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公民論壇節目中，我們邀請華裔知名專家嚴歌苓女士談了她最終與中國的政治審查制度決裂的經歷以及首次不需要考慮政治審查的新書«米拉蒂»寫作過程中的心境。«米拉蒂»以女主人公米拉的成長經歷以及她對身邊家人以及友人的生活的觀察為主線，既重現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剛剛走出文革桎梏、百廢待興的中國青春躁動般的生機，也揭示出中國一次次政治運動對個人從肉體到精神的摧殘，以及過去四十年間中國作家、藝術家在時松時緊卻從未消失的政治審查制度和商品化大潮雙重壓力下的扭曲與掙紮。而貫穿過去四十年變與不變的紅線，正是一次次政治運動揮之不去的意識形態烙印。嚴歌苓女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不反思文革，我們在精神上永遠也不可能真正進步。”
當作家、藝術家與八股合體……
法廣：«米拉蒂»的一個突出主題就是創作自由。通過書中人物的經歷，您從各個層面剖析了創作自由與審查的關係，寫出不能在無法無天的想象力中自由創作，不能想畫什麼就畫什麼的困境，對創作者的扭曲。其中人物父親米瀟因為意識到自己的作品雖然頻頻獲獎，名利雙收，但又走不出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的基因密碼，他為此而痛苦。您在中國長大，青年時期也是在中國度過，您自己是否也曾經有這樣的困惑？
嚴歌苓：我覺得我好像比我爸爸他們那一代人要幸運很多，因為首先我出國的時候只有三十歲，就是剛剛人在成熟的這個年齡，而且我很快就用英文寫作了，因為我在讀文學寫作碩士生的時候，我們所有的閱讀和寫作都是英文。我覺得這給了我一個空窗期，從那種套話里跳出來。還有呢，就是我一邊在給學校寫功課，用英文創作。另外一方面我用中文寫小故事，像«少女小漁»，«扶桑»，都是那個時代應該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要在台灣得獎和發表、出版，我就要嘗試寫一種中文——就是用即使沒有共同的生長環境、生長背景的中文讀者也能懂的中文。因為我有時候講話，我的表姐、表哥、表嫂，他們都就覺得：哎，你們這個中文怎麼好像跟我們台灣的那種中文是不一樣的……這就可能產生一些理解上的隔膜。
實際上，在民國、五四時期，在1949年之前，無論香港、台灣，還是大陸，都是在同一種語境當中。也許香港有粵語的影響，但是在書寫文字方面，基本上我們是一種同樣的語境。但後來，因為我們不斷地政治運動，隔一兩年就有一個政治運動，一個政治運動就產生一大堆的套話。 這些套話造成我們的表達習慣實際上是不可流通的，因為文學肯定是表達你的內心活動，表達你的思想感情，表達人類共通的一些感情。如果你用這種實際上很套路化的一些話，人家就不懂。我覺得（人物）米瀟可能就已經就成了這樣，他畫出的作品被他的女兒總結說，是一種“八股“式的表達。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無論你想怎麼樣去打破這種八股，但是因為你已經變成與八股合體，你自己在製造八股、八股在製造你，這種互相依存互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像我爸爸他們那一代的作家，藝術家，這些根本就拆解不開，都是血肉相連。 我比較幸運的是，我其實生活在國外的時間比生活在國內的時間多，我對此比較有自省意識，比較能夠意識到什麼樣的表達應該是最新穎的最中文的，而不是最大陸中國化的那種中文。 所以我幾十年都一直在提醒自己怎麼樣寫出一種中文的中文，而不是大陸化的中文。
“我們民族的一種弱點：沒有自省意識，沒有反思的習慣”
法廣：從您這本書可以看到您這幾年表達的一些觀點，對中國社會的一些觀察。比如說在關於”鐵鏈女“那篇文章里，您質問：你為什麼不憤怒？在”瞞，瞞，瞞“這篇文章中，您提到國人的這種”“忘性。這本”米拉蒂“里也寫了李真巧這個人物面對讓她徹底心死的王漢鐸表現出的某種寬容：“國人一次次從血泊里站起來，擦乾身上的血，又把他們賴賴唧唧的日子過下去了……”。 您怎麼分析這種所謂“既往不咎”的“忘性”或“寬容”？
嚴歌苓：就是無原則呀。沒有原則，沒有自省意識，沒有反思的習慣，所以不斷地重複自己的悲劇，不斷地製造悲劇，不斷地害人，也不斷地害己，就這樣無休無止的惡性循環。
法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一種情況呢？這是一種民族文化的弊端呢？還是……
嚴歌苓：當然是弊端，是我們民族的一種弱點，一個缺陷。是我們從心理上到文化上的（一種缺陷）。應該說，就當代中國來講，根本不應該再發生了，因為我們現在跟全世界都連着呢，只要你主動一點，就可以明白什麼信息是在騙你，什麼是真正真實的東西。其實在中國大陸，你只要想得到真相，總是能得到。可能不像在國外那麼容易，但是很多東西你不必去通過媒體去取證，你其實是憑自己的直覺。 如果你對整個中國1949年以來的歷史有所反省的話，你就發現：哦，原來有很多共通的東西。每一次的運動，每一次發生的悲劇，對老百姓實際上有很多東西是相似的，甚至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如果說你對整個的當代的中國每一次的悲劇都記住了，都反思過了，都反省過了，都檢查過了的話——就是作為一個民族的一份子，你去檢查，你就會發現，我們為什麼這麼愚蠢地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就像在一個運行軌道一樣，逃脫不出它的那種引力。
整個民族本來就是一個糊裡糊塗的民族。說要“向前看“。什麼叫向前看？就是被人家咬了，被人家打了，都從來不去追究為什麼，是我招打，還是這個人就是一個惡棍？這到底怎麼回事？我們怎麼就沒有搞清楚根性到底是什麼？我們的悲劇的根在哪裡？每一次都沒有（思考），所以悲劇就重複發生在這個民族身上。特別是在共產黨統治以後的這麼多年，它想讓你忘掉，它可以想盡一切辦法讓你忘掉，用媒體，用導向，用洗腦，用各種各樣的方式。 本來一個民族就沒什麼記性，記性就很差。唐朝的杜牧在寫«阿房宮»的時候就已經說了，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只有兩代人：”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就是一代一代的人，哀的都是前人，而你自己正在重複前人的悲劇！ 為什麼會重複啊？因為你老在不為自己悲哀。這就是重複的根結。我就覺得中國人命真苦啊，怎麼會形成這樣的一種民族性格。
“政治運動的意識形態烙印已經嵌入到中國文化之中”
法廣：這部作品的另一個凸出主題是“美與醜”，“好與壞”的評判。主人公米拉/米拉蒂以“美醜” 來看世界，任何被看作是“做人的藝術”的違心表現，都被她視作“醜”；書中“真巧“這個人物是一個被社會看作是被“毀”了的女性，然而卻很有女俠般的勇敢。好像中國社會這種美與醜，好與壞的評判被徹底顛覆了，人們好像再分不清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美，什麼是醜。這是一種 “見仁見智”的結果，還是更是一種價值顛倒或缺失？是什麼造成了這種混亂？
嚴歌苓：我在最開始受到啟發，實際上是在讀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一篇散文的時候。他在那篇散文里說，他發現，凡是壞的政權，凡是專制獨裁的政權，他們的辦公室也好，樓房也好，他們整個的審美觀都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你看希特勒的那種國家大團體操式的、法西斯式的那種審美。 再看那些社會主義國家製造出來的汽車、蓋出來的樓房，都完全好像喪失了（傳統的審美）。其實像東歐也好，像俄羅斯也好，他們在革命之前，在實行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之前，原本是有很好的（文化）底子的。 俄羅斯的繪畫、音樂和文學都曾是世界上一流的。但是，他們實施了這種意識形態之後，很多東西就變得愚蠢、笨重、煽情……那麼，到底是誰毀了這些民族原本所具有的好的那種審美呢？我覺得就是這種假大空的表達，這種煽情。所以，米拉蒂這個小小的孩子，意識到一個人的表達失度。 無論是做人，還是表達，這種失度——就是度數錯了好多，過度了，在她眼睛裡就是好難看、好醜。她的父親在最後生命終結的時候說：我是那樣醜過的人。 那些基本的作為藝術家的審美能力怎麼可能不被徹底的傷害掉了呢？！他曾當著眾人，掛着牌子，說“我有罪，罪該萬死……”。在那種時候，個人的尊嚴已經被個人醜化到這種程度！所以他在最後對他女兒講到了丟勒兄弟（阿爾布雷特·丟勒，15世紀末十六世紀初德國著名畫家——法廣注），說：我多麼希望我代替你小吳叔叔（吳可，書中人物——法廣注）去“醜”，就像孿生兄弟一樣。 讓我們之間有一個人的尊嚴這種對自己的愛保存下來。如果這種尊嚴被保存下來，我們就還沒有徹底地醜過，那我們就有救了。他說，這是為什麼我沒救，因為我曾經那樣徹底地醜過……（«米拉蒂»p.250: “人失去自尊、體面、美感，就沒法子自我嫌惡，自我認醜。一度自我認醜的人，精神的傷殘，可是比阿爾伯特傷殘的手，要嚴重得多。”）
法廣：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說文革，包括此前的反右等一次次的政治運動，留下的意識形態的烙印，實際上已經嵌入到中國文化之中了……
嚴歌苓：是的。我覺得，知識分子自己出醜和醜化別人這種過程是非常殘酷的，所以我在«米拉蒂»里揭示了這些東西。為什麼我要給這本小說取名«米拉蒂»，就是書中的米拉蒂形成了一種道德審美判斷。
“不反思文革，我們在精神上永遠也不可能真正進步”
法廣：您有好幾部作品以文革為背景。在這部«米拉蒂»里也可以看到您早期發表並且搬上銀幕的小說«天浴»的影子。但中國社會其實好像已經忘記反右，忘記文革，您為什麼在文革結束已經半個世紀之後，還在繼續寫文革？是不是也就是因為這個時代留下來的烙印始終就沒有辦法再從中脫離？
嚴歌苓：文革從來沒被否定過。如果這個根子沒有被挖出來的話，文革式的精神，文革式的話語，文革式的情感，就永遠都還會重複下去。現在這些不是正在中國死灰復燃么？！相互揭發，互害互鬥， 這不都是在文革當中推到登峰造極的么？現在不就又開始在登峰造極么？！不反思文革，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在精神上永遠也不可能掙脫這樣一種桎梏而去真正的進步。
法廣：也就是說，中國人的創作力、想象力其實也就會長久地困在這種鉗制之中……
嚴歌苓：是的，是的。這種過度的表達，歇斯底里式的感情，缺乏理性，缺乏度數，現在不是到處都有這樣的人嗎！這個是很可怕的。
法廣：這本書也寫到八十年代初中國社會在文革之後的那種爆發性的活力。但中國近幾年自由的空間在不斷地收緊，文革也在回潮。您覺得，如果，比如換一個領導人，或者發生其他變化，中國還會再出現、重複八十年代那種爆髮式的解放么？
嚴歌苓：我想，重複大概並不意味着進步。因為我覺得世界已經走到現在，文明已經甩了我們好幾條馬路了。所以我覺得，我們如果能夠再有一次整體的文化復興的話，可能會是另外一種方式。但是我相信它一定會到來的，就是一兩年，要不就是五六年，最遲不過十年，它遲早一定會復興的，因為這就是一種規律，誰也不可能把一個民族壓制到這種地步，還能持續，因為這個民族已經睜開眼睛看到了，知道什麼是文明，什麼是進步，看到了其他的跟我們平行走着的這些國家現在是什麼樣子。我們不像北朝鮮。北朝鮮從來沒睜開過眼睛，它的國門從來沒有開過，它也沒有真正的和外面聯網。
挑戰：走出潛意識裡的那條紅線
法廣：我感覺«米拉蒂»這本書好像對中國過去這四十年走過的道路做了一個總結，也對您自己的創作生活做了一種總結。現在開始這種新的、完全獨立於中國審查之外的創作生活，您是否也覺得在創作上也有一個轉折呢？
嚴歌苓：當然。我覺得我首先要把自己解放出來，那些各種各樣的對審查制度的揣摩等意識，過去我是有的，因為這在潛意識裡已經形成了一種對自己的一道紅線。你要怎麼樣把這些紅線都給自己解開？不是說在潛意識裡形成的一些東西能夠在顯意識中很快解開。所以，我會有意識地來做這些。我覺得我在將來的創作中，當然一定會更加地自由和獨立吧。 現在我也很難講能夠做到、做好多少，因為這種長期的毒化，你已經沒有感覺了。所以，今後的寫作，選擇什麼樣的題材，怎麼寫，對我來講，都是一個挺大的考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