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七名維權律師或法律人權工作者被中國當局秘密關押六月後，以煽動和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正式逮捕。煽顛罪是一項非常嚴重的罪名，接到逮捕通知的家屬和律師都感到“難以置信”。習近平掌權後倡導“依法治國”，為什麼依法為公民辯護的大批律師遭到拘押？現在，七名律師、其中一名九零後女律師，被以如此嚴重的罪名起訴，在海內外引起嚴重關切。著名維權律師，現旅居美國的陳光誠認為，當局這樣做是因為試圖控制網絡與世界切割信息失敗，最後製造恐懼以維持專制。然而越來越多的人從網絡知情。他們會問：要依法治國，有法律，有法院，卻不讓律師說話？結果，中共可能正在不自覺的扮演者一種喚醒民眾的歷史角色。
陳光誠：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就是當局不要講道理。比如當局劫訪，上訪這條路本來是為訪民用的，別人去用，他去劫訪。有了法律，就是要有律師到法院去辯護，現在就是不讓律師說話。這就給了中國喊了多年的所謂的“依法治國”一個最響亮的耳光。這件事也應跟中國整個的大形勢聯繫起來：互聯網的飛速發展，讓中共試圖通過控制網絡信息來達到跟世界分割的目的基本上落空。他們現在覺得可能最好的辦法是從人的思想里來解決這個問題。怎麼解決？製造恐懼。有很多信息，讓你不敢看，你可以有這樣的信息渠道，但是讓你不敢用，用這樣的辦法來繼續維持專制統治。
法廣：自去年7月起，將近300名維權律師，維權活動人士及法律工作者被抓，被傳喚，被收押，有些不知下落。在上面提到的這一波打壓律師行動中，鋒銳律師事務所至少佔到38人，這又是為什麼呢？
陳光誠：我覺得鋒銳律師事務所的這些朋友正義感非常強，他們在做很多社會性的敏感案件和一些不公正案件的時候，他們做得非常專業。比如說屠夫是這個律師事務所的人員，他的“殺豬模式”讓中共官員望而卻步。做什麼壞事，總的有具體人去做，不管黨中央、政法委下達命令，總的要有一個具體人，不管你是縣長、市長、公安局長，具體去做。槍桿子也好，刀把子也好，總得有人去握。那麼，在中共現行體制下，你說哪一個幹部是乾淨的，按照中共現行法律，貪污五千塊錢的就得送進監獄，你說哪一個不夠條件？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屠夫就採取了這樣一種形式去做：你如果去作惡，為了一黨之私去迫害人民的話，那好，我們就用你制定的法律，把你貪污枉法的事情昭示於天下。對共產黨來說，這樣一個具體的官員被抓被撤職無足輕重，對官員本人等於毀了政治前程甚至生命。那麼，誰願意去做這個具體執行任務的替死鬼？那就可能產生一種可能，中共下這個命令的時候，可能出現好多人能不去就不去，能不做就不做這樣一種狀況。鋒銳律師的做法招致恐慌，所以他們最後動用央視對這樣一個律師群體進行抹黑和打壓。這就回到你前面的問題，我覺得鋒銳律師事務所這些年為了中國的公平正義，為了中國的法律建設，為了中國的文明進步，做了非常多有利於人民的、有利於社會進步但不太有利於這個專制政黨的事情。所以，你做好人，就成了壞人的眼中釘。
法廣：一個90後女律師被指定監視居住6個月後，也被天津當局以煽顛罪正式逮捕，這又是為什麼，抓到九零後了，這說明什麼？
陳光誠：這件事情的發生，對90後是很光榮的事情。意味着九零後年輕一代知道自己的責任，知道自己的任務，知道為了民族的興衰去做一些事情。我且不說考拉做了什麼，就這件事情，能攤到九零後的人身上，這就是九零後的光榮。以前曾有一種說法，說現在的年輕人不關心政治，什麼都不懂。實際上，一代人有沒有責任感，有沒有使命感，有沒有要改變我們居住的環境讓它變得更美好的實際行動和責任，最好的一個衡量的標準，就是看導致這個社會不好的這個政權他對你是不是滿意，如果他說你是他的好朋友，那你就完了，如果他把這些人視為眼中釘的話，那意味着這些人獲得了思想獨立。
總的來講，對嘴上說依法治國實際違反言論自由的這樣一個政權，講法律沒有用。以前我總是談法律，談憲法，現在我不想再去跟專制政權去談法律，也不想在專制政權底下去談什麼法制，專制之下無法治。
法廣：您是一名著名的維權律師，您受到過殘酷的迫害，您最後被迫離開了中國。在您看來，當局大抓維權律師，到底會取得什麼效果？
陳光誠：具體有效果，整體不會有效果，可能會適得其反。因為恐懼是一種酷刑，一般人無法經受。像高智晟律師經受的酷刑，像我們在自己家裡、幾個壯漢衝進家毆打我們，人們很難承受。不過，整體上來說，他們這樣做，只能證明中共對於未來的前途已經是非常的擔憂。擔憂至極，所以導致這個行動的激烈和偏激。他們以為這樣就會把人嚇住，但人一旦覺醒，是嚇不住的。可能會起到另外一種作用。為什麼這樣說，因為現在中國普通老百姓都可以通過各種渠道來了解這樣的事情，我以前說過，還需要一段時間，讓中共陪着維權律師去練兵，陪着這些人幫助培訓正在覺醒、還沒有覺醒的一大部分人來迅速的覺醒。如果中共現在停止和維權人士博弈，說不定單靠我們啟蒙還比較慢。他們這樣做，事實擺在大家面前，你一看就清楚了，不用我們多說話。看看，你有法院，有法律，為什麼不讓律師說話？一句話，中國的啟蒙過程，還需要中共的配合，他就好好扮演好他最後的一個歷史角色，幫助維權律師培訓中共公民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