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轟烈烈的諾貝爾獎周剛剛過去，人們還是要問，究竟具備什麼樣的要素才能獲得諾貝爾獎？眾所周知，要戴上諾貝爾獎這頂科學的桂冠，需要很多的東西，人力資源，周圍人的支持，也許還需要一點運氣。有一個基本的要素人們卻很少提到，它也許比其它因素更重要：民主。
2013年全部揭曉的諾貝爾獎也毫無例外地證明了這一點。一些科學家指出，在獲取諾貝爾獎方面佔壓倒性優勢的國家，有些概念也佔據壓倒性優勢，比如鼓勵個人創新、重視個人自由等等。
瑞典一位前諾貝爾醫學獎委員會成員說，獲得諾貝爾獎至少要有起碼的人力的物力的資源。但重要的是：要出科學成就同樣需要一個開放型的社會，一個健全的民主制度。
美國數學家沃倫∙史密斯解釋說，其實，一個簡單的科學分析就足以證明，民主國家幾乎壟斷了諾貝爾獎。
如果要尋找一個在社會民主程度與這個社會生產諾貝爾獎得主的能力之間的關聯繫數，很明顯，民主制度的國家能夠做到，其它制度的國家則做不到。
這也許是一個巧合，但其實不然。，這種令人吃驚的巧合的可能性也許只有百分之一。
蘇聯曾經誕生了許多大科學家，但是，蘇聯獲得的諾貝爾獎如以人頭計算，比美國少了17倍，比丹麥更少了39倍。
很明顯，瑞典皇家學院頒發的諾貝爾獎絕大部分落在了西方人手中。這一點從數字上一目瞭然，834名諾貝爾獎得主中，美國出生的佔了247名。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出生在他國，後來到美國從事科學研究事業研究的科學家。
與美國的情形相反，中東似乎被瑞典皇家學院整個拋棄了。也許可以找到解釋這一現象的種種理由，包括宗教的理由。
英國無神論者理查德∙道金斯甚至在推特上寫道：所有的穆斯林加在一起，拿到的諾貝爾獎不及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
得理不讓人，他的說法很刺激，阿聯酋沙迦美國大學的阿爾及利亞天文學家Nidhal Guessoum反駁說，不僅僅穆斯林才這樣。
他舉巴西的例子來佐證。他說：“巴西，兩億居民。至今沒有在任何一個領域贏取一個諾貝爾獎。而擁有8000萬人的埃及，已經獲得了四個諾貝爾獎。包括科學獎。儘管得獎者的研究成果是在美國獲得的”。
無論如何，顯而易見的是，缺乏悠久的民主傳統，似乎是那些至今沒有或者極少得到諾貝爾獎光顧的國家的共同特徵。
巴黎大學哲學教授讓∙斯坦諾認為，這些國家缺乏民主文化，缺乏討論和爭論的習慣。而科學需要辯論。必須能夠持有與對方不同的意見但不至於辱罵對方。
瑞典諾貝爾醫學獎得主蘇恩•伯格斯特龍在他著名的一場演說中有進一步的闡釋，他描述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學擴張的情景時指出，“大學研究迅速增長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蓬勃開放的體制，可以把它稱之為研究工作者的民主制度” 。
一些政治學研究者注意到，每一個諾貝爾獎得主都以自己的方式，以一定的創造性來自由地表述，這使得他們的科學研究有時走向出人意料的方向。
他們認為，一個民主的環境不但對實驗室很重要，對科學家生活的周遭環境也很重要。
13億人口之眾的中國說起來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獲取諾獎的寥若晨星，諾貝爾科學獎更是零數。華文報紙『世界日報』近日在題為“為何中國難產生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社評中有精闢的分析。概括起來，大致是今日中國依然是一黨體制下的“一言堂”社會氛圍，社會要求年輕人不要“標新立異”，不要挑戰既有秩序，不要具有批判性思維，最好唯唯諾諾，唯官方和家長為對錯。而日本也有“考試地獄”，但它畢竟有多元化的民主體制，因此，時不時也能出科學類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另外，恐怕就是中國的大學成為黨國政治的地盤，使科學、民主、自由及獨立研究無法成為學校的主流價值。
一些政治學家們舉例說，海灣國家花費了天文數字般的錢款，建立大學，在嚴密封閉的社會裡提供了一個稀有的自由空間。可是，這些大學直到目前沒有任何明顯的收效。因此，在一個整體封閉的大環境下，在沒有一個更大膽的社會制度做保障的前提下，試圖人工地在一個小環境里製造創新的文化可能是徒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