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後，隨着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國展開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文化領域也隨之呈現新氣象。無論是思想言論、自由寫作，還是媒體宣傳等方面，均一改過去死氣沉沉的局面，紛紛顯現改革開放的局面。獨立中文筆會副秘書長潘永忠先生在其所著《走進中國新聞出版審查禁地》一書中，稱此一時期為中國版的“文藝復興時期”。我們在今天的本節目中，請潘先生就此一時期的中國媒體狀況闡述一下他的看法
法廣：四十年後的今天，回顧中國的變遷，您認為，應該如何定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
潘永忠：中共的自我評價是：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點，使中國進入了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主要任務的歷史新時期。」又是改革開放序幕，又是偉大轉折點，又是歷史新時期，有那麼重要麼？
鮑彤先生的評述道：“這次會議是人為地掛上了光環，說成是‘改革開放的大會’，這是編造出來的一個神話。”
鮑彤先生說：會議原計畫內容是華國鋒、鄧小平共同設定“兩個凡是”的框框，鄧小平提出會議議程和討論的中心議題分三個問題：一、通過農業問題的決定；二、討論李先念在一九七八年國務院召開的經濟務虛會上的講話；三、討論計畫問題。從鄧小平決策的三個議題看，根本不是討論改革開放。然而在會議期間，與會者們七嘴八舌，各抒己見，主要是胡耀邦、陳雲等的發言，擺問題，談冤案，提出多方面疑問，脫離了會議議題，三中全會完全失控。
胡耀邦的問題是：一、關於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案的覆查報告；二、彭德懷覆查材料；三、陶鑄等人覆查材料；四、關於康生誣陷603人的材料；五、胡耀邦覆查一系列冤假錯案中的案例；六、組織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等。
陳雲的問題是：一、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案，毛主席知道吧？二、關於所謂自首分子問題；三、陶鑄、王鶴壽等定為叛徒問題；四、彭德懷同志問題；五、關於康生的錯誤；六、關於天安門事件。
會議遠離了原定議程，是集中在批判“文革”，批判凡是派，批判極左思想，要求為毛澤東欽定的冤假錯案徹底平反。鄧小平臨時改變態度，讓於光遠重擬發言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發言的核心「只講民主作風，沒講民主制度；着重講經濟發展，沒講政治改革的要害是黨的改革、開放黨禁、報禁問題；即使講農業發展，也沒講農村改革……」原本是胡喬木起草的講話稿核心內容未改，按了一個當時比較時髦的題目。
現在很多人就事論事的都看到了“三中全會”的問題：
1、會議通過的農業問題決定，仍然堅持「不準包產到戶」，會議並未體現改革開放的精神。
2、鄧小平看到了「文革」遺留的難題，但不願延伸到「反右運動」的徹底平反，因為鄧是反右鬥爭五人小組組長，只願意為右派份子個人平反，而不能為反右派鬥爭平反。鄧仍舊堅持說：「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
沒有做到胡耀邦堅持的「有錯必糾」，「毛主席批的錯了，也要平反。」
3、對於民主、自由、人權、三權鼎立，鄧認為都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都不能用。
鄧小平不願意看到會外西單民主牆的議論，他贊成抓魏京生，反對西單民主牆，取消「四大」，這些做法正是鄧讓胡喬木起草講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延續，及「四項基本原則」等，這些都為中國改革定下了基調。
當然，從當時的歷史角度來說，“三中全會”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鮑彤先生對三中全會有一個評說：改革不是領導出來的，也不是設計出來的，三中全會之所以成功，在於它是失控的大會，但是符合人民心願、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次會議被人為地掛上了光環，說成是“改革開放的大會”，其實是編造出來的一個神話。鄧小平是貪天功為己功，貪人功為己功，時勢造英雄，造出了一個“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用我們現在的思維來看，那就問題更多了：
1、胡耀邦、陳雲談的問題，基本上是中共官員的冤案，只是在維護執政集團自身利益。
2、對嚴重的社會問題置若罔聞。德國社會反納粹反戰爭，是從社會底層做起，我居住的德國鄉村，有教會出版的《村莊史》，書中有一章節記錄了從兩次世界大戰中我們村莊每一個戰爭死難者名單，包括被流彈打死的3個孩童的名單。書中寫到：記住這段痛苦歷史，讓我們村莊每個人驚醒：反對戰爭！
銘記歷史，就要記錄真實歷史，汲取教訓。中國發生了“五七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幾千萬死難者成為無人問津的冤魂孤鬼，沒有記錄，沒有反思，沒有追究，沒有索賠，就不會驚醒清醒，
3、中國的政治體制是根源。胡耀邦、胡績偉、朱厚澤、趙紫陽等中共高官，也意識到了中國問題的根源還是中共自身的專制體制。
法廣：中國的改革開放，如何體現在文化領域？
潘永忠： 一、“傷痕文學”帶動了“文革”後的中國文化蘇醒。
“文革”後，“傷痕文學”的春風首先吹醒了中國大地一片枯草，在苦澀的寒風中萌芽，生機盎然，靈魂傾訴，沁人心脾。這是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國文壇佔據主導地位的一種文學現象。它得名於盧新華以“文革”中知青生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說《傷痕》。
當時影響較大的作品有：盧新華的《傷痕》，張賢亮的《靈與肉》，古華的《爬滿青藤的木屋》和《芙蓉鎮》，襲巧明的《思念你，樺林！》，陳建功的《飄逝的花頭巾》，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宗璞的《我是誰》，馮驥才的《啊!》，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莫應豐的《將軍吟》，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戴厚英的《人啊人》和《詩人之死》等。
同樣的問題，這一文化現象也被歸結為鄧小平的功績，歸結為“三中全會”的影響。事實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是1978年12月召開的。劉心武的《班主任》，刊於1977年11期的《人民文學》。盧新華的《傷痕》完稿於1978年初，同年8月11日《文匯報》用一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這篇作品。
二、胡耀邦批示：讓人民出版社重新恢復翻譯出版國外的學術著作，當時出版了一大批國外的政論書籍，無疑是為文化領域的復興，打開了一扇觀察世界的窗口。
當時從近400本政治學術外文原版書籍中，挑選出167本翻譯出版。出版書籍中還有《三十年代斯大林主義的恐怖 蘇聯出版物材料彙編》（The Great Fear: Stalin’s Terroro oft he 1930s）一書，該書講述了200餘名蘇聯人的命運，從著名的蘇共領導人，到國務活動家、外交官、軍隊幹部、契卡工作人員和工業界領導人。
三、由金觀濤和劉青峰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的出版，每年出十餘本，五年共出了七十四本。叢書推出了一批科學、社會科學、人文藝術與文學等理論新趨勢。應該說這套書籍，在充實、豐富和啟發那代青年人思想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四、朱厚澤倡導的“三寬”政策。
中宣部管轄着整個中國的輿論領域，它雖然不能決定中國新聞、寫作、出版等自由，但它是中共決策層直接統治這一領域的部門。中宣部歷來是中共極“左”勢力的衙門，但在朱厚澤擔任中宣部部長時期，開啟了一扇寬鬆之窗。
法廣：1989年的六四事件，如何反映出中國媒體的發展變化？
潘永忠：對於中國的新聞自由，“文革”後也開始逐步清新，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等面對這一棘手問題，有了自中共建政以來突破性決定。
中共的黨報《人民日報》社長鬍績偉，從1979年開始就黨報應該堅持“黨性”還是“人民性”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認為“人民性高於黨性”、“黨性來源於人民性”、“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沒有法律維護和保障，憲法中的“言論、出版自由”就是一句空話。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時期，社會各屆要求制訂《新聞法》，保障言論出版自由的呼聲再次高漲。胡績偉從1984年元月開始肩負起這一歷史的重擔，起草《新聞法》。
在八九年的中國大變局中，中國新聞界的表現，顯示了中共建政以來從未有過的膽量和出色。
值得一書的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該報創辦之初的辦報方針是：為開放服務，目的是“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了解世界！”作為對外經濟的一個窗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該報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史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89民運。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於4月19日在北京召開悼念胡耀邦座談會，4月23日以5個版的篇幅刊登了座談紀要。特別是嚴家其在座談會上的一段講話：“中國的政治領導人更替非民主化，胡耀邦就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下台的。在這之前，中國的其他領導人也是這樣。這是政治改革要解決的一個大問題。”這引發了江澤民親自下令要求《世界經濟導報》刪除這篇文章，但該報總編欽本立拒絕刪除，並把文章刊登於第439期報紙上，為此該報遭遇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停刊整頓。引發了《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江的強硬手段贏得了鄧小平等一批中共元老的支持和贊成，這也是江澤民稍後贏得鄧小平等中共元老信任，直接竄升為中共總書記的原因之一。
“六四事件”前後一周，中國官方媒體均以不同程度的報道和表達了中國新聞正義良知。上至北京的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及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等記者、編輯們紛紛走上街頭，聲援和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這段時間的報紙報道，客觀真實的描述了各地學生市民請願遊行的目的和場景。這在中共執政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前例。
1989年6月4日19時，央視《新聞聯播》的場景讓人難以忘懷，杜憲和薛飛穿着黑衣，他們語速緩慢、沉重地播報了“六四事件”中共戒嚴部隊開入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新聞，杜憲以“請大家記住這黑色的日子”作為新聞的結語。那一晚，薛飛和杜憲，讓很多人終生難忘！
“六四事件”一周後，中國新聞界便遭到了嚴查和整肅，著名記者高瑜成為新聞界、知識界被捕第一人，隨後查封《經濟學周報》、《新觀察》，不少媒體人被單位嚴懲，甚至被開除公職，送進監獄。
五月底到六月初一周，中國新聞完全開放，這也是自「文革」後，中國改革開放之路使得新聞媒體事業相對寬鬆，這一時期的新聞媒體的出色表現，是胡耀邦、趙紫陽、朱厚澤、胡績偉等中共開明領導承上啟下的不斷努力結果，也可以解讀為是一次最好的，也是最後的中國新聞開放大檢閱，大總結。這也是“六四事件”中國新聞界、出版界重新關門戶，回歸黨性的分界嶺。
中國政治改革之路走到八九“六四事件”時，嘎然而止。追述根源，是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從改革開放初期，就沒有準備接受西方文明的民主制度，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成為中國政治制度變革的“緊箍咒”。
法廣：在江澤民與胡錦濤治理的兩屆政府期間，中國的新聞媒體處於何種局面？
潘永忠：江澤民與胡錦濤治理的兩屆政府期間，中國新聞媒體主要的一些狀態：
1、倒退。
江澤民一上台，反“和平演變”的呼聲蓋過了改革開放，“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動搖了改革開放的各個領域。誰要是提改革開放，誰就有自由化之嫌。時任中宣部長王忍之的長文《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文中提出一個日後引起激烈爭議的著名議題：“推行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還是推行社會主義改革？”提出了中國姓社還是姓資的重頭文章。鄧力群發表的長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重新祭起階級鬥爭大旗。
2、空泛。
江澤民搞了個“三個代表”：說是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共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其實恰恰相反，是三個阻礙。
胡耀邦搞了個“科學發展觀”：第一，以人為本的發展觀。第二，全面發展觀。第三，協調發展觀。第四，可持續發展觀。
這明明是人們常說的經濟規律，或者經濟法則，換一種說法，典型的空泛與無聊。
3、怪現象。
有什麼樣的政治，就有什麼樣的媒體宣傳。這一時期中國媒體的怪現象層出不窮，比如：嚴控管理西方宣傳品的侵襲，以致草木皆兵；媒體以江澤民個人意志為軸心，黨報成了鎮壓“法輪功”的武器；“薩斯事件”爆露了中國新聞造假真相，不僅欺騙百姓，還欺騙整個世界；《南方都市報》案的幕後真相，中國是無法無天，它新聞與司法完全是以中共執政者意志為轉移；中宣部草木皆兵三波禁書等等。
法廣：《零八憲章》是在怎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如何通過其隨後的遭遇解讀中國的現實？
潘永忠：大背景簡而言之：是“胡溫體制”的欺騙性，及中國知識精英渴求自由、民主、憲政的熱情。
胡溫執政時，提出了一些新說法：“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等，特別是2004年，人權由禁區躍上憲法的神聖地位，成為國家的價值觀，確實產生了一定的社會積極效應，或者說給了中國人極大的誘惑，人們相信新政府會把中國大陸帶入一個新階段。國外的媒體更關注和期待中國新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舉措，西方人和海外民主人士初期在思想上、心理上是擁抱胡溫的，抱有十分的期待，認為他們會推進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創造條件去營造和實現他們提出的“和諧社會”。
2007年3月，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全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全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在國際外交舞台上也多了些人性的許諾，什麼“民主政治的進程不可逆轉，但是民主不是電梯，不可以一步到位，民主是樓梯，只能一步步走上去；民主的發展進程取決於人民。”
《零八憲章》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醞釀產生的。由劉曉波、張祖樺等人倡導發起、由303位各界人士首批簽署的一份宣言，簽署者除發起人劉曉波以外，還有一些中國著名異見人士與維權人士，包括鮑彤、丁子霖、劉軍寧、戴晴、於浩成、浦志強、張祖樺、茅於軾、冉雲飛等。《零八憲章》的內容是闡述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6個概念，主張修改憲法、實行分權制衡，實現立法民主，司法獨立，主張結社、集會、言論、宗教自由。
對世人來說，這無疑是中國知識精英良知苦心的吶喊，是對現代民主的憧憬，是為民執言替民謀利的「公車上書」再現。西方民主國家的媒體普遍報道了《零八憲章》，國際非政府組織對此信息表示贊同，達賴喇嘛與諸多國際人士也對該憲章表示了支持和讚賞。
溫家寶曾經說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要有一批心憂天下、勇於擔當的人，總要有一批從容淡定、冷靜思考的人，總要有一批剛直不阿、敢於直言的人。”是啊，中國的一批知識精英就是倒在了這句話下。
現實是：2008年12月8日，劉曉波因《零八憲章》被抓捕。2009年12月25日，中國政府指控劉曉波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2017年7月13日，劉曉波悲愴離世，他的一腔熱血，他的絢爛生命，最終在牢獄中結束，連最後的墓塋也未被留下。
事實是“胡溫新政”，只是蠱惑人心的騙術，並無實質的內容，只是對中共傳統的獨裁專制路線一種粉飾，了無新意，更遑論改弦更張，本質上是一路貨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