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節目已經介紹：1957年訪問中國後，埃德加•富爾把自己對中國的觀感集結成書送給戴高樂將軍，並與當時下野的戴高樂就與大陸中國建交的可能性進行過一次長談。1960年間，重新上台的戴高樂將軍再次詢問富爾對與中國建交的看法時，富爾考慮到中國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的立場，認為法國正式外交承認北京的時機尚未來到。
埃德加•富爾回顧說：直到1963年，巴黎正式承認北京的事宜都被擱置着，與此同時，越南等東南亞局勢不斷惡化。1963年8月間，戴高樂將軍對越南局勢發表一次重要講話，提出越南問題的嚴重性。兩個月後，越南總統吳庭艷被暗殺，再次證明戴高樂的遠見卓識。
當戴高樂再次徵詢富爾對與北京建交的意見時，富爾有把握地表示：現在情況全然不同了，因為：一，現在阿爾及利亞問題已經過去，二，由於中蘇交惡，北京也處於困難境地。三，面對美國，您一直採取獨立立場。現在無論您再多獨立一點或少獨立一點，美國人也不會太敏感驚訝的。戴高樂將軍回答富爾說“您是應該去中國”。
富爾告訴戴高樂說：他對當時惡劣的中蘇關係有興趣，想去莫斯科和北京，而北京也已經對他發出了正式邀請。戴高樂則對富爾說：“您是應該去中國，而且是代表我去。”同時建議富爾不要先後去莫斯科和北京兩個地方。為了給北京之行增加一層煙霧，戴高樂建議富爾要先去柬埔寨看望他的朋友西哈努克，然後再去北京，回程則從北京經過印度新德里。戴高樂覺得給他不認識也尚未承認的北京領導人寫信不合適，就書寫一封給富爾本人的信，信中任命富爾為他前往北京的代表。
富爾說：在準備北京之行的過程中，他能感覺到戴高樂希望儘快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願望，但當有其他官員在場時，戴高樂的態度就不夠明確，讓他更感覺此事敏感需要保密的一面。法國外交部那時認定：由於台灣問題的難度太大，與北京建交幾乎是不可能的。
1963年10月，埃德加•富爾作為法國總統戴高樂的代表，對中國進行非正式不公開訪問，展開巴黎與北京的建交談判。富爾回憶說：他一到廣州，就受到廣州市長的接待，使他馬上體會到中方對他的接待是正式的。這位市長的講話詞中，除了提到加強中法雙方經濟文化關係外，還有加強政治關係的新內容。到北京的第二天，富爾就受到中國總理周恩來的接見。富爾呈上戴高樂的信，中國總理要求留下信進行研究。在當晚中國對外友好協會的晚宴上，中國外長陳毅特意從外地趕回參加。
富爾說：他本來計畫在北京停留兩星期，不多不少就兩個星期，即便任務完不成也沒有必要延長。充滿這兩周的是政治性談話，其中三天他去了內蒙古等地遊覽。他發現與他談判的中國官員很高興他能離開幾天，好叫他們有時間考慮富爾提出的建議。陪同富爾遊覽內蒙古的一位中國外交部官員一路上不停地就各類問題提問，每天晚上還要給上級寫報告。
離開中國前的三天里繼續談判，兩周中總共談了六天左右。富爾說：中國官員長時間地重複他們的觀點，他們的表達方式是一二三從頭說起，講許多一般性的大道理。我明白他們的談話方式後，就也像他們一樣地長篇大論，他們能說45分鐘，我也說45分鐘。我們一起談了許多“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現代歷史”的話題，在這些談話的空隙中，再來討論我們能具體寫出什麼文件。當然，對台灣問題，我拒絕討論細節。我的信條是：我們不能在台灣問題上下保證，但我們可以按國際法處理，而國際法不允許同時承認一個地方的兩個政府。我認為：如果法國承認北京政府，只要恢復原有的法國駐北京使館就可以了，而且我們那時在台灣也只有一個臨時代辦處。我相信只要我們承認北京，台灣就會立即與我們斷交。於是我最後給了中方一個奇怪的保證：只要台灣與我們斷交，我們就會與台灣斷交。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法國無害的保證。
談判結束後，中方請富爾到上海見毛澤東周恩來和陳毅，他在最後文本上簽字，但聲明要把文件帶到巴黎由戴高樂將軍做決定。周恩來也在文件上簽字。為了保密，富爾沒有經過香港，而是從中國經過仰光，在那裡他才有機會親自打字給戴高樂寫報告，富爾由到印度交給法國使館人員送到巴黎。當富爾回到巴黎後，戴高樂將軍對他說同意他的建議，正式承認北京。但法國正式承認北京的行動直到1964年1月27日才正式宣布，原因之一是發生了美國總統肯尼迪被暗殺事件，富爾就是在該消息傳來的當天見到戴高樂，所以記憶深刻。
回顧這段歷史，富爾感嘆中法建交談判過程的複雜和困難。當周恩來在文件上簽字時，其實中方還並沒有得到任何法國肯定會與其建交的保證。而富爾與中方在北京時曾經設想了兩種可能性, 一種可能是中法簡單完全地建交，另一種可能是僅僅建立經濟文化雙方機構。富爾透露：他在仰光給戴高樂寫報告時，因為擔心戴高樂猶豫不定，而只提出了第一種可能性，他打算如果第一種可能性不成功的話，再提出第二種也來得及。富爾說：以後的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多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