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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情報部門:處於國際經濟情報的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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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國最早的情報機構是近一個世紀前在上海成立的,但今天中國國安部在收集經濟情報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可以與美國的同行--中央情報局相媲美。針對這個主題,和法廣同屬法廣世界媒體集團的法國電視24台專欄節目 « 經濟智能對話»,日前請到了這方面的專家——法國調查記者羅傑-法利戈,法利戈是"中國情報部 "一書的作者。且這本書的最新修改版剛出版不久,其內容更加豐富。今天的節目就為您介紹這次採訪。

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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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智能對話»:羅傑-法利戈你好,第一個問題:中共情報部門對經濟情報的搜集是很早就開始的嗎?早於1949年建政之前?

羅傑-法利戈:是的,甚至在情報史上都是非同尋常、獨一無二的。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在上海地下的中共特科就已擁有搜集經濟情報的機構,甚至在一些企業里安插了人員,企業中有中國的,當然也有那些被稱為“帝國主義”的在華美國公司,法國公司。

« 經濟智能對話»:這是要尋找什麼樣的信息呢? 目的又是什麼?

羅傑-法利戈:我想是給奪取政權做準備,真的不簡單,在建政前幾十年就開始着手準備,既要破壞國民黨的經濟結構,同時又要奪取政權。自49年開始創建的中國式共產主義管理模式是相當成功的。

« 經濟智能對話»:毛澤東和周恩來與鄧小平之間確實有區別。因為周和鄧這兩位都有出國留學的經歷,那這是不是解釋了他們對經濟問題的關注?

羅傑-法利戈:你說的完全有理,令人驚訝的是像周恩來或鄧小平這樣屬於旅法共產主義小組的人曾說:“我們既有基於中國千年歷史的外交、政治和情報的教育,同時也接受了法國和英國的。而這些國家當時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經濟情報的影響。

« 經濟智能對話»:中國情報部門在經濟情報方面是否複製了蘇聯情報部門的做法呢?

羅傑-法利戈:從某種方面來說不完全是。說起來,可以發現蘇聯在軍事、政治、準備革命等方面更為活躍,而中國則很快地考慮到要創建工業,和美國、歐洲、及周邊亞洲國家發展經貿,所以並不是完全一樣的,我甚至說得更遠些,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借鑒了很多日本的做法,也就是說在收集經濟情報方面複製了(日本)的做法和架構,創建的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多多少少就是拷貝日本的。

« 經濟智能對話»:在1957年至1976年間,在中國有很多政治動蕩,大躍進啦、文革啦,那是不是說在這段時期,中國的經濟情報活動被凍結了?他們什麼也沒做?

羅傑-法利戈:可以這麼說,因為整個情報部門都被打亂了,一半的工作人員都被發配到中國的古拉格——勞改,去農村勞動了。雖然當時還兼任外交部長的總理周恩來保護了科學研究,如細菌戰、核武方面的研究,可其他方面的則等到毛死後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才迎來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型經濟情報戰略,當時在文革中被打到、邊緣化的鄧小平重新上台執政。

« 經濟智能對話»:在你的書中,你解釋說中國情報部門有關經濟情報真正意義上的戰略、策畫是七鰓鰻,你能不能就此簡單地講一講這個七鰓鰻策畫。

羅傑-法利戈:七鰓鰻是一種黏黏糊糊的寄生魚,有尖尖的牙齒和吸盤,能牢固的吸附在其他魚類的身上,靠吸食目標的血肉為生,這個名稱來自謝弗爾將軍,他是法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前武官,能力很不錯,這個叫法顯示了(中國)如何通過實習人員或是經濟情報組織與法國、德國、歐洲和日本的目標團隊進行接洽,達到複製的目的,然後以類似虹吸式的方式收集信息和技術,然後來生產它們。

« 經濟智能對話»:法國是在法雷奧事件爆出後有所醒悟的。那是2005年,一名中國女留學生在法國這家與汽車製造業合作的公司實習時,拷貝了很多數據文件。這一事件真的是讓人認識到了中國情報部門在經濟間諜方面的強大力量?

羅傑-法利戈:我不會說完全是這樣的。實際上是第一次有了審判,雖說被告被判了刑,可是非常輕,最後她重拾自己的生活。但是它顯示出實習,留學生政策,當然,(學生)他們自然不全部都是(間諜),可其中有為中國的情報組織——國安部工作的人,他們會去收集信息、複製硬盤的內存,試圖進行遠程駭客攻擊。自這時起,(法國民眾對這一現實的認知)確實開始了,而不是那些和英國、德國的聯邦情報局一樣了解實際情況的法國情報部門。他們試圖向政壇進行解釋這一情況變得危險了,目前來講,你剛才提到的法雷奧李李案,實際上是個小案子,一點點積少成多,我們會發現這更為重要,更具攻擊性,尤其是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

 « 經濟智能對話»:那效果如何?收集經濟信息是否讓成功地讓中國提高了自己的經濟水平?

羅傑-法利戈:這當然節省了研究時間,要知道經濟情報這一個詞的涵蓋面是很廣的, 從人工智能到生物技術,包括目前來說那些研究生產疫苗的企業,也看到了在2020年初,中國情報機構收集的目標瞄準了阿斯利康公司的事件,這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說在還不能絕對肯定有新冠病毒的時候,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是的,(情報)可以節省時間,節省資金,甚至還可以在經濟和政治領域贏得影響力。

 « 經濟智能對話»:人際情報到現在的網絡情報,他們(中國)在網絡情報方面是不是真的很厲害?

羅傑-法利戈:聽我說,有意思的是一例共同案件,這要感謝美國人,因為當時美國司法部對一項被起訴的指控進行調查,有幸看到了調查報告,(報告稱)有一個總部設在上海的駭客組織受到了調查,當然是遠程的了,因為他們(這些駭客)並沒有被捕,可以看到他們做的工作是全面性的,不管是進入香港警方的電腦,這是為了了解針對反北京的抗議示威的組織工作,還是進入與汽車製造業相關企業的電腦,在這種情況下,有3到4次,它(駭客組織)試圖滲透進正在研製新冠疫苗的公司(的電腦里)。

 « 經濟智能對話»:我們毫無還手之力?

羅傑-法利戈:沒有,沒有,我們還是可以保護的自己的系統的。這取決於公司本身是否擁有足夠的保護系統,來防止使用系統失控。 但也有確切的做事方式,是不同的,不對稱的。我們沒有成千上萬的駭客,能夠反擊那些不懷好意的企業。

 « 經濟智能對話»: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在中國,是否擁有真正的情報網呢 ?

羅傑-法利戈:當然有了,可非常複雜,而且有了新冠之後,就更加複雜了。因為從某種角度來說,它(新冠)有些搞亂了情報部門的運作,其中包括中國情報部門,中國的情報部門似乎失去了一些人手。

 « 經濟智能對話»:你是否會說國安部的精英與美國中情局的精英是處在同一水平上的?

羅傑-法利戈:我只能說國安部只是中國眾多情報部門中的一個,我統計過中國有77個情報部門,它們基本類同,且多多少少是私立的,與一些公司有關係,例如華為——這家著名的電信企業,就擁有自己的情報部門,它們與國安局一起協調工作。要知道,軍方的情報部門在2016年徹底重組,習近平重組了解放軍包括科技,特定,醫藥等眾多情報部門,這樣一來工作就有了多面性,不同的部門組建成特別行動小組,基於不同的部門,專門從事這個或那個領域的工作,如生化,細菌,汽車製造,拿武漢為例,那裡不僅是新冠之都,也是中國汽車製造業之都。

« 經濟智能對話»:最後一個問題,所有這些部門機構是否都是由習近平自己一個人來執掌?

羅傑-法利戈:不,這有些複雜,但普遍來說,趨勢是儘可能多的將情報部門集中管理,我必須指出:這對習近平和他周圍的人來說,可能會很危險。此外,還注意到(中國)情報部門的負責人,在六個月前,剛被習近平解職,因為他被指責擁有過多的權力。一方面是集中管理的趨勢,另一方面是擔心如果發生政變,宮變,那麼(中國)的整個體制將從上層開始崩潰。這種情況在中國現代歷史中至少發生了三次;有可能就是因此,最近習近平沒有離開家出行,出國。我認為有跡象顯示在中國高層內部有人,對目前的發展有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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