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來，加拿大國內重返中東的呼聲不斷。在第19屆麥納麥對話（Manama Dialogue）期間，加拿大與海灣合作委員會（GCC）討論了如何啟動政治、安全、貿易、投資、能源、教育、衛生等領域戰略對話及聯合行動計畫，雙方還希望加強民間交流及社會、經濟、教育、文化、科學和人權領域合作。
麥納麥對話是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繼2002年發起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後主辦的另一個年度戰略對話，自2004年以來一直是巴林王國最重要的活動之一，事關中東安全架構的核心。加拿大新聞分析網站（thehub.ca）在去年底對話結束後刊登麥克唐納-勞里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亞歷山大·達爾齊爾 (Alexander Dalziel)的文章《加拿大必須再次將中東作為地緣政治優先事項》，指此次對話集中討論解決哈以衝突，但海合會成員國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爾、沙特和阿聯酋的崛起對於加拿大意味着什麼？加拿大地緣戰略辯論大多集中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區，但中東與世界政治相關性很高，對全球經濟穩定至關重要。中東有加拿大在印太和大西洋之外優先考慮的因素。該地區一直加強與中國的經濟聯繫，除石油外，中國的數字絲綢之路對雄心勃勃的中東國傢具有吸引力。目前中國在中東安全和政治上仍處邊緣地位，但其購買力已轉化為影響力。在外交方面，它在2023年夏天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復了外交關係。
出席會議的美國和英國軍方官員稱，由於伊朗對地區競爭對手構成武裝威脅，海灣國家仍然強烈傾向於美國為其提供安全，這是海灣版的跨大西洋主義。東北亞、北歐和中東各國的外交戰略都以美國作為其安全支柱，但美國已經捉襟見肘了。亞歷山大·達爾齊爾認為“加拿大可通過加強夥伴關係、幫助捉襟見肘的盟友來擴大影響力，為海灣版的跨大西洋主義做貢獻”。
渥太華大學人權中心研究員、中東問題學者傑里米·維爾德曼（Jeremy Wildeman）撰文《為加拿大與中東的交往開闢新道路》回憶了加拿大在中東的黃金歲月。加拿大在1947 年聯合國決定分割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外交作用。1956年加拿大又以幫助緩解蘇伊士運河危機確立和平締造者的形象，加拿大外長皮爾遜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加拿大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重大貢獻，為加拿大提供了遠超其硬實力的軟實力威望。但加拿大在中東的失誤開始於1979 年，贏得大選的進步保守黨競選時承諾將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損害了加拿大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1980年老杜魯多重新掌權後擱置遷館計畫，採取更公正態度尊重中東人民，在中東促進和平與發展。9/11恐怖襲擊後，加拿大的中東政策發生變化，經常在聯合國投票反對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決議，堅持親以色列立場，導致2010 年與阿聯酋等海灣國家就機場着陸權問題、2018 年與沙特因人權問題發生外交爭端，國內也蔓延着伊斯蘭恐懼症，發生了種族主義襲擊和大規模屠殺穆斯林的事件。連加拿大申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努力也因穆斯林國家集體反對而受挫。
加拿大前駐約旦、伊拉克、阿聯酋和阿富汗大使，首任駐伊斯蘭合作組織特使阿里夫·拉拉尼 (Arif Lalani) 在加拿大公共政策網站（policymagazine.ca）撰文《是時候重新考慮加拿大的中東政策了》，認為“一個新的中東正在形成。加拿大的中東政策必須跟上步伐”。他建議渥太華與海合會國家充分接觸，加強與以色列、阿聯酋、巴林、摩洛哥等國家合作，考慮加入I2U2四方機制，加強與印度的關係對抗中國在中東日益增長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