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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委會推出《歐盟印太合作戰略》馮德萊恩:新戰略是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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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期待已久的《歐盟印太合作戰略》終於在9月16日與公眾面世。而由於澳大利亞潛艇事件的突然發生,使該戰略一出台就走在了印太地區瞬息萬變的地緣政治的風口浪尖上。按照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 )25日發表的講話說,“在本周一開始,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的協議,以及這可能對跨大西洋關係產生的潛在影響。這一宣布讓世界大吃一驚。接下來的反應不僅僅是關於一個沒有通過的潛艇交易,而是關於對歐盟-美國關係和歐盟在印度-太平洋的作用的更廣泛的影響”。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資料圖片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資料圖片 © 路透社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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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歐委會副主席的博雷利表示,“美歐是親密的合作夥伴,兩者之間缺乏協商和溝通,造成了真正的困難。它提供了一個不協調甚至分裂的西方國家的負面形象,而我們應該在這方面顯示出共同的決心和協調,尤其是在地緣戰略挑戰方面。”博雷利說,“我們周一與歐盟外長討論了奧庫斯協議(AUKUS)問題,部長們明確表示聲援法國。我們決定要求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解釋他們是如何以及為什麼做出這個決定的。”他說,“大家還一致認為,印度-太平洋的挑戰需要更多的合作,而不是更多的分裂。歐盟的印太戰略--我們在宣布建立奧庫斯聯盟的同一天公布,正是關於歐盟將如何加強在該地區的參與和與該地區的接觸,包括在安全方面。該戰略的一個明確的優先事項是與有意願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博雷利16日在歐委會出台《歐盟印太合作戰略》時還專門發表了演講。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15日在發表歐盟國情咨文演說中也特彆強調了對該地區的關注。馮德萊恩當時向歐洲議會議員們表示,“如果歐洲要成為一個更積極的全球參與者,它也需要專註於下一代的夥伴關係。”她說,“本着這種精神,今天新的歐盟-印太戰略是一座里程碑。它反映了該地區對我們的繁榮和安全越來越重要。但也反映了一個事實,即專制政權利用它試圖擴大其影響力。”馮德萊恩說,“歐洲需要在該地區更加存在,更加積極。因此,我們將共同努力,深化貿易聯繫,加強全球供應鏈,開發綠色和數字技術的新投資項目。”

馮德萊恩表示,“這是歐洲如何重新設計其模式以連接世界的一個模板。”她說,“我們擅長為道路融資。但歐洲在中國擁有的銅礦和中國擁有的港口之間修建一條完美的道路是沒有意義的。當涉及到這些類型的投資時,我們必須變得更加聰明。”博雷利則在隨後的講話中提出,“我們生活在一個混亂的時代,我們被危機和緊急情況所淹沒,但不時地擡起我們的眼睛,看看大的趨勢,並在大寫的歷史中給自己定位是很好的。而歷史將在印太地區(被創造)。這就是本世紀歷史將(被創造)的地方。”他說,“對我們來說,印太地區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未來,在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方面,世界的重心都在向這裡轉移。”

博雷利說,“每個人都知道,但一些數字表明世界的這一部分是多麼重要。世界的這一部分創造了全球60%的GDP和三分之二的全球增長。他們在二氧化碳排放中的份額一直在增長。在未來幾年,他們將代表70%的能源需求增長。對我們來說,(該地區)是我們(歐盟)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地,它是我們的第二大市場。在印度-太平洋國家中,前10個貿易夥伴中就有4個。”他補充說,“印太地區將是中產階級將(最)增長的地方。新興中產階級(國家)的大約24億人將在那裡,將來自這個地區。而這意味着對消費和投資的更多需求。”

博雷利指出,“在經濟方面,這是世界上一個充滿活力的部分。但在這種活力的同時,區域秩序也越來越具有挑戰性。印太地區也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正在加劇的地方。我們看到了世界各地的後果,但在這個地區最為明顯。”他說,“在這個地區,存在着陸地和海洋邊界的衝突。而且該地區的主要參與者之間缺乏信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一個特殊的利益--我會說是一個重要的利益--區域秩序保持開放和基於規則。我們可以說,歐盟經濟的兩條主動脈之一穿過這個地區。通過南亞海,我們40%的貿易是通過船運進行的。我們對保持這個航區的自由有很大的興趣。”

博雷利強調說,“印太地區的未來與我們有很大的關係。我們希望成為該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繁榮的貢獻者。”他說,“我必須說,在我對該地區的旅行中,以及在我與該地區同事的交談中,我察覺到對歐盟的參與有強烈的興趣。我們得到了合作夥伴的認可。他們認為我們是可信賴的、一致的和可靠的。”他指出,“這些都是加強我們在印太地區交往的理由;我認為是充分的理由,而且是綽綽有餘的理由。這就是高級代表和歐委會制定這項印太戰略的原因。”

博雷利介紹說,“這來自於(2021年)4月的理事會結論。4月,歐盟成員國外長們討論了印度-太平洋問題,達成了結論,並要求高級代表和歐委會繼續努力,編製一份更加詳細和全面的文件,本周歐委會已經批准了該文件”。他說,“我們並沒有單獨做這件事。我們一直在與我們的印太夥伴緊密合作。例如,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1月份參加了我們的外交事務委員會。我4月一直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同事保持聯繫。堪培拉發送了一份非正式文件,作為對我們辯論的貢獻。”

博雷利補充說,“我在6月訪問了該地區,特別是東盟總部。印度外長蘇傑生出席了上一屆歐盟外長非正式會議(Gymnich),我在七國集團和二十國集團會議期間與該地區的幾位外長進行了幾次會晤,還特別與新加坡外長維文和韓國外長鄭義溶進行了會晤。”他介紹稱,“關於這個印太戰略,我們已經確定了七個優先領域,並在文件中提到了一系列的具體步驟。第一個是把可持續性、包容性和繁榮放在一起。繁榮,但它必須是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

博雷利說,“正如我所說,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的份額在這一地區不斷增長,他們是最大的能源需求者。70%的能源消費增長將來自這一地區。因此,我們需要把包容性、可持續性和繁榮放在一起。”他說,“其意味着綠色轉型,意味着良好的治理,特別是海洋的治理。這意味着數字治理和夥伴關係,以及連接性。正如馮德萊恩在歐盟國情咨文中所說,我們希望建立聯繫,而不是創造依賴性。在歐盟,我們仍然是連接性方面的超級力量,但我們希望這種連接性建立在可持續的、基於規則的基礎上,不創造依賴性,而是建立友好聯繫。”

博雷利說,“而《歐盟印太合作戰略》的一個特殊部分是專門用於安全和防禦。最後一個優先領域將是人類安全。但關於安全和防務,我想強調的是,我們對歐洲在該地區有意義的海軍存在給予了重視。”他指出,“我們將探討如何確保我們的成員國在該地區加強海軍部署,同時考慮到從‘協調海上存在 ’概念的首次評估中吸取的經驗教訓。”他表示,“我們將評估在印太地區建立海洋利益區的機會,並與我們在該地區的夥伴接觸,使他們與我們的倡議聯繫起來,幫助在南太平洋地區建立能力建設項目,並參與東盟的安全架構。”

博雷利說,“我們將參與其他論壇,如印度洋海軍研討會,我們將努力在該地區協調部署我們的海軍資產。”他談到,“讓我們也提醒一下,我們是最大的投資者,因為有時大眾的看法和現實是兩碼事。讓我們看一下現實,讓我們看一下數字。我們是印太地區最大的全球投資者。我們在該地區的投資是美國投資的兩倍。”他舉例說,“我們(對印太地區)的投資總額為12萬億歐元,而美國為6萬億歐元,中國為2萬億歐元,日本為1.5萬億歐元。我們對該區的經濟活力的財政貢獻是所有夥伴中最大的。”

博雷利說,“另外,我們的發展援助規模很大,我們準備繼續走開放和與亞洲夥伴合作的道路。”他說,“一個重要的優先事項將是我們在全球挑戰方面的合作。這些挑戰是:抗擊大流行病;抗擊氣候變化;以及發展經濟和社會的數字化轉型。在這方面,我們有很好的合作夥伴。日本、韓國和新加坡。”他強調,“正如我所說,我們將深化我們的安全接觸,使我們的合作儘可能具體化,特別是在海事和網絡安全領域。”

博雷利說,“讓我強調最後一點:我們的戰略是包容性的。它向我們在該地區的所有夥伴開放。我們希望從東非到太平洋進行合作,這包括中國。在許多領域,如氣候和生物多樣性,中國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我們的戰略是合作而不是對抗。我認為有必要強調這句話。我們的戰略是建立在合作而不是對抗的意願上。”他說,“同時,我們希望深化我們與民主和志同道合的夥伴的合作,該地區有很多。因此,這一戰略也是關於擴大我們在整個印太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夥伴關係並使之多樣化。我們希望是開放的,與所有的人合作,但我們希望與該地區的民主和志同道合的夥伴擴大合作,他們有很多,對我們非常重要。”

博雷利表示,“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維護國際法,捍衛我們所承諾的價值觀和民主原則,許多亞洲國家也是如此。因此,《歐盟印太合作戰略》的座右銘是:只要有可能就合作,只要有必要就保護我們的價值觀和利益。”他談到,“我認為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也許是我們歐洲理事會和歐委會一直在研究的最地緣政治的文件之一。提出這一戰略的時機特別重要。”隨後的提問環節中,有記者問,“根據目前的事件,需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我想澳大利亞是印太地區的一部分。昨晚宣布的與美國和英國的聯盟,犧牲了與歐盟一個成員國法國的重要合同,是否削弱了歐盟的戰略?一個我們寄予厚望的夥伴,與我們正在談判一項重要的自由貿易協定,是否已經莫名其妙地保不住了?”

博雷利回答說,“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不是嗎?我非常明白,當前的事件佔主導地位。相反,你提到的這些事件表明,這一戰略很重要。因為這些事件只能說明這個地區的重要性和我們參與的必要性。這個聯盟只是強調了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以及它對我們也是多麼重要,只是強調了這個地區對我們的安全非常重要,對我們的經濟能力也很重要。”他續指,“我不會說我對今天的巧合感到高興,但我要藉此機會說這個戰略是多麼的及時。就我們而言,我非常理解法國政府一定很失望,我同意我的同事、法國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的意見,即需要增加我們在印太地區的存在,以捍衛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

記者說,“你在開場白中堅持認為需要對合作夥伴有信心,這一戰略將以夥伴關係為基礎。正如法國所指出的那樣,我們與澳大利亞存在着真正的信任問題,但我們與英國和美國也存在着真正的信任問題,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正在背棄他們的言論和承諾。你告訴我們,所締結的聯盟,即這三個國家在印太地區的安全條約,你沒有被諮詢,沒有被告知,你和我們其他人一樣,是通過新聞界發現的。這是以一種相當輕率的方式來看待與在該地區非常重要的夥伴關係。我看到你理解法國的失望,我想知道這種夥伴關係是否確實是在與該地區一些主要參與者的良好基礎上開始的”。

記者補充說,“我還想知道這一戰略是否引起了歐盟國家的極大興趣,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航行自由。在要求歐盟成員國在該地區部署海軍部隊時,27個成員國中有3個同意派艦艇。而當德國人派出一艘軍艦時,中國人大驚小怪,拒絕該艦停靠。這個偉大的項目的極限是什麼,它在紙面上非常有吸引力,但會遇到許多物質問題?”博雷利說,“當然,會有問題和困難。沒有人說這會很容易,但我們無論如何都要致力於此。我理解你問題的含義。是的,這是真的,我們剛剛得知這個聯盟,而且沒有諮詢我們。”

博雷利補充說,“我,作為歐盟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當然不知道,我想,這種性質的協議不是前天制定的,它需要一些時間。儘管這樣,是的,我們沒有被徵求意見。我們參與其中,這使我們再次有義務,這是一個提醒自己的好機會,反思提出歐洲戰略自主權問題的必要性。”他說,“這進一步證明了我們需要獨立存在,因為其他人是獨立存在的。這並沒有削弱與澳大利亞的關係,當然沒有,它是該地區的又一個合作夥伴。我再次理解法國政府對其在工業和軍事領域的合作前景感到失望。但它迫使我們,作為歐洲人,再次,我重複,思考我們的戰略自主權。”

博雷利指出,“顯然,並非所有的歐洲國家都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印太地區作出承諾。同樣,並不是所有國家都覺得致力於解決我們周邊的衝突。地理環境重要,經濟利益重要。但這些事件也是喚醒歐洲人的一種方式,讓他們知道他們必須自己採取主動,而且必須投入資源”。他說,“有的人有,有的人沒有,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以這種協調的存在一起工作。這不是一個派遣歐洲艦隊的問題,而是利用來自不同國家的歐洲船隻的存在。每天都有來自歐洲國家的船隻穿過世界某處,特別是在印太地區。這種存在必須得到加強和協調,以便它可以被認為是所有歐洲國家都能從中受益並在其希望的範圍內參與的存在。”

記者問,“關於這個新聯盟,更廣泛地說,在展望未來方面,你是否認為這個新聯盟--你說它讓你感到意外,而且你作為外交事務高級代表沒有被諮詢或告知?你是否認為它突出了歐盟和英國在英國脫歐後談判某種安全和防務合作協議的必要性?這是否表明英國不能被信任,或者它實際上表明需要這樣一個協議和這樣的溝通渠道?而且,除此之外,歐盟肯定應該團結在法國周圍,不是嗎?法國是唯一在該地區有重要海軍存在的國家。當然,歐盟實際上應該在這場爭端中站在法國一邊。”

博雷利回答說,“自英國脫歐開始以來,我們一直非常贊成繼續與我們的英國朋友在安全、國防和外交政策方面進行強有力的合作,而且我們現在也是如此。他們那邊沒有很大的熱情,但我們繼續準備合作。所發生的事情並不意味着我們將向任何人關閉任何大門”。他強調,“我們有興趣與英國合作;我們繼續有興趣與英國合作。英國是一個歐洲國家,即使它不是歐盟的成員,擁有一支重要的艦隊。因此,如果他們想參與這些協調存在,我們將非常高興。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願意與英國合作,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你需要‘兩個人跳探戈’,但就我們而言,我們已經準備好跳舞了。”

記者問,“你能不能澄清一下,歐盟的印太戰略是不是像許多新聞媒體和其他人談論的那樣,是為了對抗中國?而且你還提到,歐盟將在那裡部署海軍資產。原因是什麼?因為它已經是軍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區,為什麼它更擁擠,因為歐盟的貿易受到了威脅?你的中國同行,王毅先生,剛剛訪問了東南亞,新加坡,柬埔寨,越南,他們都同意為行為準則進行進一步磋商。你為什麼認為讓該地區的國家自己解決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好主意,因為長期的歷史問題不會在一夜之間得到解決?”

博雷利表示,“我想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甚至重複了好幾次。我不介意再重複一次。我們的戰略不是一個對抗的戰略。它是一個合作的戰略。與每個人,但特別是與志同道合的國家。我想我已經說過了,但我還是要重複一遍。這不是一個對抗或遏制的戰略,是一個合作的戰略。”他說,“當然,我們並不想去那裡解決問題。該地區的國家是該地區的主要行為者,應該由他們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我們不是去那裡提供教訓或帶來解決方案。他們更適合這樣做”。博雷利說,“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對世界這一地區的航行安全感到關切和感興趣,而且我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軍艦。我認為,我們在那裡的存在不應視為對任何人的威脅,而應視為對海上運輸線安全的一種貢獻。該地區有許多威脅,我們的存在將增加該地區的安全。”

記者說,“首先,為了跟進我的同事關於與澳大利亞進行貿易談判的問題,歐盟正在談判一項貿易協定。是否會有後果?歐盟委員會是否會因為與歐盟成員國的商業合同被破壞而要求堪培拉作出解釋?第二,你已經做了一些評論,關於美國和其他國際夥伴的最新步驟應該讓歐盟思考什麼,我們應該有的反思。但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對拜登總統當選後的歐盟-美國關係狀況作出評價。在歐洲的希望非常高,但我認為關於從阿富汗撤退和剛才關於這個非常重要的戰略聯盟的溝通並不十分好。”

博雷利談到,“我不認為現在是對歐美關係進行全球評估的時候。我在這裡提出一個與印太國家的戰略,我認為美國不是印太國家的一部分。”他說,“關於澳大利亞,其是該地區的一個國家,讓我們不要把事情搞混。我們在那裡有意願與離我們最近的國家合作。澳大利亞當然是其中之一。我們不會因諸如你今天所處理的情況而採取行動。與澳大利亞的貿易協議將走自己的路,但當然我們會想知道更多關於我們今天所聽到的協議的範圍。”

博雷利說,“在我們討論戰略指南時,它肯定也會被列入歐洲最高政治層面的議程。當《戰略指南》在幾周或幾個月後為人所知時,《戰略指南》的一個重要部分將專門討論印度-太平洋的局勢。而這也將是以比我們現在更多的知識來討論我們今天所了解的決定的時候,這不應該削弱我們今天提出的戰略的重要性。如果今天的時事性減弱了像這樣的戰略文件的重要性,那將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因為它也許更加重要。”

記者問,“在這項戰略中,有許多非常崇高、雄心勃勃的目標,即我們想做什麼,我們希望做什麼。在五年後,請給我們一些方法來衡量這個戰略是否成功。哪些方面會有變化?將會發生什麼?歐洲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將如何增長?我的第二個問題是,回到(澳英美)聯盟問題和昨晚宣布的協議,拜登先生喜歡說歐洲人有多重要,歐洲聯盟有多重要,但昨晚發生的事情不是再次表明,在關鍵時刻,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美國人不相信歐洲能做出真正的改變,能促進他們的真正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國來說?”

博雷利說,“如果這個戰略奏效,我們應該能夠在我提到的七個領域獲得具體成果。而且,其中一個,也許是我們可以更多量化結果的一個領域是氣候。”他說,“如果我們能夠共同努力,以減少這一領域的排放增長速度,而不是能源消耗,這一領域的能源消耗將不得不增加。不管你喜不喜歡,人均的能源消耗是非常低的,它必須增加。但它可以在不增加排放的情況下增加。而這將需要一個強大的夥伴關係,技術和分享關注並採取行動。與印太地區的氣候外交也許是我們在全世界可以進行的最重要的氣候外交,因為那裡是一個大問題。”

博雷利補充說,“五年的時間也許太晚了,但讓我們看看我們如何能夠為使這個國家的能源消耗變得氣候友好作出貢獻。我們還必須看看我們如何能夠在為數字革命制定標準方面進行合作。其他一些國家在這一領域比我們更先進,其他國家當然有技術能力,必須與我們分享。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是標準制定者,如果我們想繼續成為標準制定者,就必須與處於技術發展前沿的印太地區國家合作。”他續指,“在海洋治理方面,我們是否能夠減少緊張局勢,並使南亞海(南中國海)成為一個我們不是每天都在戰鬥的地方--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戰鬥,而是有關切,對航行安全的軍事關切?”

博雷利說,“我們是否要在那裡適用國際規則,即《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印太地區的繁榮將有多大的包容性?其中一些國家仍然存在問題,強烈的貧困問題,我們的發展援助主要集中在平衡增長的後果上,使其更具包容性。這些國家的社會平衡參數也將是我們要尋找的結果的一部分,可以成為衡量我們戰略成果的一個好方法。”他說,“關於連通性,我們剛剛與東盟簽署了一項空運協議,這是我們所簽署的最重要的協議之一。我們需要加強與世界這一地區的連接,不僅僅是物理連接,還有數字連接。目前它是相當薄弱的,有很多事情要做。讓我們看看在未來有多少人,多少字節的信息,我們能夠在我們之間建立多少聯繫。”

博雷利表示,“關於第二個問題,讓我們不要誇大其詞。讓我們不要對所有事情提出質疑。當然,正如我所說,我們沒有被告知,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希望能更多地了解這項交易的意義。我們很遺憾沒有被告知,沒有參與這些會談。但時間會到來,以便更多了解它意味着什麼,但不要誇大,不要質疑我們與美國的關係,這種關係隨着新政府的到來已經有了很大改善。”

記者說,“你提到印太戰略是關於合作,而不是對抗,但肯定的是,當你與該地區的某些部分合作時,而該地區有如此多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你將不可避免地惹惱其他人。比如說,南中國海。你知道,德國護衛艦‘拜仁’號已被中國當局拒絕進入上海。而在台灣問題上,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該戰略還提到深化歐盟和台灣之間的關係。你如何確保這種合作,與東南亞的海軍合作或與台灣的貿易合作不會惹惱中國?其次,你能不能給我們更多的想法,你如何預見歐盟和四方安全對話(Quad)之間的未來關係,當然,四國集團是由美國和澳大利亞組成的,它們現在與法國有很多麻煩?《戰略》中提到,將與四方安全對話進行更多合作。你仍然認為這是有可能的嗎?”

博雷利說,“是的,我認為這仍然是可能的。當然,它仍然是可能的。我們需要與所有人合作,為什麼不與四方安全對話合作?當然,我們將不得不與他們合作,當然,事情並不容易,你說得很對,這將是我們與他們的關係和其他關係之間的一種微妙平衡,我們的海軍存在可以被某些人用好的眼光看待,而其他人則用不那麼好的眼光。”他說,“但是,總的來說,我重申,我的感覺是,我們在該地區的合作夥伴認為歐洲聯盟是一個值得信賴、一貫和可靠的行為體。我們是最重要的投資者,不要忘記這一點。我們對該地區的投資流量是美國的兩倍。我們是發展合作的主要提供者。”

博雷利最後指出,“我認為我們有重要的資產;我們有重要的資產可用於這種合作。當然,在某些時刻,尋找一個良好的平衡將是困難的,但這是我們的意願,這也是我們制定這一戰略的原因,再次強調,這不是一個對抗的戰略,而是一個合作的戰略”。他說,“按照這七條行動路線追求共同的目標,面對共同的挑戰。而這比任何具體事件都更進一步。這艘沒有進入港口的船,如果我可以說的話,這只是一個軼事。重要的是長期的觀點,使我們提出這一戰略的意願,以及我們相應的行動能力,我們被印太地區的許多行為者視為:一個可信賴的、一貫的和可靠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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