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的許多做法引發西方國家非議。尤其在最近北京對香港自治權的限制再次引發質疑。國家安全法的實施促使部分西方國家一致將矛頭瞄向中國。美國更是一如既往地衝在前列，總統特朗普簽署法案，要求制裁壓制香港民眾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權利的中國官員，還發出威脅說：將結束對香港的優惠待遇。許多渴望中國能夠儘快實現民主化的各方誌士，寄厚望於美國，期盼世界第一民主大國能夠通過施壓北京而有所作為。如何看待美國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作用？香港將會朝向何方發展？對此，我們連線到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夏明先生，請他來闡述一下他的觀點。
法廣：香港國安法引發國際社會強烈反響，似乎在西方社會形成了一種對抗中國的態勢。美國更率先出台制裁措施，美國的真正意圖是什麼？
夏明：美國作為一個西方大國、一個具有領袖地位的大國，當然它有國際的考慮；同時因為中美關係是21世紀這麼重要的關係，它有兩國關係的考慮。當然還有一個原因：今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年，往往大選年都會成為兩國關係一個重要之年，尤其是特朗普總統，他要獲得競選連任，都會找出一些議題有助於他的競選連任，所以從目前來看，中國問題對他來說，是一個比較容易得分的（話題），所以對中國強硬，對他來說是一個競選議題。
如果我們看到他有不同的需求，往往政治不會是一個單一的動力，它是有多元的動力的。所以我們看到特朗普總統有多元的動力，他會在中國問題上多做事情。尤其是過去，第一，美國對中國有許多需求，包括在經濟上的合作，所以美國對中國基本採取一種綏靖政策。另外美國過去在對中國問題上多大程度上願意做出犧牲？多大程度上能夠動員盟國？它也是有考慮。尤其西方盟國在過去十年、將近十幾年中，無論是從0八金融風暴以後，還是歐盟陷入危機等等，你都可以看到，美國要結成一個西方國家的聯盟、應對中國，也都比較困難。今天，儘管特朗普總統並不是一個西方國家聯盟最好的領導人，但是因為有新冠疫情的出現使得全球陷入經濟危機，所以西方國家在危機的壓力下，尤其是中國政府還用新冠疫情來做它的公關，來做它的擴展影響的努力，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比較好的機會，能夠動員西方國家共同對抗中共政權。這一點， 彭佩奧講得也很清楚，他現在主要的目的是要與西方國家形成一個共同的聯盟、自由世界聯盟。
當美國對中國在做事情的時候，我們必須得想的是：美國不是一個單一的決策者，美國是多元決策者。首先，特朗普總統跟他的班底、跟他的幕僚，就有很多的差異、或者細微的區別。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從副總統彭斯、到國務卿彭佩奧、還有原來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以及今天的國防部長、商務部長、貿易談判代表等等，他們代表的是一個比較強硬的鷹派。相對來說，特朗普總統是在鷹派和鴿派、或者像博爾頓所講的“熊貓擁抱派和屠龍派”之間，是一個處於比較溫和或者比較搖擺的。所以今天可以說像彭佩奧、或者彭斯這些人，他們不僅有在本屆政府要做事的打算，而且我相信這兩位政治家恐怕都有瞄準美國以後的總統大選的政治抱負。所以應該說在美國的共和黨內、尤其在內閣內有一部分的共識。而這個共識跟官僚機構、國安情治機構又是比較吻合。而這種共識得到了美國智庫、美國的公共輿論、甚至美國民主黨的支持。因此我覺得美國的意圖就變得非常複雜。這裡邊當然有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當然有阻止中國在全球的擴張，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有考量：現在對中國實行強硬路線恐怕有助於他大選得分。
法廣：在美國的重大決策中，中國究竟佔據怎樣的地位？美國是否真的十分在意中國的民主化？
夏明：正像我剛才講到，美國的決策者分成很多多元的、難得整合在一起，對中國這次有一個共識。同樣的，對中國的了解，美國也形成很大的分歧。應該說美國有很多精英對中國了解是非常深的。但是美國的普通老百姓對中國基本上是沒有太多的理解和認知。所以有時候中國的評論人也就會說：中國了解美國遠勝於美國了解中國。這有可能。因為美國人對中國來說實在是覺得與自己沒有太多的關係，不會花那麼多時間去注意。再說，美國主要是歐洲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所以美國人首先會關心他們自己本國的事情，他們都忙不過來，然後再去關心他們的祖先-歐洲，然後再去關心他們的後院-拉丁美洲，然後才會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以中國對他們來說就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因為中國現在形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是一種敵對的意識形態在挑戰美國的價值觀和美國在二戰以後建立的全球的政治經濟體系，當然從21世紀來看，中美關係就變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21世紀走向的大的關係。所以美國現在對中國就比較關注。尤其是08金融風暴以後，美國在經濟上受挫，然後新冠疫情爆發，美國在疫情上又受到重大的打擊，美國恐怕真正地感覺到中國的問題對它形成的傷害，它不能綏靖、不能等待了。所以應該說對中國的關注度在增加。但是這種關注度的增加不是一件太好的事，因為美國三分之二的人認為中國是一個威脅、是一個敵對的國家。因此對美國人來說，如何化解這種敵對、這種威脅，當然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如果中國是一個民主的國家，中國是承認自由、民主、多元，而且與美國站在同樣一個價值觀體系裡邊，當然會有助於美國的利益。所以我們可以說，美國對於中國的民主化當然有期盼。但是問題在於：美國對中國民主化的期盼是停留在口頭上還是有切實的幫助？或者在切實的幫助上，它又願意做出多大的犧牲？另外，它在做出這個犧牲的過程中是否會一貫地堅持？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無論是在委內瑞拉、或者在庫爾德人問題上，經常會在支持以後往往無疾而終、半途而廢，使得很多民主的力量、運動有一種被拋棄感。
我們可以看到像劉曉波，他死在中國的監獄管理體系下，他是一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作為一個具有國際地位的民主的領袖，最後美國沒有出手干預、沒有把劉曉波給拯救出來。甚至也沒有把劉曉波的遺孀劉霞給接到美國來。所以我們不難看出，美國對中國的民主運動的關心是有問題的、是不足的。另外美國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很多的指導也是沒有到位的。尤其是對海外的過去30年的民主運動，其實從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美國總統布什就派出特使兩次秘密訪問中國，給中國政府吃定心丸。但是，整個海外民主運動得到美國的支持是非常地少。而且這種支持是非常地不到位。尤其這種支持是分散的，引發了中國海外民主運動中間的內訌，相互地勾心鬥角，這些恐怕都是美國如何促進中國民主運動，如何做到位，都是應該反省和改進的。
法廣：國家安全法在香港實施後，香港將會朝着什麼方向發展？
夏明：我覺得短期來看，在香港的生存狀態可能會比一個正常的中國大城市還會糟。因為香港是一個特區，而且它有雙重邊界線把香港跟大陸隔開的。一個是香港與深圳的邊界線，另外，深圳作為一個特區，它跟內地也還有一個關口。所以對香港來說，目前中國政府在香港國安法的實施，而且最近對300多示威者進行抓捕、其中還有一個15歲的女生，在這種情況下不難看出，現在中共對香港的做法、對香港民主派、民主運動、年輕人、反叛者有一點形成甕中捉鱉之勢，所以對香港人來說，現在是非常黑暗、而且非常痛苦的這麼一個階段。因為有香港國安法，再配以美國的香港自治法案，這兩個法案讓許多的跨國公司覺得在那邊很難適應。而且西方國家的媒體現在也開始逐漸撤出香港，撤到其他地方去。所有這些做法都會讓香港的經濟受到進一步的傷害。
但是我在想，現在很多人在逃離的時候、在拋棄香港的時候，其實在香港成長的這一代年輕人是不可能被消聲的，而且他們也不會放棄夢想的。即使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香港人會移民，但是香港今天的整個政治環境不可能讓800多萬香港人都真正地感覺到安全、感覺到有希望。所以我覺得未來的抗爭還會繼續出現。我對於香港看到，作為一個早已超越了它的前殖民國家-英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它的教育、它的文化、它的全球化、經濟實力等等都可以讓香港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所以我認為香港還是會朝着這個方向發展。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香港成為中國一個普通的內地城市，也不一定是件壞事情。因為我們看到，在中共對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進行管理的時候，對異議人士其實有時候也控制不住，它也抓不住。而異議人士可以以全國大的幅員縱深，跟它搞貓捉老鼠的遊戲，讓它經常顧此失彼。其實香港民主運動的這些所有領導人或者年輕人真的想開一點，如果他們能夠自由地進出大陸，如果大陸成為他們發展的縱深，香港的種子未必不是一個觸發中國大陸發生更大變化的一個好的方向。因為畢竟，無論從新疆、還是在西藏，或是在中國其他沿海地區，尋求變革、尋求中國自由和民主的力量並不是不存在的。我也不認為香港人的想法完全得不到大陸人的理解。所以我覺得香港的發展，一個是立足於本土，另外一個是有全球化的方向、跟全球連在一起。當然最後也不妨想一想，在中國內地縱深地發展。
法廣：中國的民主化將依靠什麼力量來推動？您認為這個民主化過程將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夠完成？
夏明：中國民主化首先最重要的就在於，民主和自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渴望的。這不是什麼西方的灌輸、也不是什麼長鬍子的人操縱，我們這些在年輕的時候就已經要民主，或者在89年經歷了推動民主的過程，我們都知道，我們對民主的追求是一種天然的、發自內心的。我相信中國很多年輕人一代一代地也有這種天然、發自內心的追求。另外，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中華民族，他們也有追求民主、發自內心的追求。不然的話，中國就不會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所以我認為中國的民主化主要依靠的力量就在於中國人內心的追求尊嚴、追求自由、追求民主。而且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大國，它對世界有一種雄心，希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能夠非常自豪地站立起來。而且能對世界的發展注入中國的動力。能夠讓中國引領全球的文明，中國成為多元的發動機重要的一環。所以我認為，民主化主要還是希望中國人內心的乞求變成社會運動、變成政治運動。同時也會看到：這種內心的企圖並不是說在中共黨員里就完全缺失。我相信，中共黨員、中國政府體制內，也有健康力量，也會來推動。這些健康力量當然需要有其他的天時、地利、人和的多元條件的幫助。當然包括海外華人關心、支持和幫助，尤其在思想上的各種推動，戰略上的研討。同時也包括國際壓力，國際環境，尤其是西方大國。
當然現在西方大國、美國跟其他的世界上第一大的人口的民主國家-印度也形成了這種對中國施壓的態勢。所以不僅是西方最強大的民主國家美國、還有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還有像日本以及周邊的國家，對中國都應該形成這種壓力。這些是必須的過程。至於要多久？我在2008年寫的一本書《人大與中國治理》，我當時根據七、八種理論研究，根據中國的內在發展，我認為中國從2020至2040這20年間，就會完成民主化的過程。因此2020對中國來說，恐怕是非常關鍵的一年。我相信中國已經開始在推動民主化，因為中國的老百姓不能按今天的方式生活下去，就是民主化的動力。所以我認為在未來的十年左右，中國人會創造他們的民主化的努力。而且學者喜歡說：其實人類的進步，就是一個葬禮接着一個葬禮以後形成的，也就是說：老的一代人畢竟會進入歷史。而新的一代人必然會主宰歷史。所以我相信，歷史的進步和中國自然的演變，與中國人的文化、教育、生活水準的提高密切相關。我對中國的民主化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