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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防長:當下的任務只有一個 即轉變我們未來的軍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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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澳大利亞政府公布了首份《2024年國防戰略》報告及《2024年綜合投資計畫》,未來十年國防開支將增加500億澳元,包括遠程導彈、核動力潛艇等方面的投入。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爾斯(Richard Marles)當天在澳國家新聞俱樂部發表講話,宣布了這一國防政策的重大轉變。

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理查德·馬爾斯資料圖片
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理查德·馬爾斯資料圖片 ©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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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斯在講話開始時提到:“去年4月24日,阿爾巴尼斯(總理)政府發布了《國防聲明》和《國防戰略評估》報告。《國防戰略評估》報告是在本屆政府執政的頭100天委託編寫的,它對澳大利亞的戰略形勢進行了嚴峻的評估,並提出了必要的國防改革的大膽議程。《國防聲明》則指出:‘在沒有戰略保證的情況下進行的一場大規模常規和非常規軍事集結,導致本地區幾十年來面臨最具挑戰性的局勢’。《國防戰略評估》報告觀察到:‘因此,80年來,我們頭一次必須回到基本點,採取第一原則的方法來應對我們如何管理與尋求避免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現在面臨的最高級別的戰略風險:在本地區發生直接威脅我們國家利益的重大衝突的前景’。”

馬爾斯說:“二戰結束以來最複雜的戰略形勢要求我們對戰略態勢進行35年來最大規模的重新評估:對澳大利亞國防軍的基本任務以及我們需要一支怎樣的澳大利亞國防軍來完成這一任務進行基礎性思考。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澳大利亞國防軍一直是一支‘平衡’的部隊,能夠在各種環境下履行廣泛的職能,無論是在阿富汗參與由其他國家領導的多國努力,還是在東帝汶或所羅門群島領導地區任務。《國防戰略評估》報告的基本論點要求從這種‘平衡’的力量轉變為‘集中’的力量。當下我們的任務只有一個:轉變我們未來的軍事力量,使澳大利亞能夠在一個更加不確定的地區和世界中抵禦脅迫並維持我們的生活方式。澳大利亞國防軍需要完全專註於此”。

馬爾斯說:“當然,澳大利亞是更廣闊世界的一部分。印度-太平洋的戰略格局與烏克蘭抵禦俄羅斯侵略的努力密切相關。對紅海航行自由的威脅就是對南中國海航行自由的威脅。澳大利亞必須在全球發揮自己的作用,我們正在這樣做,並將繼續這樣做。但同樣,要求集中注意力也意味着我們必須作出艱難的決定,將我們的大部分努力留在本地區。這是世界對我們的期望。這也是我們的盟友美國對我們的期望。但更重要的是,這是我們國家利益的明確所在。作出任何其他決定,都是在第一時間無視《國防戰略評估》報告,都是不認真對待澳大利亞”。

馬爾斯說:“我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日益緊密。貿易在我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越來越大。1990 年,貿易占我國GDP的32%。到2020年,這一比例已上升至我國GDP的45%。其中大部分貿易是與本地區進行的:中國、韓國和日本是我們五大貿易夥伴中的三個。大部分貿易是通過海運進行的。我們面臨著重大風險。例如,在本世紀初,我們通過在澳大利亞當時運營的八家煉油廠中的一家煉製本地原油,來滿足我們對液體燃料的大部分需求。如今只剩下兩家煉油廠。這兩家煉油廠提煉的原油約80%是進口原油。如今,澳大利亞約85%的液體燃料需求由進口成品油提供,其中大部分來自三個國家:韓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我們確實依賴於這條海上交通線”。

馬爾斯說:“我們的國家安全和國家繁榮建立在一個穩定和平的地區基礎之上,在這個地區,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並得到尊重。事實上,海上交通規則就是我們的一切。當基於規則的秩序受到壓力時,澳大利亞就會受到壓力。至關重要的是,這一敘述描繪了我們國家安全的地理格局。它並不在我們大陸的海岸線上,而在更遠的地方。在任何情況下,入侵澳大利亞都是不可能發生的,這正是因為敵手無需踏上澳大利亞的土地,就能對我國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壞”。

馬爾斯說:“我們的國家安全實際上基於我們地區的中心。因為沒有我們所在地區的集體安全,澳大利亞的國防就沒有什麼意義。因此,為了落實《國防戰略評估》報告所要求的重點,它反過來建議發展一支具有更強投射能力的澳大利亞國防軍。為了促進地區安全,我們必須能夠進行投射。為了抵禦因海上交通線被破壞而帶來的脅迫,我們必須能夠進行投射。為了捍衛澳大利亞在無地理限制的網絡領域的利益,我們必須能夠進行投射。我們的任務是通過全方位的適度反應進行有影響力的投射。我們必須有能力做到這一點,使任何敵手都沒有能力針對澳大利亞的利益採取行動:一個‘拒止戰略’(Strategy of Denial)。”

馬爾斯說:“而建設一支能夠勝任這一任務的國防力量則是阿爾巴尼斯政府當下的歷史使命。《國防戰略評估》報告建議放棄時斷時續的《國防白皮書》進程,轉而採用結構更合理、更有規律的戰略更新與革新進程。它提出了兩年一次的《國防戰略》,並附有更新的《綜合投資計畫》:國防十年採購計畫,要求在2024年發布這兩份文件。今天,我們正在這樣做。《2024年國防戰略》是2023年《國防戰略評估》報告的演進。《2024年綜合投資計畫》是《國防戰略評估》報告以來的第一版國防十年採購計畫,與過去的《綜合投資計畫》有很大不同”。

《2024年國防戰略》

馬爾斯說:“毫不奇怪,(新的)《國防戰略》重申了我們戰略環境的複雜性。冷戰結束後指導國防規畫的樂觀假設早已不復存在。我們所處環境的特點是美國和中國之間根深蒂固且日益加劇的戰略競爭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緊張局勢;大規模戰爭已重返歐洲大陸;衝突再次籠罩中東。在這一競爭的同時,我們地區的常規和非常規軍事集結也是史無前例的,既沒有戰略保證,也不透明。這種軍事集結的影響比以往更接近澳大利亞,包括在澳大利亞周邊地區爭奪安全夥伴關係。這一日益加劇的競爭正在創造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中,誤判的風險更加不祥,後果也更加嚴重”。

馬爾斯說:“《國防戰略》陳述:‘中國為實現其戰略目標採取了脅迫手段,包括強行處理領土爭端,以及不安全地攔截在國際水域和空域根據國際法活動的船隻和飛機’。澳大利亞不再有十年的衝突戰略預警時間的奢侈。《國防戰略》觀察到,在過去十二個月中,我們的戰略環境已經惡化。在這一戰略背景下,《國防戰略》強調,必須進行有影響力的投射,以實現拒止戰略,進而威懾潛在敵手對澳大利亞進行武力投射。這包括有能力在離我們海岸更遠的地方將敵手的軍事資產置於危險之中”。

馬爾斯說:“同樣重要的是,該戰略旨在確保澳大利亞能夠與我們的夥伴合作,幫助威懾本地區發生對我們所有人都將造成災難性後果的更廣泛衝突。通過這種方式,本屆政府尋求在印度-太平洋建立可持續的戰略平衡。在這種平衡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軍事上佔優勢,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認為衝突的利益可能大於風險”。

《2024年綜合投資計畫》

馬爾斯提及:“《2024年綜合投資計畫》是對過去《綜合投資計畫》的全面重建。雖然它包含了更多的資金,但也需要在未來四年內重新確定225億澳元和十年內728億澳元的優先次序。重建《綜合投資計畫》任務的重要性和艱巨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我尤其要向領導這項工作的約翰斯頓(David Johnston)中將——我們的下一任國防軍總司令,以及支持他的敬業團隊表示敬意。該《綜合投資計畫》加快了對關鍵能力的支出,這將使澳大利亞國防軍能夠進行投射”。

馬爾斯說:“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未來十年內投入530至630億澳元,在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又稱奧庫斯協議、AUKUS)的旗幟下獲得核動力潛艇能力。屆時,首艘懸掛澳大利亞國旗的弗吉尼亞級攻擊核潛艇將於2030年代初加入澳皇家海軍。此外,澳大利亞還將建立國內技術含量最高的製造工廠,並開始建造第一艘澳大利亞製造的奧庫斯級攻擊核潛艇(SSN-AUKUS)。這些潛艇將於2040年代初在奧斯本海軍造船廠下線。核動力潛艇能力是澳皇家海軍成立以來澳洲軍事能力的最大飛躍。與其他任何能力相比,該平台更能讓敵手停下來思考,使其資產在離我們海岸更遠的地方面臨風險。我們未來的潛艇定義了投射”。

馬爾斯說:“此外,510至690億澳元的投資將用於建設與支持海軍未來的水面作戰艦隊和持續的海軍造船。六艘亨特級護衛艦將是世界上反潛作戰能力最強的護衛艦。11艘通用護衛艦最終將使我國水面作戰艦隊的規模擴大一倍,成為澳大利亞自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艦隊。加上6艘可選配船員的大型水面艦艇,我國海軍的垂直發射導彈能力將增加兩倍多,從大約200個單元增加到700多個單元。我國是一個海上貿易島國。擁有我們歷史上能力最強的海軍,將是我們投射和拒止戰略的核心”。

馬爾斯說:“《國防戰略評估》報告和現在的《綜合投資計畫》的一個重點是對遠程打擊與目標定位的投資。這項工作的投資額為280至350億澳元。我們將在海軍水面作戰艦艇上安裝一系列新型導彈系統,其中包括戰斧導彈、改進型海麻雀導彈和海軍打擊導彈。我國陸軍將購買42個海馬斯火箭炮系統,這些系統將配備精確打擊導彈和制導多管火箭炮系統。這將使陸軍的發射能力從目前的30公里戰術射程提升到500公里以上的作戰和戰略相關射程,並將成為陸軍新的遠程火力團的核心”。

馬爾斯說:“澳皇家空軍將為(F-35)聯合攻擊戰鬥機、超級大黃蜂戰鬥機和EA-18G咆哮者電子作戰機採購射程更遠的導彈。這些導彈將包括:遠程反艦導彈、聯合防區外空對地導彈——增程型和先進反輻射制導導彈:增程型。此外,還將繼續開發高超音速空射武器,供超級大黃蜂戰鬥機使用。烏克蘭戰爭極大地增加了全球國防工業在生產導彈方面的壓力。因此,建立國內製導武器和軍械製造能力將大大有助於確保澳大利亞獲得所需數量的新型遠程導彈”。

馬爾斯說:“通過與工業界密切合作,本屆政府承諾在未來十年投入160億至210億澳元,其中近四分之一將在未來四年投入,以實現工業升級。國防部將繼續與工業界合作,在近期承諾的基礎上發展國內工業基礎,例如與洛克希德·馬丁澳大利亞公司簽訂了價值3740萬澳元的合同,從明年起開始在澳大利亞生產導彈”。

馬爾斯說:“澳陸軍必須具備更強的兩棲作戰能力和機動性,才能為本地區的集體安全作出貢獻。投資建設一支機動性更強的陸軍是《綜合投資計畫》的核心。在去年宣布的陸軍重組的基礎上,將投資70億至100億澳元用於26艘以上的新型登陸艇,包括中型和重型登陸艇,這將改變陸軍的機動性”。

馬爾斯說:“澳大利亞的投射平台是我們的北部基地。《綜合投資計畫》在十年內投入140億至180億澳元,用於加強從科科斯(基林)群島機場、達爾文和廷達爾(Tindal)到昆士蘭極北的澳皇家空軍舍格基地(RAAF Base Scherger)的基地建設。在這十年中,將投入36億至38億澳元用於建立‘先進戰略能力加速器’。‘先進戰略能力加速器’將確保澳大利亞始終處於軍事技術和非對稱軍事發展的最前沿”。

馬爾斯說:“網絡現在已成為衝突的關鍵領域。通過澳大利亞國防軍和澳大利亞信號局,澳洲在這一領域真正做到了超出其能力的優異。在本十年中,150億至200億澳元的進一步承諾將確保澳大利亞建立起這一能力,使我們始終處於網絡領域發展的最前沿。我們都看到了無人機在戰鬥中的普遍應用,包括在烏克蘭和紅海。因此,我們正在增加對澳大利亞無人機和反無人機能力的資助。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將在未來四年追加3億澳元,在十年內追加11億澳元”。

馬爾斯表示:“重新分配支出離不開艱難的決定。與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對我們沒有做的事情所做的決定。沒有有意義的選擇,就不可能有有意義的變革和有意義的集中精力。在沒有一個政府為所有工作提供過資金的情況下,卻認為我們可以做到這一切,這既是一種幻想,也是一種不誠實的表現。但最關鍵的是,無法作出艱難決定的弱點從根本上損害了戰略規畫。在本屆政府對去年《國防戰略評估》報告的回應中,我們宣布將新步兵戰車的數量從450輛減少到129輛。這是基於沒有能力將450輛步兵戰車運離我們的海岸。這意味着它們永遠不會為澳大利亞的投射能力作出貢獻。這只是我們準備作出的決定中的一個例子”。

馬爾斯說:“我們將從計畫中的堪培拉國防設施擴建項目中拿出14億澳元,重新投資於我們的作戰基地,包括北部基地的基礎設施,如澳皇家空軍達爾文、湯斯維爾和里爾蒙斯基地的基礎設施。國防部曾計畫購置兩艘大型支援艦艇,以提高海軍的海上運輸和加油支援能力。重點提高我們的海上殺傷力意味着這些支援艦艇不再是優先事項。這一行動將在未來四年內節省1.2億澳元,十年內節省41億澳元。這些都是推遲項目、縮小項目範圍、取消項目等困難決定的例子”。

馬爾斯說:“最重要的是,這些決定將使《綜合投資計畫》的超額規畫降至可控水平。我們正在向超計畫20%的甜蜜點邁進,國防預算也將隨之得到控制。在聯盟黨執政的十年裡,國防預算編製疏忽,使我們的國防機構喪失了按計畫規畫和獲取關鍵能力的本領, 本屆政府則重新獲得了對國家基本安全的自主權。但總體而言,我們正在增加國防預算,今天我可以宣布,本屆政府將在未來四年為國防能力再提供10億澳元。這筆額外資金將用於近期的進一步投資,以加快遠程火力,特別是稍早時購買的精確打擊導彈”。

馬爾斯說:“其中包括2億多澳元,使國防部能夠購買更多尖端的非對稱機器人和自主系統,以便更早地在戰場上進行測試和部署。這包括自主空中彈藥投送車、‘藍瓶’無人駕駛水面艇及‘鬼鯊’超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它們是澳大利亞國防工業創新的典範。這筆資金將使國防部能夠對其戰區後勤,如儲存、後勤網絡和基礎設施進行早該進行的升級,以便在需要時做好準備。這筆資金還將用於提高我們的燃料恢復能力,特別是在我們的北部基地。並非所有這些投資都能吸引眼球。但它們也是在最需要的時候無法迅速到位的必要投資”。

國防預算

馬爾斯說:“我擔任防長快兩年了,讓我告訴你們,戰略政策的核心是國防資金。歷史不會根據我們說了什麼來評判我們,而是會根據我們做了什麼來評判我們。而只有在資金充足的情況下,我們才能做到。在去年的預算中,我們宣布在十年內增加305億澳元的國防開支。有些人認為這並不真實,但這是經過內閣所有程序爭論和決定的資金。因此,這筆資金的第一部分——30 億澳元將出現在今年預算的預估中。今年2月20日,本屆政府宣布將在未來十年內追加111億澳元,用於增強水面作戰艦隊,其中包括在未來四年內追加17億澳元”。

馬爾斯說:“包括今天宣布的額外10億澳元國防開支在內,自阿爾巴尼斯政府上台以來,截至2027至28年的未來四年內,國防經費總計增加了57億澳元,截至2033至34年的未來十年內,國防經費總計增加了500多億澳元——與上屆政府的計畫完全相同。本財年的國防開支將達到530億澳元。這些增長將使每年的國防開支在未來十年幾乎翻番,到2033至34財年達到1000億澳元。預計到2033至34年,國防開支佔GDP的比例將增至2.4%左右。在本屆政府於2022年委託進行《國防戰略評估》報告之前,同期國防預算的軌跡是穩定在GDP的2.1%左右”。

馬爾斯說:“拋開外彙和運營等調整因素不談,新增的57億澳元將是幾十年來國防開支在遠期估算期間的最大增長。國防開支佔GDP的比例將從2.0%增長到約2.4%,這是自1949年至1953年澳大利亞參加朝鮮戰爭期間國防開支佔GDP的比例從2%增長到5%以來的最大增長。但從十年期間來看,這將是自二戰以來國防預算的最大持續增長。這些事實已經並將在預算案中出現。無論自由黨和他們的啦啦隊如何試圖否認這些事實,在阿爾巴尼斯政府的領導下,這些事實仍將是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的事實。與其否認這些事實,不如現在就由自由黨作出承諾。因為目前的國防開支水平並不是兩黨政策。自由黨仍停留在2022年和國防開支佔GDP2.1%的政策上”。

自由黨在國防方面是一場災難

馬爾斯說:“阿爾巴尼斯政府上台後,我們繼承了一個爛攤子。國防預算包括420億澳元的支出承諾,卻沒有提供一分錢。超額計畫在未來四年內平均將達到36%左右。28個重大項目總共超時97年。聯盟黨在與日本的潛艇交易中進進出出,然後又在與法國的潛艇交易中進進出出,這使得我們最重要和最強大的軍事平台出現了十年的能力差距。澳皇家海軍的水面艦隊是二戰結束以來最老舊的艦隊。澳大利亞國防軍的規模不斷縮小。我們在九年內經歷了六位,實際上是七位不同的國防部長,國防部長以每18個月更換一位的速度更迭。政府行動缺乏連貫性……戰略空白……失去的十年。自由黨是我國歷史上最糟糕的國防政府之一,而此刻正值澳大利亞最無力承擔的時候”。

兩年的重大改革

馬爾斯說:“在過去的兩年裡,本屆政府將奧庫斯協議從一個概念變成了現實。比計畫提前十年從美國購買弗吉尼亞級攻擊核潛艇,縮小了我們未來潛艇的能力差距。與英國共同運營同級未來潛艇的決定意味着我們將分擔我國歷史上最大工業努力的風險。今天,珀斯的澳皇家海軍斯特林基地和阿德萊德的奧斯本海軍造船廠的基礎設施仍在建設之中。澳大利亞潛艇局(ASA)現如今已經存在。當今,澳洲潛艇兵正在美國接受培訓,以操作我們未來的核動力潛艇。當今,美國和英國正在培訓我們的工業勞動力,他們將負責維護和建造我們的潛艇。當今,建造和維護我們未來潛艇的主權潛艇合作夥伴已經選定,並已開始運行”。

馬爾斯說:“通過《國防戰略評估》報告,我們對我國的戰略環境進行了35年來最大規模的重新評估。這反過來又見證了澳陸軍的重組,以及對國內製導武器和爆炸物企業的首次真正資助。我們為未來的水面艦隊制定了一項資金充足的計畫,該計畫將使我國海軍水面作戰艦隊的現有規模擴大一倍以上。從韓國到菲律賓,從日本到印度尼西亞,從英國和法國到印度,我們正在重振我們的國際防務關係。我們已將太平洋置於我們戰略政策本應在的核心位置。我們加深了與新西蘭、新加坡,當然還有美國的關係”。

馬爾斯說:“美國國會和我國議會已經通過了在兩國之間建立無縫國防工業基地的立法。打破這些壁壘是我們幾代人的夢想。現在已經實現了。通過(澳洲)《國防工業發展戰略》,我們首次闡明了我們需要怎樣的國防工業來支撐我們未來的部隊。我們對國防和退伍軍人自殺問題皇家委員會的臨時調查結果作出了回應。我們致力於履行皇家委員會的承諾,繼續改善國防軍的文化”。

演講最後,馬爾斯總結道:“今年晚些時候,我們將推進記憶中最大的國防改革。最重要的是,這些改革將帶來幾十年來國防經費的最大增長。能與(澳國防工業部長)康羅伊(Pat Conroy)、(澳退伍軍人事務和國防人員部部長)基奧(Matt Keogh)和(澳國防部副部長)西斯特斯懷特(Matt Thistlethwaite)在國防部並肩工作,我感到非常幸運和榮幸。我相信,在阿爾巴尼斯政府執政的頭兩年裡,我們共同監督了國防改革的巨大進步。在這個困難重重的世界上,這種以有意義的行動和實際資金為後盾的一貫願景,使澳大利亞能夠真正掌控我們未來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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