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攜程親子園虐童案被曝光，社交媒體上引起軒然大波。許多受害者一起翻看過去幾個月的監控視頻。讓大家觸目驚心，此前曝光的幾段虐童視頻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11月9日23點許，攜程在微博平台發布一則最新情況說明，介紹了親子園的開辦過程和虐童事實被發現的經過。聲明指出：“事發前就有孩子家長有過反饋親子園對待孩子可能存在問題，並曾親自向親子園老師詢問相關情況，但都被園長鄭燕以各種理由推搪”，但攜程親子園項目負責人沒有及時向公司反饋。
目前，園方有三人涉嫌犯罪被刑拘，攜程CEO公開道歉，上海婦聯“強烈譴責”……但輿情依然洶湧澎湃，攜程一位公關的言論更成為靶子。但此事背後，官方的不作為，尤其是對民辦託兒所的幾乎禁止的現實，可能才是真正的痛點。
攜程親子園的運營機構是上海早教機構“為了孩子”學苑，2016年2月18日，在上海長寧區婦聯的幫助下，親子園正式開業，但一周後，就被當地教育部門以“未取得行政許可”為由叫停。
今年3月峰迴路轉，在總工會的斡旋下，親子園重新開業，“為了孩子”學苑依然是運營機構。這家機構“為了孩子”學苑的上級單位是《現代家庭》雜誌社，而這家雜誌社由上海市婦女聯合會主管，上海市工商局信息顯示，該社的全資股東也是上海市婦聯。
目前，中國女性在上班率與東亞其他國家相比算是很高，但幼兒的照顧卻成為女性職場的難點。3-6歲的兒童上幼兒園，相關法規還算完善，也有明確的主管部門 教育部；但0-3歲的嬰幼兒托育就不一樣了（攜程的親子園主要招收3歲以下的兒童），不僅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相關法規也幾乎是一片空白。
有媒體援引中國人民大學楊菊華教授的課題研究“全面兩孩政策下城市0～3歲嬰幼兒托育服務體系研究”，指出，因缺乏法律法規、主管部門、准入機制及標準，一些有辦園經驗的專業人員和擁有資金的市場主體往往進入無門、有心無力。
今年4月，上海市總工會提交給上海市政協一份調研報告指出，上海0-3歲早教是個灰色地帶，沒有部門許可辦幼托機構，工商、教委、衛計委都不管。沒有部門發證，沒有部門監管。
事實上，就算有部門發許可，攜程這樣的企業也很難拿到。如參考上海市《普通幼兒園建設標準》，生均面積至少要達到21.29平方米，這意味着招收100個學生需要至少2100平方米的場地，還要配備專門的室外活動空間，攜程親子中心主管此前在接受採訪時曾表示，這種標準“對於商務樓里的企業幾乎不可能做到”。
2017年6月，以攜程親子園為代表的一批托育場所通過當地多個政府部門的項目驗收，成為托育服務的試點。從2015年底，攜程辟出800平方米的場地，成立親子園，到最近部分獲得合法身份（依然沒有教育部門的審批備案），資金投入不算，時間就花了2年半。
專家認為，滿足國民對託兒所的需求，本應是國家的責任。但在供給不足的情況下，不能限制民間能力的進入。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0-3歲的嬰幼兒托育不是一個大問題，那時的企事業單位負責辦社會，家長上班，孩子上託兒所是生活常態，但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企業把辦社會當成了包袱，隨着越來越多的企業放棄了託兒所，福利性的托育服務體系全面崩潰。
現在，3-6歲的兒童可以上幼兒園，但針對0-3歲嬰幼兒的保育卻幾乎沒有公共服務，他們中的80%的嬰幼兒主要靠祖輩照顧，托育服務不足的問題也漸漸浮上水面。
雖然在中國，隔代撫養非常普遍，實際上，在老齡化嚴重，生育率很低的上海、北京，家長的托育需求已經非常強烈 2016年上海總工會的一項調查顯示，74.2%的職工希望孩子入托，在希望孩子上託兒所的原因中，73.6%的職工選擇了“增多與同齡孩子的接觸機會”，但也有52.9%選擇了“家裡無人照護”。
楊菊華教授指出，那為何政府要對國民的托育需求負責？很簡單，托育服務做好了，女性的工作意願會更高，有利於經濟發展；公民生育孩子，為國家培養了未來的納稅人，國家有長遠收益。因此，很多國家都把嬰幼兒托育當作為政府的責任，將其納入公共服務體系。
但是事實上，政府雖應對國民的托育需求負責，但滿足嬰幼兒托育需要的投入巨大，政府可能一時間沒這個能力（入園難尚未解決）；即使能立刻投入，見到效果也要一個過程。更重要的是，政府對托育負責，也不等於政府壟斷經營托育機構。
作者劉文昭認為，不管何種機構，參與者都要接受公共部門相關法律法規管理、按照全國統一的標準建設和運行。可見，只要法律明確，標準統一，無論是企業還是公共部門都能做好嬰幼兒托育。虐童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背後原因複雜。無論是企業辦托育，還是政府辦托育都無法避免這種現象。
在政府和社會尚不能充分提供的情況下，好的企業花自己的錢辦托育，不能一禁了之，留下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