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印度外交部舉辦了以該國已故前總理和前外交部長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命名的第3屆阿塔爾·比哈里·瓦傑帕伊紀念講座。印度現任外交部長蘇傑生（S. Jaishankar）到場發言，並為此專門請到了曾擔任新加坡外交部常務秘書及常駐聯合國代表的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後者以“全球不確定性的未來”為題發表了專題講話。
蘇傑生在致辭中向在場的印度外交部的僱員們說道：“今天，我非常高興地歡迎一位非常傑出的演講者參加第3屆阿塔爾·比哈里·瓦傑帕伊紀念講座。這是第一次親自到場的講座，因為過去兩年由於新冠疫情的限制，這是做不到的。在講座開始之前，我想再次與大家分享我們設立這個系列講座的確切想法。我們所有人都知道阿塔爾·比哈里·瓦傑帕伊是我們偉大的總理之一，我認為這個部委對他這位前外交部長有着特殊的情感，瓦傑帕伊不僅僅是作為一個外交部長，作為一個對外交政策有積極貢獻的人，他甚至作為一個議員塑造了（印度的）外交政策。所以對於我們許多實際上在議會公共領域關注外交政策辯論的人來說，在他成為外交部長之前，他確實已經具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
蘇傑生說：“我當然有特別的理由記住他作為外交部長的身份，當我加入外交部時，他是我有幸見到的第一位外長。但當我們回顧他作為總理、外長和議員的貢獻時，作為一個真正塑造了更廣泛的印度國家安全和公共政策話語的人，有不同的方面值得注意，我認為這部電影帶來的一個意義是當今我們稱之為文化再平衡，即在國際舞台上展示印度的文化、歷史、傳統。但作為一個實踐者，我認為特別重要的是，今天非常有必要注意的是，你們知道他對當代世界的理解是多麼的成熟和細緻，他在其中運作的世界，除了領導像印度這樣的國家所需要的治國才能之外，我們從他在冷戰後的環境中轉變與美國關係的方式中看到了現實主義的特點，認識到這一關係對印度的國家利益已變得多麼的重要和有影響。”
蘇傑生說：“瓦傑帕伊為我們與俄羅斯的關係提供了連續性和穩定性，實際上，我們可以從他擔任外交部長開始，一直到他擔任總理，再到後來，當世界上許多重要的關係都在發生變化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那段時期的情況。印度和俄羅斯的關係有一種非常獨特的穩定性，我認為這與瓦傑帕伊總理的個人理解和努力有很大關係。然後，如果你看一下試圖與中國達成一個適度的（聽不清），它的根本基礎是必須建立在我們今天所闡述的相互尊重、相互敏感和相互利益的基礎上。我認為很多東西都可以追溯到那個時期，追溯到實際上當時作為外長的瓦傑帕伊對中國的訪問。”
蘇傑生說：“當然還有我們自己的附近，在這個附近，他看到了所有的合作機會，但從來沒有對恐怖主義的挑戰無動於衷。他以現實主義的態度，利用他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實際嘗試在這個地區建立一個關係的基礎，這將非常明確地吸收恐怖主義。所以有很多關於他的事跡可以談起。當然，對我們所有人來說，特別是在國家安全領域，我們把他與1998年的核試驗聯繫在一起，與我們成為一個核武器國家的事實聯繫在一起。但對你們所有人來說，我想敦促你們不要只看核試驗本身，請觀察並反思核試驗後的外交工作，事實上，在核試驗後兩年的時間裡，我們與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家接觸，實際上使他們回心轉意。”
蘇傑生說：“因此，當你請克林頓總統來參觀、多國領導人來訪問時，這實際上是核試驗後的外交工作，我認為任何從事外交工作的人都應該真正回顧一下，並從中尋求吸取教訓。我可以告訴你們，當時我本人被派駐日本，（日印）關係特別受到核試驗的影響，但我們總是從總理那裡得到信心，我們會找到解決的辦法。事實上，今天當我看到（日印）的這種關係時，我驚嘆於瓦傑帕伊總理讓我們所有人審視這一特殊挑戰的智慧和成熟度。”
蘇傑生說：“但讓我簡單地談談今天的演講者，我想與大家分享的想法是，這個系列講座的目的是讓在理想狀態下外交從業者，或從業者出身的外交分析家，那些實幹家，那些真正從頭開始從事這一職業的人，他們真正了解其中的關鍵和具體細節。我們想聽的是他們的意見，因為正是通過他們，我們才會形成良好的理解，真正不辜負阿塔爾·比哈里·瓦傑帕伊總理的期望。今天的演講者當然是一位在新加坡具有重要外交地位的人士，但在我談到他的個人品質之前，我也想讓你們明白，如果你們要看看這個世界，說我在哪裡可以獲得一劑健康的現實主義，在哪裡可以通過幾個會議，對世界的情況有一個很好的了解，一個非常基礎的了解，我對你們的建議是看看一個成功的小國。”
蘇傑生說：“因為是小國，他們被國際關係的潮流所衝擊。對他們來說，正確地掌握國際環境是絕對生存性的，他們必須掌握國際環境的脈搏。你們知道更大的國家也許可以，我不想說隨便，但大國有更多的錯誤餘地。但一個成功的小國，因為如果一個國家持續正確地閱讀國際形勢，利用這一形勢，實際上使它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就會有顯著的增長。我認為這確實是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我這麼說並不是僅僅因為新加坡是一個我碰巧外派過的地方，但是當我看到我供職的所有地方，那裡是一個我遇到了不起的人的地方，他們擁有巨大的知識和經驗，對世界有大量的了解，有持續的能力，靈活的能力，外面的那種活力，外面的能量，這是真正使新加坡與眾不同的東西。”
蘇傑生說：“對於今天的講座，我們有很多很好的理由選擇一個真正有資格成為新加坡傑出外交官的人，他當然直接與我們的關係有關，但他為自己的國家服務，了解世界，了解該地區的地緣政治，他一直非常積極地分析當今的重大問題，他有能力真正把這些問題聯繫起來，因為這也是外交職業的一個巨大挑戰。我們傾向於看事件本身。我們和中國之間發生了一些事情。在烏克蘭有衝突，有新冠疫情造成的後果，有一個大的供應鏈機構，但把所有這些拼湊在一起，然後獲得一個綜合的畫面，我們從中作出判斷，我們決定我們的政策選擇，這確實是具有特殊價值的東西。我今天真的可以想到沒有其他人比比拉哈里·考斯甘大使（發言更合適）。他曾擔任新加坡外交部常務秘書，他是一個非常傑出的大使，曾在許多地方包括俄羅斯任職，也在聯合國任過職，今天來到這裡向我們發言。再次對您表示非常非常熱烈的歡迎，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您今天為我們講話，謝謝。”
考斯甘隨後在發表開場白時說道：“大家晚上好。首先，請允許我感謝印度外交部邀請我發表第3屆阿塔爾·比哈里·瓦傑帕伊紀念講座。特別是，我必須對蘇傑生外長表示感謝，他不僅邀請了我，而且還為我做了親切的介紹，感謝印度外交部常務秘書克瓦特拉（Vinay Kwatra）、駐新加坡高級專員庫馬蘭（P. Kumaran），當然他不在場，但他在這方面發揮了作用。還有要感謝塞思博士（Sumit Seth）和他的團隊，他們負責組織這次活動。”
考斯甘說：“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來配得上這個邀請，但我會儘力不辜負這個榮譽。我只能希望你們在聽完我的發言後，不要得出結論認為邀請我是一種魯莽的愚蠢行為。我懇請你們記住，雖然你們好心地稱呼我為大使，但我現在的正式頭銜實際上是養老金領取者。你們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經想到邀請我是愚蠢的，至少是因為我選擇了關於‘全球不確定性的未來’作為主題講話。這可能會讓你們中的一些人覺得至少是悖論式的，如果不是完全無稽之談的話。一個人怎麼能談論不確定性的未來呢？除非不確定性的參數可以被定義，否則試圖這樣做的確是一種愚蠢的行為。但是，如果不確定性的參數可以被定義，它們真的是不確定性的嗎？”
考斯甘說：“好吧，我承認我對悖論有一種偏好，但如果我們記住美國前國防部長、已故的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所做的區分，他在‘已知之不知’（known unknowns）和‘不知之不知’（unknown unknowns）之間所做的區分，這種明顯的矛盾將更容易被理解。我的重點將放在地緣政治上，請允許我預先說明我的結論。從廣義上看，雖然世界確實變得更加不確定，但我們所面臨的主要是‘已知之不知’。環顧當今世界，我不能不得出結論，我們以前曾看過這部電影。人物和地點可能已經改變。但無論我們看的是烏克蘭戰爭還是美中戰略競爭，還是中國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和喜馬拉雅山的侵犯行為，或隨之而來的對全球化的壓力，以及世界經濟衰退的風險，這些都不是新的故事情節。它們是既定國家行為模式中舊有故事情節的新變種。”
考斯甘說：“你們中的一些人可能還記得，幾年前，有一連串的文章和聲明，包括一些本應更了解情況的從業者，對大國競爭的回歸這一主題的一些變種進行了渲染。‘回歸’——它們何時消失過？競爭是主權國家之間關係的一個固有特徵，在所有國際關係中，競爭在某種程度的強度上從未完全缺席。可悲的是，有時，競爭會變成衝突。而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國際秩序被爭奪，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時非常猛烈，在核武器的出現使大國之間的衝突過於危險之後，在冷戰的40多年裡，通過代理人進行爭奪。但在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的這一基本現實被美國及其盟國的壓倒性優勢掩蓋了一段時間。美國的主導地位使國際秩序似乎只剩下一種概念，甚至使一些人膽敢聲稱歷史本身已經終結。在這種極端形式下，這種錯覺並沒有持續很久。但一個蒼白的版本仍在徘徊，即某些價值觀是或應該是普世的，或者說對某些價值觀的某些解釋是或應該是普世的。但這種想法經不起仔細推敲，卻能造成巨大的傷害。”
考斯甘說：“我聽過的最愚蠢的言論之一，是美國前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批評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是在21世紀中的19世紀行為。存在着許多批評吞併克里米亞的好理由，但這種特定的批評是非常愚蠢的，因為它假設你的敵手應該分享你的價值觀。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如果一個國家認同你的價值觀，它就不會成為你的敵手。西方和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衝突導致了對克里米亞的吞併，而目前的戰爭正是因為價值觀或利益的不同而爆發，這一點是一樣的，因為價值觀就是利益。每個國家都擁有自己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對他們來說仍然是利益，即使你覺得它們很可惡，你也必須處理它們，無論是通過外交手段還是威懾手段。”
考斯甘說：“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將姿態與政策混為一談，將感覺良好與行動混為一談。在克里米亞問題上，沒有採取任何真正有效的措施，直到阻止目前的戰爭為時已晚。值得提醒的是，當我們談論基於規則的秩序時，相信僅僅因為我們可能使用相同的詞或相同的短語，我們就一定總是意味着同樣的事情，這是一個錯誤。對規則不可避免地會有不同的解釋，或者根據我們不同的利益對不同的規則有不同的強調，即使在最親密的盟友、夥伴和朋友之間也是如此，更不用說對手或競爭者。”
考斯甘說：“一種平行的幻覺是，隨着中國的改革和經濟開放，其政治制度即使不能完全與西方民主國家接軌，至少也會朝着相對更開放的方向發展。而在胡錦濤政府末期，在地方層面上也有一些試探性的步驟，現在回想起來，有些人可能出於一廂情願而過度解釋。我們應該向習近平主席表示感謝，因為他向所有的人清楚地表明，在列寧主義制度下，改革的目的永遠是而且只是為了加強和鞏固先鋒黨的權力。同樣，美國和歐洲應該感謝普京先生無意中拯救和重振了西方的概念。我所說的大寫的西方，是指全球的西方，不僅包括美國、加拿大和歐洲，還包括日本、澳大利亞和韓國，並不時在特定問題上包括其他國家。冷戰結束後，西方的概念已經大大鬆動，而且看起來有完全蒸發的危險。而西方的概念被抑制，正是因為幻想每個人都會，不管他們是否喜歡，也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在某種意義上，最終成為西方的一部分。但如果每個人都註定要成為西方，那麼西方是什麼？”
考斯甘說：“冷戰結束後，即使是美國也不能總是達成一致，有時會公開地、大聲地提出不同意見。那個時期，美國的主導地位掩蓋了利益競爭的核心現實，以及戰略競爭，並助長了這種錯覺，從歷史上看是不正常的，而且很短。從1989年柏林牆倒塌，蘇聯開始解體，而中國還在從天安門危機中掙紮，到2008年或2009年左右，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人們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普遍感到失望，包括在美國本土，這期間只有20年左右的時間。正是在這一時期，美國權力的主導地位開始變得自我顛覆。主導地位導致了傲慢，傲慢導致了美國在中東的衰弱冒險，而這些冒險至少部分是以促進聲稱是普世價值觀為理由進行的。中東戰爭在關鍵時刻分散了美國的注意力，因為中國從天安門事件中恢復過來，並開始了其驚人的增長期，導致了全球權力分配的相對變化。”
考斯甘說：“這些變化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但最終將導致美國和中國之間更加對稱的戰略平衡。但那個短暫的、歷史上不正常的時期現在已經過去了。因此，我們現在正回到一個更加歷史性的正常時期，大國之間的競爭和對抗是國際關係的主要結構性現實，在這裡，國際秩序將被爭奪，大國之間戰爭的可能性再次籠罩着國際關係。我強調大國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對中東、非洲和全球南部其他地區的許多人來說，其他形式的國家支持的暴力的戰爭一直是一個不變的現實。烏克蘭戰爭之所以獨特，只是因為它發生在歐洲的中心地帶，或者非常直白地說，因為白人正在互相殘殺，這是一個變化。而且，因為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參與其中——俄羅斯直接參與，美國、英國和法國間接參與。這些都是我們熟悉的不確定性。但我並不是在爭論什麼都沒有改變。我將用本講座的其餘部分來分析我認為已經發生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未來國際秩序可能產生的影響。”
考斯甘說：“儘管它無疑是危險的，儘管俄羅斯違反了一些最基本的國際行為原則，但烏克蘭戰爭使重振旗鼓的西方國家與俄羅斯對峙，實際上是全球地緣政治中的一個次要問題。烏克蘭已經成為美國和中國之間更廣泛和更重要的戰略競爭中一個不知情的代理人。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曾表示，美國希望利用烏克蘭戰爭削弱俄羅斯，使其無法再次發動入侵。雖然沒有直說，但我認為足夠清楚的是，這是給中國的一個實物教訓。習先生和普京先生的共同點是對西方的蔑視，這是他們無上限的夥伴關係的基礎，他們認為西方如果不是處於不可逆轉的絕對衰落，至少也是衰敗的。我不知道西方對烏克蘭戰爭出乎意料的迅速、一致和堅決的反應是否真的改變了習先生對西方的看法。但中國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無疑將北京置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在中國已經面臨許多複雜的其他內部和外部問題的時候，這是一個額外的嚴重複雜情況。”
考斯甘說：“沒有人會迴避中國或拒絕與中國打交道。但只要北京不能直接批評俄羅斯的入侵，至少可以說中國很難實質性地改善與歐洲的關係，以緩和或平衡與美國的戰略競爭。北京發表關於需要談判的不痛不癢的聲明，並對核風險表示擔憂，在這方面不會真正的起到作用。培養與全球南方的關係也不會帶來真正的改變。但中國不能冒着與俄羅斯決裂的風險，因為其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其他具有類似戰略分量的夥伴與他一樣不信任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同時，莫斯科無法對北京不溫不火的支持感到高興，這凸顯了他們所謂的無上限的夥伴關係的局限性。但是，除了中國之外，俄羅斯也沒有其他具有任何戰略分量的夥伴，準備站在其一邊反對西方。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或任何從自身利益出發，在烏克蘭問題上採取細緻入微的立場的國家都不會這樣做，因為從自身利益出發與站在俄羅斯一邊不是一回事。”
考斯甘說：“同樣，為了自己的利益採取強烈的反對入侵的立場，例如新加坡所做的，與站在西方一邊是不一樣的。這似乎是一個簡單的命題，但我發現一些國家對這個命題感到非常難以理解，為什麼如此我並不清楚。除非戰爭出現對俄羅斯有利的決定性轉折，在我看來這不太可能，否則俄羅斯和中國就陷入了一個不值得羨慕的地緣政治地位。因此，美國也沒有強烈的動機去尋求任何快速或永久的談判解決。而歐洲有些人可能對快速和永久的談判解決有興趣，事實是他們沒有能力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與俄羅斯打交道，而且他們不願意在這個特定問題上設定步伐。因此，最可能的情況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最終會漸漸演變成一場冰凍的衝突。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將不得不承受這些後果。”
考斯甘說：“我想我不需要說服你們這些聽眾，這一特定的聽眾，西方將烏克蘭戰爭和更廣泛的美中競爭描述為民主和專制主義之間的競爭是簡單化和不明智的。但現在常見的說法是將美中競爭描述為‘新冷戰’，在我看來，這甚至是一個更具誤導性的框架，因為它喚起了一個表面上看似合理，但實際上是智力上懶惰和不恰當的歷史類比，從根本上誤導了這種競爭的性質。當我們尋求自我定位時，這可能是危險的；當我們尋求在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環境中自我定位時，這種誤解、錯誤的表述可能是危險的。美中競爭和所謂的新冷戰，或冷戰的比喻之間有什麼區別？好吧，在冷戰期間，美國和前蘇聯領導着兩個獨立的體系，彼此之間的聯繫只是在邊緣和最小的範圍內。”
考斯甘說：“當時我們其他人，包括像印度和新加坡這樣的不結盟運動成員國，所面臨的選擇基本上是二元的，儘管我們有時假裝不這樣做，當我們的利益要求我們這樣做時。雖然相互毀滅的前景給他們灌輸了謹慎的思想，並最終緩和了他們的競爭，但美蘇競爭的基本目的是讓一個體系取代另一個體系。正如赫魯曉夫在1956年對一群西方大使所說的那樣：‘我們要埋葬你們！’ 但是，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人能夠認真希望或擔心共產主義會取代資本主義。無論他們有什麼不同，而且這些不同是巨大的，美國和中國都是一個單一的全球體系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部分，彼此密切相關，而且我們其他人也被一個範圍、密度和複雜性都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供應鏈網絡所纏繞。這張網是在我前面提到的冷戰後美國毫無爭議的短暫主導地位期間建立並傳播到全球。但現在它本身就是一個既定的事實，已經比美國的主導地位存在的更長。這個網絡及其後果就是我們所說的全球化，或者說相互依存。”
考斯甘說：“競爭對手大國之間曾有過較早的相互依存時期，但像這種複雜的供應鏈網絡以前從未存在過。而這正是21世紀相互依存關係與早期相互依存關係的不同之處。美國和中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不舒服，因為他們的相互依存關係也暴露了他們的相互脆弱性。美國人和盟國都試圖減輕他們的脆弱性，試圖通過多樣化來增強其經濟關鍵部門的韌性，以減少其最重要的供應鏈對中國的依賴，而中國則試圖在關鍵技術方面更加自力更生，並更加強調國內家庭消費來推動其增長。我懷疑這兩者都不會成功，至少不會完全成功。多樣化和自力更生這兩種戰略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即使它們起作用，也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產生重大影響。”
考斯甘說：“不要誤解我的意思，體系的部分分叉已經發生，而且會有進一步的分叉，特別是在具有安全影響的技術領域，如半導體、互聯網和大數據。但我懷疑這個體系是否會像美蘇冷戰時期那樣，在所有部門都分裂成兩個獨立的體系。兩個主角和其他國家的成本將是非常高的。無論他們對中國的行為有怎樣的擔憂，即使是最親密的美國盟友也不會與中國斷絕關係。而且，如果有任何西方公司打算，事實上，任何公司都不會完全放棄中國市場，大多數公司可能會採取‘中國+’戰略來分散風險。但這是另一回事。就中國而言，無論中國在研發工作中取得怎樣的成功，我們都不應該低估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北京在關鍵使能技術方面沒有真正替代全球西方的選擇，它需要將其研發成果付諸實踐。”
考斯甘說：“國內家庭消費依賴於信心，以及更好的社會安全網來釋放家庭支出。而在中國對大流行病的反應，所謂清零政策的方法，以及更重要的是其混亂的退出清零政策方法之後，將需要一些時間來恢複信心。而在中國這樣一個規模和發展不平衡的國家，要建立足夠的社會保障網，則需要更多的時間。中國的雙循環口號，雙重指的是外部成分，承認中國沒有能力將自己與世界分開。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歡，美國和中國必須接受保持相互聯繫的風險和脆弱性。美國和中國將進行競爭，而且是強有力的競爭，但在他們都是重要組成部分的單一體系內競爭。而一個體系內的競爭動態與美蘇冷戰時期存在的體系間的競爭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考斯甘說：“單一體系內的競爭是為了取得一種地位，使你能夠從相互依存中獲益，同時減輕自己的脆弱性並利用對手的脆弱性。一個體系內的競爭是將相互依存關係作為競爭的工具，當然不是一個體系取代另一個體系。而這些錯綜複雜的動態的最好例子莫過於高端半導體，它是中國在使能技術方面最嚴重的漏洞。半導體供應鏈中所有最關鍵的節點都由美國、其盟友和朋友掌握。但中國約佔全球半導體市場的40%。你不可能完全切斷你自己的公司以及你的朋友和盟友的40%的市場，而不對他們造成嚴重的損害。這就促使我們採取精細的區別對待政策，而不是使用重拳，使用手術刀而不是斧頭。而事實上，截至2020年8月，而且我認為從那時起情況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大多數關於豁免向中國出口技術的禁令的申請已經被批准。”
考斯甘說：“因此，兩個主角以及印度和新加坡等第三方面臨的選擇是複雜的，不再是二元選擇。這很重要，因為複雜性擴大了我們行使主動的能力。它擴大了我們找到新選擇的能力，只要我們有認識到機會的意願和抓住機會的敏捷性和勇氣。這很重要，因為儘管中國和美國說他們不想讓第三國在他們之間作出選擇，事實上，他們確實想讓我們作出選擇。特別是中國將大量資源用於影響行動，旨在將虛假的二元選擇強加給我們。這就是為什麼我在一開始就說，雖然重要的是不要對不確定性感到自滿，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它們並不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在以前的不確定時期中生存並繁榮，再次這樣做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是心理上的鎮定和保持清醒的認識。沒有一個主權國家是沒有主動的，永遠不會沒有主動。對於像印度這樣像大陸一樣大的國家來說，這一點可能是顯而易見的，其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對於像我自己這樣的小城市國家來說，這也是成立的。否則，我就不會站在這裡與你們交談，因為一個擁有主權的新加坡就不會存在。我們在1965年獨立後所面臨的環境以及區域和國際環境，比我們現在所面臨的一切都要危險得多。然而，我卻在這裡。”
考斯甘說：“在決定如何在美中戰略競爭中行使我們的主動以保護和促進我們的利益時，我們必須承認，關於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國家都存在着嚴重的問題。且讓我依次說說它們。對美國最大的關切集中在其國內政治上。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意願去詳細討論美國國內政治。我沒有這個意願，因為如果我以過度壓抑的方式來報答你們的熱情，那將是相當不禮貌的。所以我不會詳談當代美國政治的細節。我只想說，所有的民主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設計好的功能障礙，因為過度集中的權力是不被信任的，因此會以效率為代價進行約束。美國人把民主政治制度的這一特點禮貌地稱為‘制約與平衡’。儘管如此，人們仍然可以原諒自己的感覺，即美國的政治往往比絕對必要的功能失調更多。但是，即使是這樣，也必須把它正確看待。”
考斯甘說：“現在考慮一下，一個虛榮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自戀到極點的、鼓吹恐懼的煽動者競選美國總統並獲勝。聽起來很熟悉吧？好吧，我不是在描述特朗普。我描述的是偉大的美國作家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在1935年寫的一本題為《不會發生在這裡》的小說的基本前提，他的情節是基於路易斯安那州一位真實的政治家休伊•朗（Huey Long）的政治生涯。如果不是在劉易斯的小說出版的1935年被暗殺，休伊•朗很可能已經成為總統。我不自稱知道2024年將發生什麼。但即使特朗普先生被擊敗，或改變主意再次參選，那也不會是我們在美國最後一次經歷類似特朗普的政治現象。我提請大家注意劉易斯這本發表了距今近90年的小說的意義在於，特朗普和他所代表的一切並不是突然憑空出現的，也不會突然消失於無形。他代表了美國政治文化中的一種既定風格，這種風格定期浮現出美國政治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稱之為美國政治中的‘偏執風格’的特徵。我們不應忽視美國制度的這些公認的嚴重缺陷。但我們也不應該忘記，儘管其國內的政治，美國仍然作為一個大國在這裡，那些過度關注其定期自我毀滅、及幾乎總是渙散的政治進程，以至於低估美國的人，往往後悔莫及。”
考斯甘說：“美國力量、美國創造力和美國韌性的基本來源從未完全取決於首都華盛頓特區發生的事情。更根本的是，它們存在於美國偉大的大學、偉大的公司和華爾街，以及50個州的大街上。美國政治並非不重要，但在我看來，至少是一個二階因素。政治從來沒有阻止美國最終做正確的事情，或者至少像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經說過的那樣：‘在首先嘗試了所有替代方案之後’，做符合其利益的事情。而在中國和烏克蘭戰爭的關鍵問題上，我認為存在一個基本的政治共識，在這些問題上肯定會有許多政治爭吵，美國內部、美國和歐盟之間、歐盟內部以及北約內部的爭吵。民主國家本質上是爭吵的，但主要是對政策的手段而非目的的爭吵。我們決不能讓自己被美國國內政治所干擾，或對它們作出過度反應。”
考斯甘說：“只有一個美國，我們必須與其合作，並在新的背景下與其合作。隨着蘇聯的解體，美國不再面臨蘇聯所構成的那種存在性的外部威脅。普京的俄羅斯是危險的，但由於經濟和人口方面的原因，它的長期發展軌跡是下行的，已經是向下的，普京先生在烏克蘭的災難性誤判加速了這一情況的發展。中國是一個強大的對手。但根據定義，一個體系內的競爭不可能是生存性的，因為這個體系的生存沒有受到威脅。中國是現有體系的主要受益者，沒有強烈的動機去踢翻桌子，從根本上改變它，因為其自身的經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北京可能想把美國轉移到這個體系的外圍，並在中心位置佔據一席之地。但這並不是一種生存威脅。即使其有能力這樣做但我懷疑這一點，中國也不能把美國從這個體系中取代，而不冒着完全破壞它的風險。而這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除了生存威脅，美國人再也沒有任何理由為維護國際秩序而承擔任何負擔或付出任何代價。冷戰後每屆美國政府的基本優先事項都是國內，小布什政府是9·11事件迫使的一個例外。從那時起，每屆總統都試圖糾正小布什的錯誤，脫離其在中東的糾葛，但成效有限，直到拜登先生在2021年終於解開了這個死結。”
考斯甘說：“這種無情的舉動和冷戰後所有政府對國內的關注常常被曲解為美國從世界上退縮了。但我認為，更準確的理解是美國重新定義其與世界接觸的條件。而且，這也不是完全新的。半個世紀前，美國糾正了其在越南犯下的錯誤，從直接干預中退出，通過承擔海外平衡者的角色來維持東亞的穩定。此後，美國在這一角色上一直非常穩定。從阿富汗撤出後，中東地區正在發生類似的向離岸平衡者角色的轉變。我認為它遲早也會在歐洲發生，但不會因為烏克蘭的戰爭而轉移方向。”
考斯甘說：“一個離岸平衡者並沒有退縮，而是對其盟友、夥伴和朋友提出更多要求以維持平衡。在奧巴馬那裡，它採取了強調多邊主義的形式，而多邊主義是一種負擔分攤的形式。特朗普提出了單邊和粗魯的交易性要求。拜登先生是協商性的，但他並不是僅僅為了取悅盟友、夥伴和朋友而協商。他諮詢我們是為了確定我們準備為美國的戰略關切做什麼。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一點。對於那些符合他的期望的國家，拜登先生在向他們提供幫助美國推進共同戰略目標的工具方面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走得更遠。而這就是例如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的意義所在。在這個意義上，拜登的協商方式是特朗普粗魯的交易主義的一種更有禮貌的形式。如果你沒有達到預期，拜登先生可能仍然會很有禮貌，但你不應該期望被太認真對待。我認為，美國外交政策向更多交易性的轉變，無論是禮貌還是其他方面，都是永久性的。這是一個東盟、海灣國家甚至美國的一些歐洲盟友才開始明白的事實。”
考斯甘說：“說到中國，關於中國最關鍵的問題集中在習近平先生從過去八年的美國經歷中汲取了什麼教訓，如果有的話。我們看到了白宮的過渡，但對中國的態度沒有改變，其最重要的夥伴出現了重大失誤，導致了烏克蘭戰爭，正如我所說，使中國處於尷尬的地位。我強調的是個人習近平，而不是一個集體中國。因為習先生執政的前十年，利用反腐運動粉碎所有有組織的對手，其後果，最重要的後果是將權力集中在自己周圍，並廢除了最高職位的任期限制。所有這一切最重要的後果是在中國的制度中重新引入了一個單一的失敗點。威權主義制度能夠設定目標並長期不懈地追求。但是，只有當目標首先是正確的，這才是一種優勢。”
考斯甘說：“在中國，政治光譜的兩端是由毛澤東和鄧小平確定的。毛的意識形態驅動的大躍進和文革是無以復加的災難。鄧小平的改革和開放的務實決定，拯救了中共。在任何其他系統中，一個領導人都不可能嚴厲地審視他一生的工作，決定這一切都錯了，並在沒有重大反對意見的情況下進行180度的轉變。但是，在數百萬人死亡和需要避免對該黨的生存威脅的情況下，才改變了方向。在威權主義制度下，往往需要災難來迫使政策改變。那麼，習先生在這個光譜上處於什麼位置呢？我們中的樂觀者可以指出，扭轉清零政策的局面，儘管它是失敗的，但卻是正確的舉措，可以指出放鬆對大型科技公司的控制，可以指出振興房地產行業的努力，以及對俄羅斯的細微支持和改善至少與美國的氣氛或關係的努力，認為習先生恢復了鄧小平式的務實主義。而這並不是一個可以完全否定的評估。然而，我更傾向於持懷疑態度。謹慎的做法是保留判斷，而不是過早地得出結論說習先生肯定已經轉變了他的做法。”
考斯甘說：“這些可能都是為緩解日益嚴重的內部和外部問題而進行的戰術調整，而不是戰略方向的改變。全國範圍內自發的反對清零政策方法的抗議活動，將工人和學生聚集在一起，這種組合在中國現代史上對該黨來說肯定有非常不祥的共鳴，而且是針對習先生聲稱是個人成就的政策，不能被忽視，特別是在長期的人口統計學、目前的人口增長緩慢和高青年失業率的背景下。 對脫離清零政策的轉變缺乏準備，這顯然表明是一種應急反應，而不是刻意的反思。即使他們想，也不可能回到清零政策，我不認為他們想這樣做，但也不可能回頭。但是，我提到的其他例子就不能這麼說了，至少在我看來，這些例子也有應急反應的味道。試圖抑制槓桿率過高和估值過高的房地產行業並沒有錯，該行業可能間接佔到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四分之一或更多，構成非常嚴重的系統性風險。但應對措施是什麼，恢復所有宏觀經濟刺激工具以試圖促進增長，只會進一步推遲而不是解決這個問題，而且還可能放大其範圍。”
考斯甘說：“大型科技公司？好吧，大型科技公司已經被削減了規模，而放鬆是在新的參數內發生的。我認為習先生會毫不猶豫地再次採取行動，如果另一個像馬雲一樣的人物，其想法超出了該黨認為的他的人生位置，愚蠢地採取高調。當然，在去年10月召開的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也就是在這些轉變之前僅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裡，沒有發生任何事情表明對習先生執政前十年確定的方向進行任何戰略反思。這十年表明，習先生是一個真正的列寧主義者，他對幾乎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都是堅持加強黨的作用和黨的意識形態，現在這已經成為習近平思想的同義詞，被編入厚厚的四卷書中，毫無疑問，未來還會有更多的書。即使在中國面臨的最基本問題上也是如此。”
考斯甘說：“在2012年習先生成為最高領導人的黨的十八大上，中共自己承認，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十年帶來驚人成果的增長模式是不可長期持續的。這是該黨自己的承認。第二年，在2013年11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宣布了一個新的增長模式的大綱，我引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承認和宣布的時間表明，它們可能主要基於江澤民團隊早先的工作，而不是習，後者當時可能更關注鞏固他的權力而不是經濟本身。無論如何，根據一些學術界的估計，2013年的計畫已經實施了很少，可能不超過20%。習先生的重點顯然是國家部門和黨的控制，而不是市場。中國不會崩潰，可能會隨機應變地前進。但三十年來，增長一直是中共合法性的關鍵支柱。而在2017年的黨的十九大上，習先生自己重新定義了中國的‘主要矛盾’，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術語，以承認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越來越高，但迄今為止，習先生半心半意地對進行該黨自己認為必要的市場調整，以維持增長和獨特的增長來滿足不斷上升的期望，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強有力的指標，表明他真正的優先事項可能在於此。他的共同富裕的口號是明確的跡象，表明該黨不贊成其所稱的‘資本無序擴張’，指向的是同一方向。”
考斯甘說：“在2021年，習先生囑咐該黨的幹部要使中國，我再次引用‘在國外更可信、可愛、可敬’。這表明他知道他的外交政策並不完全是一個巨大的成功。所謂的戰狼們似乎已經被拴住和鉗制了，至少現在是這樣，但真正的問題超出了過度熱情的外交官。習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多地嘗試和使用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即屈辱、復興和實現中國夢，以證明該黨對權力的壟斷和他個人對該黨的地位的提升。由於沒有其他可信的合法化敘事，該黨無法對這一敘事進行重大修改或調整，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習先生認為有必要這樣做。在該黨的領導下，這種本質上的復仇主義敘事，這種關於屈辱、復興和實現中國夢的敘事是復仇主義的，它給中國的外交政策注入了強烈的應得權益感。這反過來又導致了侵略性和不妥協的行為。”
考斯甘說：“畢竟，如果我只是像他們所說的那樣，試圖奪回在我弱小時被奪走的東西，那不僅僅是領土，而是更根本的，我相信，這種尊重是由於一個一直認為自己的文明優於所有其他人。如果我相信這一點，我為什麼要妥協？為什麼我不應該堅定地堅持自己以重拾我的看法？不這樣做會使我在自己的人民眼中顯得軟弱，並有可能破壞他們的支持。而對該黨而言，這是首要考慮。對一個列寧主義國家來說，外交只是一種戰術上的權宜之計或次要考慮。中共以台灣為中心來證明其統治的復仇主義歷史敘事，沒有統一就無法實現中國夢。習先生自己曾多次這樣說過。但這並不意味着中美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考斯甘說：“的確，台灣是最危險的潛在爆發點，北京絕不會放棄武力統一的選擇。但是，儘管中國言辭激烈，而且與一些認為戰爭迫在眉睫的危言聳聽的評估相反，我認為北京並不真正渴望為台灣開戰，除非其被迫出手。中國仍然缺乏發起必要規模的兩棲行動的能力和經驗。當然，中國最終會獲得這種能力，但統一戰爭仍將是一場巨大的賭博。如果中國為台灣發動戰爭，其必須獲勝，而且必須迅速獲勝。普京先生可以存活下來，我想可能會在一場失敗的對烏克蘭戰爭中存活下來。但沒有一個中國領導人能在一場失敗的對台戰爭中倖存下來，如果對台戰爭失敗，甚至中共的統治根基也會受到嚴重動搖。無論如何，在中國的核現代化計畫使其有能力像俄羅斯在烏克蘭那樣阻止美國的直接反應之前，中國是很難發動戰爭的。目前，台灣問題的最大風險不是設計的戰爭，而是事故失控或台灣內部政治出現轉機，迫使中國出手。這兩種風險都在上升。儘管如此，我們不應忘記，北京有非動能的選擇來處理台灣問題。而且我認為這些是其首選方案。”
考斯甘說：“現在讓我總結一下，就我的分析對國際關係的未來的影響發表一些看法。如果我不是完全在胡說八道的話，我們都面臨著兩個不可避免的現實。首先，任何國家都無法避免與美國和中國打交道。而同時與這兩者打交道是有效處理任何一方的必要條件。沒有美國，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對中國形成平衡。而不與中國接觸，美國很可能認為我們是理所當然的。對於印度這樣的大國來說，後一種可能性可能較小，但並非不存在。第二，據我所知，沒有哪個國家對美國和中國的某些方面不存在關切。這些關切並不一樣，也沒有同樣的強度，而且它們並不總是被闡明。事實上，它們經常被公開否認。但是，即使在最親密的美國盟友中，以及在深深依賴中國的國家中，這些關切也照樣存在。”
考斯甘說：“與我們無法避免合作但又不完全信任的大國打交道，需要戰略自主權。而即使是最親密的美國盟友，我應該說，也在朝着這個方向發展。這並不意味着聯盟或不太正式的安排，如四方安全對話（Quad）將解體，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它們將變得更加鬆散，因為那些希望為自己保留儘可能廣泛選擇的國家，包括那些有核選擇能力的國家。很少有國家，如果有的話，會承諾在所有領域或所有問題上與任何一個大國結盟。這將鼓勵一個多元化世界的自然多極化，當然我們的地區是一個自然多極化的地區。然而，多極化不會是對稱的。美國和中國仍將處於國際秩序的中心。而且，圍繞中心軸線發展的國際體系也不太可能像冷戰時期的兩極結構那樣有明確的定義，國際秩序將變得更加流動。”
考斯甘說：“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正在使人們越來越難以將關係整齊地畫分為朋友或敵人。模糊性是關係的內在特徵，在這種關係中，相互依存創造了紐帶，深深的紐帶，但這些紐帶的範圍暴露了這些脆弱性。全球化正處於壓力之下，但關於其未來消亡的更多世界末日式的預測缺乏可信度。政治，國內、國際或全球化，對幾乎所有人來說都變得更加困難。但推動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技術是不能不學的。它們有自己的動力，可能被減緩，但不能被阻止。儘管如此，國際關係將變得更加複雜，因為各國都在努力應對將它們拉向不同方向的政治和經濟考慮。”
考斯甘說：“我認為正在出現的是一種動態的多極化秩序。區域性中等強國和小國的變化組合將沿着中美關係的中心軸線不斷地安排和重新安排自己，有時向一個方向傾斜，有時向另一個方向傾斜，有時走自己的路，忽略美國和中國，因為他們在不同領域的利益和情況決定了。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可變幾何和不斷運動的秩序，而不是靜態結構。我們將不得不學會從動態而非靜態的角度思考‘秩序’及其必然結果‘平衡’、‘均衡’甚至‘穩定’等概念。要成功駕馭這個新興的體系，將需要一個根本性的轉變或心態和方法，不是每個國家都會覺得舒服。我相信，印度和新加坡可能比大多數國家更容易，因為所需的東西基本上已經是我們的外交運作方式。但是，我們仍然必須確保我們的機構，也許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政治，保持足夠的靈活性和勇氣，以不斷適應這種多變的新興秩序，同時不忽視我們的根本利益。女士們，先生們，我說得太多、太長了。我感謝你們如此耐心地聽我講話，現在我將非常高興地接受你們的提問。謝謝大家。”