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今年進入第十年。根據中國官方媒體報道，十年來，這項規模龐大、以大筆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倡議已經在世界各地150多個國家以不同形式鋪展開來。但是這項配合著習近平任下的全球戰略的倡議開始引發越來越多的批評。不僅一些貧窮國家開始有落入債務陷阱之虞，而且一些西方國家意識到對中國經濟過度依賴所暗含的危險，也開始重新審視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的項目。繼澳大利亞宣布退出在維多利亞洲與中國簽署的兩項“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之後，七大工業國集團中唯一與中國有“一帶一路”合作的國家意大利也開始思考是否應當退出2019年簽署的相關協議。7月中旬，總部設在華盛頓的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博士應意大利參議員聖阿加塔·朱利奧（Terzi di Sant´Agata Giulio）邀請，出席意大利參議院會議，介紹他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觀察與分析。楊建利也結合自己從事人權工作的經驗，提出了建設“經濟北約“的設想，針對當前民主體制與專制體制間的價值觀對立，希望民主國家聯合建立一種類似軍事北約的機制，共同應對中國頻繁使用經濟脅迫手段對自由民主價值推廣帶來的威脅。
意大利為何考慮退出“一帶一路”項目？
法廣：意大利自去年更換新政府以來，提出了是否要考慮退出與中國2019年簽署的“一帶一路“備忘錄的問題。意大利是七大工業國裡面唯一一個和中國正式簽署這樣文件的國家。如今，也就不到四年的時間，意大利為什麼考慮退出？它為什麼要重新評估和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合作呢？
楊建利：“正如您所說，意大利是G7，就是七大工業國以及還有西歐國家中唯一一個和中國簽了“一帶一路”協議的國家，而且開展了一些項目的合作和投資。四年下來以後，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第一是從目前的經濟收益角度，並沒有看出來‘一帶一路’給意大利帶來特別明顯的好處。比如說，拿意大利和其他西歐國家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所得的利益相比，意大利並沒因為簽‘一帶一路’而得到更多。第二點，中國把與意大利簽署‘一帶一路’協議，看作是自己重大的外交突破。中國在與美國以及美國的盟國形成的自由民主世界競爭或者抗衡的時候，一直有一個戰略，那就是分化美國和歐盟的關係，也就是分化跨大西洋聯盟關係。中國如果在意大利找到了這個突破口，這個戰略的實施就更加容易了。但恰恰因為此，美國以及歐盟的很多西歐國家，對意大利和中國簽署‘一帶一路’提出了很多批評，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深入到西方的“特洛伊木馬”。
“這四年來也發生了很多事情。當然我們知道，最大的事情就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假信息戰。有一段時間，假信息戰的目標就是意大利，試圖把意大利描述成疫情的源頭。意大利人也發現，在和中國簽署的‘一帶一路’備忘錄中，包括了和中國官方媒體的合作，意大利的很多大媒體公司和中國的官方媒體都有合作，而且是互換內容。實際上，中國那邊不會發表意大利媒體中它認為敏感的內容，但意大利這邊按照合約發了很多中國媒體的內容。這在四年內對意大利產生了很大的誤導、影響。
“前不久有人權團體（法廣註：總部設在馬德里的非政府團體‘人權衛士’）揭露出來，中國在民主國家設立警察派出所的時候，人們發現意大利境內就有11個，也就是說在所有國家中最多！這和‘一帶一路’肯定有一定的相關性。這也引起這個意大利社會的警覺。再加上最近中國的經濟脅迫議題也引起幾乎所有和中國有經濟關係的國家，特別是G7的關注。G7在日本峰會（法廣註： 2023年5月21日在日本廣島）特別發表一個聲明，強調怎麼來應對中國的經濟脅迫。這一切都給這個意大利造成了很大的壓力。所以新的政府上台後，就考慮要中斷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協議。
“按照協議規定，如果今年十二月份之前意大利不提出來的話，這個協約就會自動延續。所以，現在到了意大利必須認真考慮和中國的這個協議的時候了。我這次來意大利參議院參加這個會議，他們很想讓我講講對這個‘一帶一路’的看法。
意大利政府為何舉棋不定？
法廣：意大利政府總理雖然提出了考慮是否要退出“一帶一路”。此前還有消息說，意大利有可能在5月在日本廣島的七大工業國會議上，就做出一個決定。但其實這個決定沒有出來。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出，意大利有點舉棋不定。能不能介紹一下決定退出與否的難點是什麼？讓意大利政府猶豫的是哪些問題？
楊建利：“意大利顯然對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有相當大的依賴性。其實不僅僅是意大利，實際上包括美國這個世界最強的經濟體，還有歐洲最強的經濟體，像德國等等，它們對中國的依賴性還都是非常非常強的。那麼，意大利由於在‘一帶一路’項目框架下，進行了很多經濟上的合作，這種依賴關係就比其他的西歐國家又更加深入，依賴性相當強。如果退出，那就意味着意大利和中國經濟關係未來有一種很大的不確定性。意大利的經濟將會出現什麼狀況？實際上沒有人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比較令人信服的評估。
“第二點，在‘一帶一路’項目中，有一些意大利的商人獲得了利益，他們想繼續延續這種關係。所以，中國最近密切的外交活動都是針對意大利的工商界。換句話講，就是以商壓政。這是中國比較常用的一個伎倆。中國現在密集的和意大利的工商界溝通、聯絡、說服。很多具體的做生意的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因為得到了利益或者幻想着未來可能會有更大的利益，他們就對政府形成了很大的壓力。意大利國內因此有非常激烈的辯論，這就造成了現在大家所看到的：意大利政府有些舉棋不定的局面。這次的研討會，我希望能對意大利最終的決定，發揮一定的作用。
“一帶一路“倡議有很多太自私的戰略考慮
法廣：意大利雖然是七大工業國以及西歐國家中第一個和中國簽署正式簽署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合作文件的國家。但是其實在歐盟成員國中，並不只有意大利。匈牙利也與中國簽有相關協議，而且匈牙利繼續保持着和中國的友好關係。捷克、波蘭等國也都和中國在大概在2015年就已經簽訂了“一帶一路”的合作框架。但是，比如捷克，後來就對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合作感到失望，因為中國承諾的投資並沒有到位。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一些東歐國家和中國關係開始變得比較冷淡、緊張，並轉向台灣。您怎麼看中國既想要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大規模地進軍歐洲，但是實際上，很多承諾又無法兌現的情況？是因為中國其實是有雄心，沒能力，是心有餘力不足嗎？
楊建利：“是這樣，我在談‘一帶一路’的時候，會常常想到馬歇爾計畫這樣的比較大的國際互相援助項目。那美國當時是為幫助歐洲戰後復興推出了馬歇爾計畫，同時當然美國也有自己的戰略利益，他是做好事兒，和符合自己的戰略利益的結合，二者缺一不可。你要是僅僅為自己的戰略利益，又不想做好事，不想把歐洲從戰後重新復興起來的話，（馬歇爾計畫）不可能成功。但如果僅僅是為了做好事，美國人也不可能長久的去為歐洲的復興無限制地投入下去。所以他必須是既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同時又在歐洲為歐洲人做了一件大好事，這樣，項目才可能成功。但如果我們以這兩個標準，回過頭來看中國的‘一帶一路’。中國的‘一帶一路’更多的是體現中國的戰略利益，而不是要到當地去做好事，這兩邊就失衡了。如果中國真的按照自己的承諾，比如基礎建設或開發投資都能夠到位，而且在做這些項目的同時，真正的關懷所在國的工人、民眾的利益的話，那我相信‘一帶一路’也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成功。但恰恰中國的‘一帶一路’不是這樣，中國更多的是考慮自己的戰略利益，而很少考慮在所在國能夠做一些好事，這就造成了這個項目不怎麼成功。所以我們看到，‘一帶一路’在非洲遇到了一些阻力，在南亞的斯里蘭卡等這些國家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且，在一些政治風險比較高的國家，像巴基斯坦，像現在的阿富汗，中國依然要在那兒開展‘一帶一路’，很多人都能不理解。實際上呢，中國是藉著這種機會進行一些戰略資源的掠奪，以及最後對某一些戰略資產的侵佔。一般來說，政治風險也是投資非常重要的一種風險考慮。但是中國依然到那兒去，為什麼呢？就是說，比如說在那裡投資一個非常重要的港口，或者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但對方還不起錢的時候，我就要求ownership，所有權。到最後呢，很多戰略資產控制權或是所有權，都落到中國的手裡去了……所以，它有很多這樣太自私的戰略考慮，在世界各地一定會受到阻力。 ”
何為”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
法廣：您這次來歐洲演講，除了中國的“一帶一路“話題外，也是介紹所謂”經濟北約“。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經濟北約“怎麼一個概念？
楊建利：“這個話題實際上剛才我們已經觸及到了。，世界上每個國家在相當程度上和中國的經濟依賴關係都非常強，尤其是民主國家。民主國家相對來講都是比較發達的國家，所以，在經濟上，中國基本上不是他的第一貿易夥伴就是第二貿易夥伴，最差最差也是第三貿易夥伴。而且這種經濟上的交叉依存關係已經到了不可分的一種地步。但中國的經濟體量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來迅速的增長，如今已經成為第二經濟大國，而且在很多領域裡直追美國。由於中國自己的經濟力量很大，尤其是政府手中所控制的經濟資源非常非常的大，可以說超過了所有的政府，中國在最近一、二十年來，開始越來越多地使用經濟上的脅迫手段，去達到他的目的。”
“我提出‘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主要是我從事的人權工作讓我想到了這個概念。因為在我做人權工作的時候，無論去哪些國家談論人權問題，對方一方面講得很好，但另一方面，在執行的時候就大打折扣。最後我發現，其中原因只有一個字，就是錢！就是錢。其實，只要仔細地觀察就會發現，中國其實沒有任何力量，就只有錢的力量。在軍事上，他也不敢隨意就拿軍事力量去侵略哪個國家，它還得掂量掂量：它畢竟還和美國、日本等等這些國家，尤其是這些國家合作起來的力量，差距非常大。但是在經濟利益上，它單個用經濟力量來對付任何一個國家的話，他足以進行脅迫。中國的唯一力量，是錢！沒有錢，實際上中國沒有任何影響力，沒有任何軟實力輸出。如果說有軟實力的話，我最近在Politico發了一篇紀念六四的文章，就是講六四以及中國的‘實用主義的軟實力’。什麼叫實用主義的軟實力？就是非道德，到哪裡都不問是非，不管人權記錄，只把我的錢放在你桌上……這就是他的軟實力。其他沒有。它就用這種方式，在世界範圍內進行它的戰略利益的獲取。這種方式在很多地方很管用，不僅在落後國家管用，在一些民主國家，也得以讓很多國家向他屈服，尤其是當它與民主國家批評中國的人權記錄，或者為台灣面對的不公平的國際地位呼籲，或者是因為見了達賴喇嘛，或者是要求追溯新冠病毒源頭等這些和價值觀有關係的議題發生衝突的時候，中國基本上是無一例外地使用經濟上的手段，來進行脅迫。比如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那實際上和挪威沒什麼關係，只不過是諾貝爾和平委員會設在挪威。中國就對挪威進行了一系列的經濟制裁，比如限制挪威的三文魚、石油等等，對挪威造成很大壓力，最後屈服。我現在在英國參加一個很重要的非政府組織的演講。我在演講中提到一個英國案例。在2012 年，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會見了達賴喇嘛。中國於是開始經濟上的脅迫，就要斷絕這個、那個關係，取消高層見面等等。後來卡梅倫和他的一些幕僚想了想，覺得和中國的經濟關係非常重要，到最後就認了錯，帶了一百多位商界的重要人物，到中國去訪問，認錯，簽約。這個事兒就算過去了。當然被脅迫的還包括法國、澳大利亞、捷克、日本、立陶宛等等，一個個都是用同樣的方式進行脅迫。那怎麼辦呢？ 其實每一個國家去單挑中國都很難，剛才我們講了，中國政府的經濟資源太大了。必須大家合在一起，進行集體防禦。這就是‘經濟北約’的概念。“
“我最早在2019年提出這個想法，因為我從事的人權工作造成了我的這些思維。但是今年我發現，英國前首相特拉斯（Liz Truss），還有前丹麥首相等等，很多人其實都提到‘經濟北約’。G7成員國中，對抗中國的經濟脅迫也已經成為一個共識。但是我所提的‘經濟北約’和他們的還不一樣。我主要是講價值觀衝突以後所產生的中國的經濟脅迫，而不是僅僅在貿易中、或在生意中、在經濟來往中，中國進行的一些不正當的經濟手段。不正當的經濟手段有其他的貿易組織去解決。我現在要講的就是當一個國家對中國的人權記錄進行批評，當一個國家面對着中國堅持自己的民主原則和價值的時候，如果受到了中國的經濟脅迫和打擊，怎麼辦？我是建議民主國家能夠逐漸的形成一個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就比如立陶宛這麼一個小國為例。立陶宛去年因為台灣的問題受到中國打壓的時候，如果當時有這個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的話，你稍微給他一點援助，就夠了，因為這個國家很小，他就根本不需要怕中國，對吧？！而事情恰恰也就是那麼發生的。立陶宛遭到經濟報復的時候，台灣等國家都去支援。尤其是歐盟。歐盟開始還有點猶豫，覺得這麼小一個國家，去挑戰中國幹什麼，大家不想管它。沒想到過了一段時間，中國對一個這麼小的國家大打出手，結果惹起整個歐盟的憤怒，歐盟就給立陶宛批了1億3000萬歐元的支持。1億3000萬對於立陶宛這樣的小國家已經是很大的支持了，所以立陶宛現在根本不怕這個中共……就是說，實際上這個‘經濟北約’模式已經說出來了應該怎麼辦，現在就是把它要制度化。當發生這樣的問題的時候，彼此互相幫助，就根本不需要怕中國的脅迫了…… ”
“經濟北約”設想是否太理想化？
法廣：但是，首先，經濟體之間的聯合運作，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其次在民主社會呢，經濟生活更是一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這也是為什麼剛才您提到，遇到人權問題的時候，有些國家對制裁中國很猶豫，因為它有經濟利益。那麼“經濟北約”這樣一個提案，就是希望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在有價值觀衝突的時候聯合行動：這是不是有點太理想化呢？
楊建利：“是比較理想化，但實際上，這不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的建議，而是一個現實理想主義的定義。我在我的英文文章裡邊也專門講了，我稱它為practical idealist或是叫idealist realist。為什麼呢？因為你最終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你必須找辦法。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就是：美國你必須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理想，不然我就罵你.。立陶宛，你必須要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理想、堅持價值觀，不然的話，我就罵你……這叫純粹的理想主義。但我們要堅持理想，我們要堅持價值，但只有用這個辦法做到了，才能夠堅持價值，這叫practical idealist 。這是第一。”
“第二，‘經濟北約’實際上也是可實行的。它和一個貿易組織不一樣，我在我那篇主要文章里提到，這不是一個貿易組織。貿易的衝突，比如加征關稅—— 歐盟和美國之間的關稅還很重，他們之間可以自己討論。這不涉及到價值問題，可以由貿易組織去解決。我這裡所講的問題，就像現在的軍事北約一樣，平時你不需要有任何軍事行動，你只要準備好就行了。我們也不需要有什麼特別多的在貿易上的相應調整和改變，但可能要設置一些基金。一旦遇到中國對一個成員國進行經濟打擊的時候，馬上啟動現有的機制，使用這個基金去幫助這個國家。說簡單一點，實際上就是一個保險公司，就是說我們每個國家都在這個保險公司裡邊買點保險。當然這其中還要建立一些機制。在某個國家遇到問題的時候，它就在這裡拿保金唄。這實際上是一個現實理想主義或者理想現實主義的想法：我必須堅持價值，但是我得找到可以堅持價值的方式。 ”
楊建利在他2023年3月發表的文章«是時候建立基於價值觀的“經濟北約”了»中指出，“雖然集體安全聯盟和貿易組織是存在的，但它們並不能應對因價值衝突而產生的經濟脅迫問題。”儘管近年來，一些西方國家面對中國的經濟脅迫做出了些許共同應對的嘗試，但楊建利認為，潛在的問題是：這樣的努力能持續多久？文章特別指出，“每個個體的理性選擇（在考慮整體環境並計算各種可能行動的收益/損失和風險後，做出將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選擇）產生了集體非理性的結果，使得整體環境更糟，最終使每個參與者都成為受害者。”
不過，儘管民主國家近年來開始有共同支持其它民主國家應對中國經濟脅迫的嘗試，但僅以歐盟為例不難看出，即使對於這個經歷了數十年的磨合的集體，制定一個共同的對華戰略也並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