面，恰恰是後30年發展到今天，要有突破，要有一些新的模式發展出來，才能夠不僅僅對這30年，對前30年和這30年都具有的一些問題，做出一些檢省，提出一些新的提法，做一些新的嘗試出來，來開創一個新的時代。從這個角度講，他這樣的說法，我覺得只能是延緩中國社會進步，對中國的未來，對中國的思想解放都不會有什麼好處。
權貴結盟 盡人皆知
法廣：7不講里有“權貴資產階級不能講“，你怎麼解讀這個不能講？
張倫：那當然不能講了嘛！中國現在誰有錢？誰有權？而這個權和錢雙方的結盟，又發展到一個什麼程度？所有中國人，甚至外國人，都心知肚明，當然也是高層心知肚明的事情。你說這些人到底拿了多少錢？貪了多少錢？不要講西方媒體披露出來的關於中共高級領導人家產的問題，到現在為止也沒有下文，沒有解釋，就講他們現在審判的官員，這個鐵道部部長，貪那麼多錢，這不就是權嗎！“貴”是什麼？是那些與權相連的暴富的商人，是他們給他又送女人，又送金錢。這個 “權貴”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利益結盟，這樣一個集團，這是事實，這也是中共自己現在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而是結構性的大規模的腐敗，形成利益集團，否則也不會引起人們這麼多的憤怒和反響。
如果這個提法不能提，那你能不能給我提出另外一個提法？到底是什麼樣的提法？我想，這種粉飾太平，掩耳盜鈴的不正視現實的做法都是內里不自信的表現。其實你真正面對這個問題，勇敢地挑戰，才是真正值得肯定的、能最後找到出路的做法。
司法不獨立 社會不公正
法廣：傳說“7不講”里最後一個不要講是“司法獨立”，你怎麼看不讓講司法獨立？
張倫：不讓講司法獨立，那肯定還是要“黨管司法”，“黨大於法”。但問題是，你司法不獨立，怎麼解決中國社會不公的問題？怎麼解決中國這麼多遍地的冤案？怎麼解決司法里的腐敗？如果說，政法委能管理，能辦好這個事情，能很好的給社會以公正的話， 那中國今天所有的問題，我們就不用談了嘛！
古今中外歷史現實都證明，司法獨立程度和社會公正水準有很直接的關聯，司法越獨立，很大程度上就越能清明。而司法一但清明、獨立，這個社會的冤案才能減少，社會才有更多的公正，人們在受到各種各樣的不平，受到冤屈的時候，社會有矛盾的時候，才能有一種司法救濟的途徑。你沒有這些東西，就是以黨的管理方式來辦案，司法不能獨立，那麼中國的社會不公正，不平之氣，暴烈之氣，只能繼續的發展下去。這是完全可以預見的事情。
如果過去黨辦案能解決問題，那就不用等到今天，今天的所有問題我們也就不用談了。所以“司法獨立不讓講”，我就不知道他們到底要講什麼。但事實上，最近我也看到在探討所謂的司法改革問題。比如說，能不能把地方的司法權力直屬歸中央垂直管理等等。姑且這個問題最後能否從根本上解決司法獨立問題我們不講，但這個思考和嘗試的邏輯本身就是司法獨立的邏輯，就是要司法從地方的行政權力當中獨立出來歸中央管。這樣一個做法在做，但是又不準講，就很讓人無法理解。
“七不講”造成社會和權力緊張
法廣：那麼“七不講”能否緩解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
張 倫：這樣的“七不講”的出現，可能是跟中國現在面臨比較深重的一些危機的狀態有關。而面對這樣深重的危機，中共現在鑒於各種各樣利益上的牽葛，政治上的考 量等等，又不願意邁出比較大的步伐，那麼所有的目標，可能就是維護當下的穩定，統一思想，靠這種舊的方式來應付這樣的局面。但是這些問題從根本上是中國迴避不了的。不管你中共發第9號文件，還是發90個文件，這些問題都是中國歷史、當下社會許多不能迴避的問題。而且從這個角度講，只要你不去面對，以掩耳盜鈴和鴕鳥的方式來處理，只會延誤問題的解決。最終你還要回到這些基本的問題上來，所以你怎麼要求不準講，其實人們內心可能還是都要講。社會追求的取向也還要向這方面發展。 它造成的社會緊張和權力的緊張只能更嚴重。
“七要講”才是中國的希望
法廣：中國的改革與轉型朝着什麼方向走？
張倫：中國的和平轉型，和平改革漸進， 能夠走出一個可能的方向，其實在我看來，恰恰是“7不講”當中的東西都要講。出於現實的一種考量，我們可以不一定用一種激進的方式講，但是用漸進的方式來講，讓這些東西深 入人心，比如說自由，人權，民主，法治這些慢慢都要講才行。新聞自由，要給人們多一些新聞的空間，這樣才可能真正糾正執政者的失誤，監督腐敗。沒有新聞自由，你談什麼“把權力關到籠子里”？習總講這句話，不是完全一句空話嗎？“公民社會不講”，你怎麼能建設一個新的現代的社會形態？“公民權利不講”，共產黨錯誤的歷史真相不能面對，這些都絕不能有助於中國的社會進步。所以，恰恰是循着現有的法律框架，通過改革的方式，多講這些東西，中國方能夠走出一個希望來。在我看來，也是唯一的一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