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東盟國家峰會5月12日在華盛頓舉行。本次峰會在美國總統拜登即將開啟上任以來的首次亞洲行之前舉行，不僅展示了美國對東盟的長期承諾、為促進雙邊的貿易和區域安全合作清除障礙，也凸顯了拜登政府“重返亞洲”的戰略和決心。兩天的會議議程圍繞諸多話題展開，但核心議題依舊避不開中國。拜登上任以來致力於與更多國家結盟，組建統一戰線以應對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斷增強的中國。美國目前的種種努力能否助其在短時期內恢復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真正達到與中國抗衡的目的？我們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夏明先生就本次會議及相關的話題闡述一下他的看法。
法廣：在烏克蘭戰火絲毫沒有減弱的背景下，美國與東盟國家舉行了一次特別峰會。拜登主張的“重返亞洲戰略”會否因烏克蘭戰爭的爆發而愈顯複雜？
夏明：是，烏克蘭戰爭當然是干擾了美國重返占亞洲的戰略。因為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以後，基本上是把亞太-尤其是中國-作為它的重要的關注對象。但是，因為烏克蘭戰爭突然爆發，使俄國成為美國的一個重要關注對象，尤其是俄國跟中國也有結盟的態勢，當然使得拜登總統的亞洲政策確實變得比較複雜。
拜登總統這次召開的美國與東盟的峰會，他也說的很清楚，其中很重要的就在於：美國政府必須要強調：重返亞洲的戰略沒有改變。也就是說，它的戰略中心並沒有說要回到俄國、或者回到歐洲。所以它這點是要強化。而且如果你注意一下，拜登總統，他在關於這麼一個高峰會議，美國政府發了一個非常清楚的說明，其中就講到：東盟是美國未來的戰略中，一個佔有中心地位的，所以從去年的美國副總統訪問東南亞地區，到去年十月份，美國（與）這些國家舉行了網上的高峰會議，到今年舉行見面的高峰會議，而且是在美國，美國總統-應該說-是比較高調的層次上舉行大型集會的第一次。所以拜登在宴會上也說道：我們第一次（舉行）這麼大的宴會，來歡迎多國的首腦。所以美國對這個是非常的重視，而且這個重視-你可以看到-，它裡邊有幾個核心內容：對東盟國家來說，針對性很強；同時另一方面，因為整個東盟跟中國的關係-我們大家也都知道-也很緊、也很近，所以儘管美國跟東盟的高峰會議，沒有中國出席，但是我們都知道，這次高峰會議當然很多也都是圍繞着中國來進行展開的。美國跟東盟的合作，圍繞着一個是：怎樣使得美國在東盟的戰略政策得到加強，也就是要加強經濟、加強經濟投資，使得東盟國家獲得更多的經濟利好，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受到一定的遏制，這是第一點。第二，你可以看到，美國的強勢是在海洋。通過海洋的各種援助、安全，包括各種技術的一些援助，還有美國特意地（將）這些退役艦船送給這些國家。這些當然是針對中國的、在南中國海的這些擴張的。另外，美國提出的一種幫助的這種發展的戰略態勢，非常強調環保、生態、可持續性發展，這與中國在外邊投資、尤其是在環保生態上面重視不夠，當然是有針對性的；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當然就是教育、文化交流項目。面對中國的所謂的硬實力、軟實力和銳實力，美國也非常着重強調，對東盟國家，不僅要加強他們的留學生、增加他們的簽證，而且還要建立他們的未來的領導的各種培訓項目。這些培訓項目，從現在大概是三十來人，未來要擴大到每年幾百人，往900人走，這種投入是非常大的。當然最後一個，就是要加強疫情的防控和援助，因為畢竟美國如果要在東盟國家這邊要發展它的影響，必須要在抗疫的過程中，一定要加強它的援助。美國已經進行了各種的疫苗的提供援助，也提供了經費的援助。現在還在增加投資，所以可以看到，美國當然是加強東盟的戰略地位，以經濟、以援助、以疫情多方面、還有軟實力的這種擴張在配合。
法廣：面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拜登準備推出一個全面的印太經濟框架，這將是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以來，美國在該地區的第一個重大貿易和經濟舉措。此項計畫能否成功？將在多大程度上幫助美國抗衡中國？
夏明：是。首先，美國在特朗普總統下邊，退出了印太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現在人們就在問：拜登總統是不是應該回到這個垮太平洋戰略夥伴關係的延續？因為畢竟美國退出以後，日本還在堅守。所以日本把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轉換成所謂的“CPTPP”，就是“全面與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所以人們就認為，美國是不是更好的是應該返回？這裡面，其實我覺得這也折射出美國目前的一些處境，也就是說，拜登總統在國內、現在目前來看，遇到的經濟問題比較多，各種疫情的壓力、經濟的通貨膨脹。。。所以如果拜登他要去否定特朗普總統的一些政策的話，他會是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價、尤其是外交。所以我認為，作為拜登總統來說，他現在如果是直接地回到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的協定裡邊去，就也等於是直接地跟特朗普的退出去作對；而特朗普總統當時退出這個協議，其實也還是有很多美國國內支持度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為，作為一個戰略考慮，拜登總統不會馬上再回到協議，而是建立一個新的全面的印太框架。這個印太經濟框架，當然是配合他的印太戰略計畫的。所以，從長遠來看，這種全面的印太框架，跟印太戰略的配合，同時跟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的融合，都是有可能的。這就要看未來，美國的拜登總統能不能引領美國走到一個更繁榮的方向。如果拜登總統在中期選舉、或者在兩年以後的美國總統大選，出現這些挫折的話，當然這些都會出現一些問題。所以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這個計畫能不能成功？能不能成功的一個主要的（因素）也在於：美國國內的政治結構的變化，多大的程度上，拜登總統的政策具有權威性、具有穩定性？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國現在在討論這個印太全面經濟框架的時候，也是希望國會能夠捲入。國會捲入，通過國會立法的方式，就讓它更具有穩定性，這是它成功地一些必不可少的一些要素。他的做法、全面的印太經濟戰略框架 本身，就是配合印太戰略的。而印太戰略的根本的目標，其實是針對中國在東海、台灣海峽、南中國海、還有在中印邊界地區，中國許多的、比較有點戰狼外交性質的這種對外的一些作為。所以我認為，當印太戰略能夠建立，其實美國已經完成了它對中國、其實也是一種遏制，你可以看到一個海洋的包圍圈，其實把中國已經給包圍起來了。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幫助抗衡中國？印太戰略，當然需要有經濟的支撐，有這些當地的夥伴國家能夠得到經濟的利好，所以我認為，如果印太經濟框架能夠推出的話，其實是在具體的細化和加強印太戰略，當然是在幫助美國政府，用它的經濟上和戰略上的這些框架來抗衡中國。
法廣：美國總統將在5月下旬到訪首爾和東京並出席“四方安全機制”會議。您如何看待拜登本次亞洲行？
夏明：是，我們看到：首先，韓國的新總統、剛當選的。韓國新總統尹錫悅是比較強硬的，就是說對中國是比較強硬的；而他另一方面，對日本又是比較友善的。所以他的一個重要的施政方針、他在競選過程中，就講到：要跟日本改善關係，要跟中國、還有北朝鮮，要有強硬的政策、不妥協。同時要加強跟美國的防務，包括在薩德計畫上。不僅要把現在的薩德安裝要落實，而且還要試圖進口新的一套薩德的設備，等等，這種舉措當然對拜登總統來說，配合他的印太戰略都是有幫助的，而且這裡面也提供了一個日本跟韓國的關係改善的契機。因為我們知道，日本也有一個新首相上台，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其實對美國的關係也是非常的好，而且他本人也在美國生活了好多年。所以日韓關係目前的這個契機，拜登總統一定是會力求促成這兩國關係不斷地改善。因為我們知道，在前任的日韓的關係是有些問題，一直比較冷淡。如果拜登總統能夠借用日韓兩位新的行政首腦出來，能夠加強跟他們的關係、能夠協調他們的關係，恐怕這是拜登總統亞洲之行的一個重大的舉措，可能是非常大的一個成功。另外當然我們看到，他的一個重要的內容，當然是印度、日本跟澳大利亞。這裡面涉及到一個主要的問題就在於：這次我們知道烏克蘭的戰爭。烏克蘭的戰爭引發了印度必須要做出個選擇。而印度在這次整個選擇過程中，其實是一種騎牆。當然印度也長期有一種所謂的不結盟的戰略。所以這次印度基本上沒有譴責俄國，而且也沒有加入到美國對俄國實行的各種禁運。相反，這些制裁措施，其實印度趁機佔了些便宜。也就是俄國的油和天然氣這些，價格非常便宜。我看了一下報導說，大概是以低於國際市場起碼30美元一桶油的這個價格，其實印度在進行大量的收購。所以當然我認為，作為拜登總統，他是有必要在亞洲協調他跟這些盟國的關係，尤其是如何一方面給印度一些獨立性，但是另一方面，也會給印度施加某種壓力、要給它一種選擇。就是說，你要權衡一下：你跟俄國靠近會付出的代價。因為畢竟印度跟中國的關係也是非常緊張的。所以我相信，這次四國安全機制會議，恐怕也是要協調在烏克蘭戰爭這種條件下，怎麼樣讓印度能夠跟美國外交政策保持一致。 但是我認為，印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教訓，我覺得應該吸收，因為長期以來，它搞的所謂的不結盟的政策，其實給它吃虧很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62年，因為它所謂的不結盟，不跟蘇聯結盟、也不跟美國結盟，當它被中國打的時候，其實都沒有鐵桿兄弟來馬上幫忙。所以我們看到，這場戰爭打了之後，印度的總理尼赫魯一年之後就死掉了。所以我覺得對印度來說，有時候騎牆恐怕給它帶來的國家安全的威脅更大。
法廣：拜登政府執政已經進入第二年中，您如何評估拜登總體對亞洲的政策和戰略？
夏明：是，你看我們已經談到了拜登總統確實非常繁忙，在亞太地區構建各種他的戰略上的、經濟上的、和多邊關係的這種構架，所以你可以看到，拜登總統有一個網絡式的這麼一個多層的網絡、逐漸在相互的、有交錯的、有重疊的、當然在推動亞洲地區的整個合作。當然這個合作，其實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中國的惡性的一個崛起。因為中國惡性崛起是要挑戰現成的國際體系，而且是要挑戰自由和法治的這麼一種國際體系。所以對拜登總統來說，我們剛才討論的所有的問題，都反映出他的亞洲政策的總體的部署。拜登總統的亞洲政策，我們看到：現在已經兩年，基本上已經顯示出來。他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亞洲這邊地區的國家非常地不平衡，不是像歐洲國家那麼同質，在亞洲有點異質型。這個異質就使得有共產黨國家、有非共產黨國家、有高度的發達國家、有高度的不發達國家、有跟美國傳統上是敵人的國家-包括像越南-、有傳統上跟美國一直是盟友的國家或者甚至是它的殖民地、（像菲律賓），所以我認為，拜登總統、或者美國整個對亞洲的政策就很難出現一種非常整齊畫一的這麼一個規範，類似在東盟高峰會上，越南總理範明政就鬧了一個小笑話：他們在等待跟國務卿布林肯見面會談的時候，他們就在那兒講話、隨便、非正式的講，但是現場就把它錄下來了。越南總理範明政他就在講說：我們誰也不怕，美國也不要以為會把我們怎麼樣，我們也不怕你，另外好像就說“拜登總統，我們也可以將他一軍”等等。越南，當然是有它的各種打算的。同樣你可以看到，美國這次對洪森、柬埔寨的-他是東盟輪值主席-對他有意的在給他 這種比較高的對待。而洪森在柬埔寨，其實在回潮這個專制的政治。所以我相信，面臨著緬甸的軍政權、在泰國、泰國是美國的強烈的支持者，也有軍政權的問題、軍事政變。所以我認為，對美國來說，它必須得對亞洲國家要有一個非常精細的、一個多元的、一個細化的政策，不可能一刀切。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美國必須意識到：就是亞洲這些國家，它跟蘇聯的鐵幕國家不一樣，它們更多的是一種竹幕國家，用竹幕國家的這種靈活、和它的這種堅韌，是美國必須要學會打交道的。這裡邊，就讓我想起1958年，美國兩位記者寫的一本書，叫《醜陋的美國人》，就專門總結美國對亞洲文化的不理解。而且美國人這種狂妄，使得在亞洲政策的失敗。我認為今天的美國，對亞洲多大程度上理解？多大程度上能克服狂妄？當然現在我們看到，副總統Kamala Harris（賀錦麗），她也是第一位美國副總統有亞裔血統。那麼我相信：美國也可以在刻意的改善對亞洲的了解。但是我還是認為，美國現在對亞洲政策，它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裡面的人員之間配備，好像還是缺少理解和知道亞洲的人。尤其更重要的、我認為就是：美國在它的對歐洲、對德國、各種戰略過程中，包括對俄國各種戰略過程中，它都會着意地吸納一些在這些國家成長、懂得他們的文化和社會結構、或者他們的心理、心態的人。但是你可以發現，美國的東亞政策、或者亞洲政策，它的整個決策圈，基本上看不到就是在亞洲長期生活、或者是有亞洲背景的人，能夠給美國出謀畫策。我認為這點恐怕是美國顯出的某一種狂妄。因為我認為，就像我從中國來，我在美國生活的時間比在中國生活的時間現在還長了，但是如果真正要理解亞洲國家，包括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恐怕你沒有一個對這個社會、文化和語言有深刻了解的這批人的話-就像越南總理，他之所以可以隨意地在那裡講笑話，他就是有一種認定，就說：你們根本就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所以這一點，我認為恐怕是美國對亞洲政策需要改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