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2012年獲諾貝爾獎之後，有人批評他是中國體制內的作家，不應該獲獎。莫言本人如何看待政治與文學之間的關係，以及諾貝爾獎給他的生活帶來的變化，莫言在接受法廣專訪時就這些問題做出了回答。
莫言：我想政治和文學永遠也不可能分開，但是一個好的作家不會滿足於自己的作品和政治一樣大，並不是說想通過文學的手段來描寫政治和展示政治，而政治只是文學描寫的一種背景。好的作家的作品是既不脫離政治但是又高於政治，是寫人的，屬於全人類。
法廣：當您的作品《豐乳肥臀》出版以後，也受到不少的壓力，有人甚至說這是一部反黨的作品，當時這些評論對您是否造成傷害？
莫言：這種情況當時確實給我造成了一定的壓力，我認為這是對我的作品的誤解，因為我覺得在《豐乳肥臀》這本書里，我最大的勇敢之處就表現在我是站在一個超階級的立場上，小說描寫了國民黨領導的軍隊，也描寫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我是把他們當人來寫的。
過去一些涉及到戰爭的作品往往是站在階級的立場上，中國大陸的作家把共產黨寫成神，把國民黨寫成鬼，而台灣的一些作家，我在50，60年 代也看過他們的一些作品，他們是反過來，是把國軍寫成神，把共軍寫成鬼，進行醜化。所以我覺得客觀公正的描寫就是要站在超越階級和政黨的基礎上，從人的觀點，從人性的角度對這段歷史進行描寫，我覺得這是我作為一個作家的良心指引導致的結果。
當時我還在軍隊裡面，軍隊里的一些老作家當然不會同意我的這種寫法，所以就寫了文章進行批評，這一點我也理解他們，但是我不認同他們，後來我就想還是轉業，離開部隊比較合適。
後來我就去《檢察日報》做記者，但是也不是第一線的記者，因為我們的報社裡有一個影視部，這是一個專門負責拍攝電視劇和紀錄片的一個部門，我在裡面做過編劇，藝術監督，我覺得也是蠻有意思的。
法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會給您帶來一些批評的聲音，您如何看待這些聲音？
莫言：剛開始對一些別有用心，不切實際的批評我當然也會很不高興，後來我就理解了，我覺得這完全是正常的。因為諾貝爾獎這個榮譽多數人都想得到，有些人覺得他們比我優秀，比我更加符合諾貝爾文學獎的標準，但是沒有得到，我得到了，所以惱羞成怒，我可以理解，也很同情他們。
法廣：您在獲獎感言上最後講了三個故事，第一個故事是講你小時候和班級去參加一個活動，同學們都哭了，只有一個沒有哭，後來這個小朋友受到批評，為什麼講這個故事？
莫言：這在很長時間內都是一種現實：就是不允許別人不一樣，而且這也變成了一種自覺，大家都千方百計和別人一樣，包括穿衣服，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時候，有誰敢在穿衣服方面標新立異？所以我就講了這個我上小學的時候發生的故事。
有一次我們去參觀階級教育展覽館，那裡面描述了地主對貧農殘酷的迫害，有一個同學好像很驚愕，但他沒有哭，後來我就告訴老師，老師說實際上來告他狀的不止我一個，有好幾十個同學都來告這個姓方的同學的狀。
2007年的時候，聽我父親講這個同學去世了，我就想起來少年時期發生的這件事情，由此我就反思這件事情，即使是到了現在這樣比較開化的時代，頭腦中是否還會有這種想法，當自己悲痛，流眼淚的時候，是不是看到別人沒有流眼淚會感到不高興呢？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大多數人對別人的這種綁架是很可怕的。有時候會站在道德的高地上逼着別人表態，逼着別人符合自己的觀點，一旦別人保持了某種程度的沉默，就會立刻對這個人展開攻擊了。有的人可以拔刀相助，做出上天入地的英雄行為，有的人就是埋頭耕種，苦的淚流滿面，捶胸頓足，而有的人是在冷眼旁觀。我想在沒有違反法律，沒有傷害別人的情況下，跟別人不一樣的表現也是應該可以允許的。
第二個故事是我在部隊里在宣傳科工作的時候，我們的副參謀長，一個級別很高的老領導，他實際上是去找我們的科長，他推開辦公室的門一看科長沒在，就說“哦，沒人！”，我當然十分清楚他想表達的意思是說，他想找的人不在，他並不是目中無人，不把我當人看，但是我就按照這種表面上的合理性去反擊他，說：“難道我不是人嗎？”最後把他憋的滿臉通紅，一聲不吭就走了。
我明明知道他的本意並不是要蔑視我，要侮辱我，我又何必要讓別人下不了台呢？我就借這個故事表現我對領導，哪怕是比我級別高的領導也敢於針鋒相對，敢於反抗，年輕時候我覺得這是值得驕傲的，但是隨着年齡的增長，我覺得這個人不僅僅是一個長官，同時也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同時他是一個 人，我沒有必要在知道別人本意的情況下，故意傷害，讓別人下不了台。所以我就表達了我的懺悔，這恰好是我精神虛弱的表現，真正的強者是沒有必要針鋒相對的，真正的強者會有好多方式來顯示自己的寬容。寬容是最大的勇敢。
法廣：第三個故事講的是八個人在一個破廟裡，結局十分出人預料……
莫言：這是 我爺爺當年講的一個故事，說的是一群泥瓦匠去幫別人幹活，中途遇到了暴風驟雨，然後他們就躲到一個破廟裡去避雨，這個時候外面電閃雷鳴，按照民間的說法，打雷是雷公要劈人，所有的人都嚇壞了，他們就說八個人中必有一個人做了傷天害理的事情，雷公今天要把他劈死，不能因為一個人讓大家受牽連，所以就想了一 個辦法，說打開廟門，把鬥笠往外扔，誰幹了壞事，鬥笠就會被風吹走，結果有個人的鬥笠被風吹走了。但是他們剛把這個人扔出去，破廟就嘩地一聲垮了......
後來一個研究《聊齋志異》的專家也告訴我，聊齋上也有類似的故事。我之所以講這個故事就是想說，有時候大家多數人未必真的佔據了真理，不知道這樣一種把別人判處死刑的做法本身也是一種犯罪。
法廣：什麼時候開始使用莫言這個筆名的？
莫言：從寫作之初，1981年開始發表作品的時候就用莫言這個筆名。
法廣：您曾說自己在寫作的時候是“色膽包天，狗膽包天”，但是在生活中卻是一個“可憐蟲”，能不能說您在寫作時是莫言，生活中是管謨業？這兩個人的關係如何？
莫言：這兩個人當然是有矛盾的，但是也是統一的。寫作的時候不是一種正常的生活狀態，寫作的時候是進入了一種創造的世界，寫作的時候作家的情感和思想是和作品裡的人 物命運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在寫作的過程中，作家的魂靈經常就會寄託在他寫的小說里的人物身上。就是說我時而是好人，時而是壞人，時而是男人，時而是女人，這樣才能使人物形象具有鮮明的生命力，但是一旦脫離寫作狀態，回到生活中，就是一個普通人。
如果一個人到了生活里依然不忘記自己的詩人和作家的身份，就是一個神經病了，老婆也會用棍子把他打出去的，所以在生活中我還是做該做的事情，在和人交往的過程中還是要遵循我們中華民族傳統的仁，義，禮，智，信這些 基本的準則。當然我的小說里可以寫地皮流氓，無法無天，毫無良心，毫無廉恥，但是在生活中我當然不能這樣做，我還是要做一個我認為的好人了。
法廣：諾貝爾文學獎給您的生活帶來了什麼變化？
莫言：諾貝爾文學獎表面上看，讓我成了名人，過去有好多人不認識我，過去有還多人跟我毫無交往，現在也都說跟我有這樣那樣的關係，也有人想通過我獲獎者的身份達到自己的目的，讓我幫他們辦一些事情，也有一些學校，一些單位邀請我去做演講，擔任客座老師。這些都是表面的變化，我的內心還是非常堅定的。我在瑞典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也說了八個字，當一個記者問我當時的心情如何時，我說我是“心如巨石，風吹不動“，就是說我做人的基本觀念不會因為我的了諾貝爾文學獎發生動 搖，基本的原則和信仰也不會因為成為諾獎的獲得者而發生改變，做人的基本準則也不會因為戴上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而忘乎所以，飄飄然做出一些令人恥笑的事情來。
法廣：能不能披露一下下一部作品？
莫言：我的抽屜里有好幾部已經開了頭的作品，有話劇已經寫了三分之一，有一部京劇也寫了一個開頭，有一部短篇，還有一些長篇故事也都已經構思的相當成熟。
法廣：期待您的新作品問世。
感謝莫言接受法廣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