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中國農曆新年之機，法國同性戀雜誌Tetu與新成立的巴黎中國同志周協會共同主辦了主題活動周，從文化、歷史、社會等不同角度，關注中國同性戀問題。我們特別跟蹤了巴黎中國同志周關於中國同志出櫃問題以及女性問題的專題討論活動。
出櫃與否的糾結
在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背景下，作為性少數群體的同性戀者尤其面對着社會與家庭的雙重壓力。中國雖然已經實現了同性戀問題非罪化，同性戀也不再被看作是精神疾病，但官方媒體對同性戀話題的避諱以及民間團體活動空間的狹小都使得同性戀話題難以進入公共話語空間，同性戀在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敏感話題。如果說性取向本是個人生活私事的話，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人”的觀念對於同性戀人群來說無疑形成一種特別的壓力。是否公開自己的性身份因此是令中國或者說華人世界同性戀者十分糾結選擇。2月25日，在巴黎三區市政府舉辦的“隱還是顯，這是不是個問題”的討論會上，來自不同城市的華裔同性戀者介紹了他們各自的體會。對於來自香港、目前活躍在法國媒體的跨性人Sony Chan來說，出櫃與否根本不是問題，因為她從未掩飾自己與眾不同；但在法國出生、長大的Danielle 雖然積極活躍在同性戀團體，卻沒能向父母明白說出自己的性取向。如今在法國工作、學習的Adam在猶豫多年之後，還是向遠在中國的父母說明了真實情況，他這樣解釋他的選擇：
Adam : “首先，我自己性格比較誠實，比較直率，我認為，父母應該，而且是有必要知道自己子女究竟是什麼樣。作為兒子，我不想讓父母在離開我的那一刻都認為我是和真實的我不一樣的我，我想讓他們了解真正的我，所以我要告訴他們（我是同性戀）。“
法廣：那您在告訴父母真實情況之前，是否也想到這樣的消息對他們來說，也會是一種精神上的打擊？
Adam : “我當然考慮到了這個問題，而且，我可以告訴您，這個問題我考慮了不是五年、八年，而是將近十年，甚至可能更多。但是，我覺得我必須對我自己負責，對自己的父母負責。我知道有很多中國的同性戀者找到一些解決方式，比如假結婚。但是，我覺得，這樣做首先是對自己不負責，另外，對自己的伴侶也是不負責的。我不是很驕傲，但我很有道德感，我不能對不起自己，更不能對不起別人。如果我用這種方式（假結婚）的話，我非但自己一輩子活在一個大謊言里，我還把另外一個人帶到我的大謊言中，所以我絕對不會、也絕對不能這麼做。所以我覺得向父母坦白很必要。”
不過，倡議發起了這次巴黎中國同志周活動的Christophe 認為，向父母承認自己的性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將圍繞同性戀問題的社會壓力轉移到了父母的身上。
Jess 目前在荷蘭讀書，專攻法律、人類學，研究主題是中國男女同性戀與家庭的關係。她雖然積極關注同性戀話題，但並沒有決定告訴父母自己是同性戀，對於那些認為應當公開擔當同性戀身份的主張，她有些不以為然，在她看來，性取向並不是“我之為我”的全部：
Jess :” 我其實想說的是，出櫃不見得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最好的選擇。如果你條件允許、人格夠獨立、經濟夠獨立、與父母的關係沒有那麼緊密，那麼，出櫃對他們影響小，對自己影響小，那當然是好的（選擇）。但是我覺得不應該把出櫃當作唯一的或者是最好的出路。我們回頭看那些已經接受了兒女出櫃的父母，他們都會說：我兒子這麼優秀，與異性戀有什麼不同？！他依然很好……但是，這種情況的前提是他們的兒子比如說經濟情況很好，事業等各個方面都很優秀。可是，我們有很多同志，無論男女，可能沒有工作，經濟情況也不好，在社會上也不那麼風光，那他（她）要不要出櫃？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警惕這種認為只有優秀的人才出櫃、出櫃的人都很優秀的邏輯。“
法廣：您剛才特別提到是否同性戀並不是自我如同中特別重要的一個部分……
Jess：”對，尤其是對中國人來說，我們從小到大，性身份不是我們身份中特彆強調的一個方面，當然，我們現在開始在性方面更加開放，更加去探索，但是它依然不是自己的全部，尤其是在整個社會背景下，同性戀問題對於女生可能還沒有婚姻問題那麼大。“
性取向屬於個人生活隱私，本不應當成為問題，無論是同性戀，還是雙性戀或跨性戀，但是，少數群體的現實使得他們面對社會異樣的目光，性身份的自我認同因此而與其社會認同糾結難解，公開身份也就因人而異、或多或少的蒙上一種向社會偏見、歧視與排斥挑戰的色彩。而在社會壓力之外，中國的同性戀人群更要面對來自家庭的壓力。
同性戀運動與女權運動的分分合合
對於女同性戀群體來說，她們不僅面對性少數群體所面對的困局，而且也面對社會的男女不平等現實。也許正因為如此，巴黎中國同志周活動特別安排了女性主題活動。在歐美國家，女權運動和女同性戀運動往往既相互呼應，但又難以協同，甚至相互排斥。參加女性主題討論活動的法國女青年Marine目前正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攻讀碩士，接觸了很多法國女同性戀運動檔案。她向我們簡單介紹了這種分分合合的過程：
Marine：”女權運動與女同性戀運動之間的關係比較複雜，變化不斷。七十年代有很多女權團體，女同性戀者都非常積極的參與了她們的活動。但是，女權運動當時並沒有就性以及性別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一些女同性戀團體於是從其中脫離出來，另起爐竈。她們也參與了當時的同性戀運動，但是，由於男同性戀者一統天下，所以，一些人決定成立獨立的女性組織。九十年代，防治艾滋病宣傳推動她們重回同性戀運動，獨立的女同組織活動基本停止。但後來的海灣戰爭等一系列政治話題，又將女同性戀運動帶回了女權運動的隊伍。如今，兩者之間的關係多種多樣。“
Marine的女伴認為在七十年代，女同性戀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向前推動了女權運動，她補充說：”七十年代，女同性戀運動自身帶有一種對男女社會關係的政治思考，這種思考是批評性的，但不乏建設性，這種思考推動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男女平等原則。女權運動人士當時則缺乏這樣的緯度，她們當然推動社會承認了一些女性權益，比如墮胎權利等，但是，她們好像在揭露整個社會制度和它帶來的問題時走得不夠遠，女同性戀運動在七十年代就已經開始批判金字塔式的社會制度，而女權運動走得沒有這麼遠，她們仍然停留在一種父系體制現實裡面，沒有擺脫出來，因為她們也是這種體制中的一員。“
在中國，1995年的北京世界婦女大會不僅讓仍然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政治口號中生活的中國女性意識到了爭取自身權益運動的必要，也為中國的女同性戀群體在外國女同性戀團體的活動中受到了啟發。但是，當時中國社會對女權主義的恐懼和對同性戀問題的排斥，造成這兩種運動間彼此排斥。目前在巴黎政治學院讀書的勉麗萍在這次巴黎中國同志周活動中主持了“中國性少數人群的權益和同志運動”的主題研討會。她向我們簡單介紹了相關情況：
勉麗萍：”其實我對這兩個運動間的關係的了解並不十分深入。據我所知，在1995年的世界婦女大會上，何小培、徐玢她們可以說是中國女權運動和女同性戀運動的創始人，她們兩人都是剛從美國讀書回來，帶回了在美國了解到的先進理念。據我了解，女權運動和女同性戀運動之間的關係不是特別緊密。開始的時候，女同性戀與男同性戀一起開展同性戀運動，所有活動都在一起。這與當時的背景有關，因為中國的同性戀運動是從男同性戀人群的艾滋病防治開始的，所以男同性戀當時有很多女同性戀沒有的資源。可能由於這種原因，女同性戀社群總是和男同性戀一起組織活動，這樣可以分享他們的資源。慢慢地，女同性戀運動越來越壯大，資源也越來越多，這時候，女同性戀運動才開始強調自己的不同，不僅是和男性的不同，也是與男同性戀者的不同，所以，在2010年前後，她們開始在中國採用在台灣，或在美國的女權運動採用的一些方式，去追求自己的權利，她們的路徑開始有別於男同性戀或其他性少數群體運動的路徑。近幾年，女同性戀運動和女權運動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這是我對這兩個運動的一點了解。“
法廣：在媒體報道中，人們其實很少聽到女同性戀話題……
勉麗萍：”對，媒體中談論的不多。其實在中國，媒體對同性戀話題的態度一直不清不楚，不僅對女同性戀，也對男同性戀，還有跨性戀的報道都偏向獵奇，或者偏向負面。近幾年，媒體才開始慢慢地從比較積極的角度報道男女同性戀運動或群體，在這個過程中，（報道重點）還是以男同性戀為主，但女同性戀群體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大，特別是現在有些女同性戀機構專門監測媒體對同性戀群體的報道，比較對男同性戀和對女同性戀人群的報道的差異，她們因此注意到對女同性戀群體的報道很少。女同性戀團體開始努力在媒體里發出自己的聲音，同時推動從積極的角度，而不是消極的角度去報道同性戀問題。“
”但是在同性戀運動過程中，近幾年，女同性戀運動的聲音越來越強，男同性戀群體曾前雖然擁有比較多的資源，但現在女同性戀機構也擁有更的資源，她們的聲音也開始變得越來越強大。在這個過程中，女性的弱勢因此而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